在我国各宗教中，天主教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这不仅是因为天主教在历史上曾经充当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梵蒂冈在政治上没有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态度，企图利用中国天主教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发现混进有帝国主义的间谍，他们有帝国主义的国际背景。对这个问题，我们只反对半官方，不牵连宗教信仰问题。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果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1951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中又一次指出：“对于天主教徒也要做工作。我们知道，天主教徒里边有不少是受了梵蒂冈影响的人，还有一些是带有反动意识吃洋饭的人。但是天主教有几百万教徒，这首先就是一个群众问题。我们不能把几百万信天主教的人都看作是吃洋饭的。如果这样说，一定会脱离群众，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是劳动人民。”

 1952年8月，习仲勋奉调中央工作，先是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一年后任政务院秘书长。1954年9月政务院改称国务院，他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他贯彻落实周恩来关于天主教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为天主教统战工作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一、推动天主教实现从革新运动向爱国运动的转型

 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县天主教神父王良佐率教徒500多人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提出：“基于爱祖国爱人民的立场，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并肃清亲美、恐美、媚美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1951年1月17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举行茶话会，邀请华北地区的天主教人士座谈天主教革新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表示支持广大爱国的天主教徒积极参加天主教的革新运动。

 此时，习仲勋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1951年3月10日他在西北统战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了积极推进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三自”（自传、自养、自治）运动的经验：一是由政府积极地出面推动上层积极分子来做，和上层人士协商谈判，进而甩开外国人。第二条是发动上层，逼迫上层，搞签名运动，订立爱国公约。三是在经济上积极帮助他们自养。他认为，“这三条如果能够帮助他们搞好，那就会把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搞到爱国统一战线中来。我们要积极推进而不要等待，要钻进去了解情况和做工作，要创造和造成这个条件，使‘三自’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后，最早注意到了“三自革新”（建立中国人民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口号的不妥。1953年6月，他向中央提出关于开展上海天主教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根据目前对天主教的工作，可不提“三自革新”口号，只提爱国运动。6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习仲勋的意见。

 1953年7月20日，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如何做好文教统一战线工作》，具体阐述了他的意见。他主张：“天主教和基督教同一般的统一战线对象不同。今后对已经搞起来的革新组织，如果教徒群众没有要求改变，可以暂时不动，如果有这个要求那当然可以动；凡是新成立起来的一律不叫‘革新会’，叫‘爱国会’。”理由是：“中国人爱国，这谁也不好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也很难在教徒中造成影响，说你中国人不要爱国，也不好进行这个反宣传。所以，当前天主教的工作就是以反帝爱国为中心，只抓这一点，不搞别的。”更为重要的是，提出“宗教革新”有改革教规教义之嫌，这不易为广大信教群众所接受。他明确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天主教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间谍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既不是反宗教，也不是改革宗教，也不是改革教规、教义，就是要把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天主教这个侵略工具，转变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一种宗教事业。至于改革教规、教义，我们一个字也不要提，将来要改革，也不是靠我们下命令，而是靠他们教徒自己起来。”

1953年12月，习仲勋在第二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天主教爱国会的性质，指出：“天主教爱国会是包括天主教徒与神职人员以反帝爱国进步分子为领导骨干，吸收中间、落后教徒参加的广泛的反帝爱国爱教的统一战线组织。”

 1954年3月13日，习仲勋在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上提出：“目前在天主教、基督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教徒群众和神职人员、教牧人员继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地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建立和发展爱国会的组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1955年5月，习仲勋在第三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提出1955年天主教工作的任务是：“大力开展争取教徒群众和神职人员特别是高级神职人员的工作；对教徒进行广泛的爱国守法教育；健全与发展爱国组织；分化、孤立教会内的反动势力，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继续深入与巩固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就整顿和建立爱国组织问题作出具体部署：天主教全国性的爱国筹备组织，因条件尚不具备今年还不宜提出建立。各地对已建立的爱国会应注意整顿，对混进爱国会领导机构的反革命分子应予清洗；对爱国会中的积极分子应抓紧教育，克服其脱离群众的作风。原是“革新会”的，应进行必要的工作，在适当时机改变其名称。在城市和教徒集中的农村反帝爱国运动开展的地方，应在大多数教徒的赞成下，及时成立爱国组织；但一般农村不宜成立，个别地方必要时可成立临时性的“爱国学习委员会”。省级的和教区性的爱国会暂时不成立，教徒众多地区的爱国会可酌高专职人员，但不宜过多，各地应很好地掌握。

 1956年2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召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主教、神父和教友及部分特邀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认为成立天主教全国性爱国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1956年7月19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会委员会预备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发起人会议的倡议书，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会国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到1956年底在全国先后建立了200多个地方性爱国组织。1957年2月12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起人（扩大）会议，作出了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决议。1957年7月15日到8月2日，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26个省（自治区）、市的一百多个教区，共241人，代表三百多万天主教徒。会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一致通过《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并通过了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决议。1962年中国天主教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更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7月16日，习仲勋代表国务院到会发表讲话。8月5日，习仲勋又主持召开中国天主教上层分子座谈会并发表讲话。由此可见，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爱国组织是在习仲勋具体指导下建立的。这是他对中国天主教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深刻阐述爱国爱教的统一问题

 1957年7月16日，习仲勋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爱国爱教的统一问题。他指出：“爱国爱教是可以统一的，因为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神圣的职责，宗教徒当然不能例外，所以任何宗教只要他们是中国人，就都应当爱国，何况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是和每个教徒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不管信这种教或信那种教的人，都希望有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要国家好，教会才能办好。大家对祖国忠诚，热爱祖国，人民和人民政府将更信任你们，你们的教会才容易办好。办好了教会，这种教会才可爱。教会是爱国的，教徒是爱国的，你们对国家就有好处。新中国是六亿人民的国家，国家好了有利于办好教会，教会办好了也有助于国家。因此，爱国与爱教是一致的。”

 在这次会议上，尽管对爱国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但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言论，如“爱国不能反帝”，“爱教即是爱国”，“先爱教后爱国”等。对于这些模糊认识，习仲勋逐一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评分析。

 首先，关于“爱国不能反帝”，即不能反对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和不能反对梵蒂冈的反动言行。习仲勋鲜明地提出：不反帝怎么能爱国？近百年来，帝国主义骑在我们头上，不反对他们怎么能爱国呢？所谓革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关于反帝与爱国的关系，他认为：“反帝是爱国的基本内容，爱国必须反帝，离开了反帝就谈不到爱国，不反帝不但不是爱国，而正是害国和误国。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吗？”关于反帝与爱教的关系，他认为：“不反帝也不能爱教。要爱什么教呢？是爱中国人办的教会呢？还是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教会？当然是要爱中国人办的教会，不能把中国的教会变成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块块‘殖民地’。要爱教也必须反帝，因为教会内如果还有帝国主义分子，怎么能把教会办好？所以，不肃清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也无法爱教。”

 其次，关于“爱教即是爱国”。习仲勋认为，我们讲爱国爱教是可以统一的，但爱国爱教毕竟是两回事，绝不能把爱教来代替爱国。他点明“爱教即是爱国”这句话的实质，就是取消爱国，就是爱教不爱国。他指出：“教会不是在空中，不是在沙漠上，而是在中国。宗教超政治，总不能超出中国，超出中国人，实际上是不能超政治的，不能把宗教置于国家之上和置于现实生活之外，在爱教的借口下，把爱国撇在一边。古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再次，关于“先爱教后爱国”。习仲勋提出：“我们认为爱国与爱教可以同时并进，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爱国应先于爱教。”解放后我们在天主教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就是很重要的爱国行动。也就是说，最先搞爱国运动。“因为肃清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爱教的前提，也是爱国的最主要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先爱国然后才能谈到爱教，就是首先把教会纯洁了，然后才能办好教会。”

 在这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有人说“天主教人不问政治，不管是蒋大总统的政权也好，毛主席的政权也好，只要保护信仰自由，我们就拥护。”习仲勋在讲话中针对这种非常危险的说法，明确提出要爱国就必须严格地划清敌我界线。他指出：“划清敌我界线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划清这一界线，不仅在思想上要造成混乱，而且在行动上要造成严重错误，因为它可以认敌为友，也可以以友为敌。所以，划清敌我界线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思想问题和立场问题。”他强调：“爱国是有具体内容的，就是要爱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要爱社会主义制度。”

 特别是习仲勋就中国共产党人与宗教徒信仰不同如何能实现团结指出：“我们相信，全国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是爱国的，是愿意站在社会主义方面的。尽管有人仍在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宗教徒的信仰不同，但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事业上，各人信仰不同并不妨碍团结，因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团结的政治基础。我们要求宗教徒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或强制人民不信教。所以，我们是可以团结的，是能够团结的，事实也是如此。”

三、准确界定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

 梵蒂冈是罗马教廷所在地。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争论未决的问题，也是时刻影响中国天主教的一个问题。这是中国天主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习仲勋鲜明地提出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中国的教派很多，但是现在一切还是听从外国指挥、而受梵蒂冈左右的只有一个天主教，这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和深思。八年来没有澄清的问题，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在认识上明确起来。”

习仲勋认为，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有两种关系：一是宗教上的联系，二是政治上的联系。对于前者，“人民政府并不反对”。对于后者，则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习仲勋指出：“到底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呢？一方面固然是宗教问题，但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关系到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这是由于梵蒂冈不仅在解放前就利用中国天主教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而且在解放后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采取敌视态度，以圣谕和神权煽动天主教会作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工具。因此中国天主教会对梵蒂冈的态度仅从宗教关系出发是不对的。”“必须坚决站稳中国人民的立场，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打破梵蒂冈假借宗教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与梵蒂冈彻底割断政治上的一切联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不失掉立场、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而且有利于教会本身的纯宗教联系。”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有关宗教方面的联系之所以不能正常进行，主要原因是梵蒂冈对新中国一向采取敌视态度，破坏了这种联系。为此，习仲勋举出大量事例来说明。

当时有人提出新中国与梵蒂冈建立所谓“邦交”，发生宗教联系，习仲勋明确予以批驳，指出：“这不是承认‘两个中国’吗？还能说是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友好平衡的宗教关系吗？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有‘两个中国’。”同时指出：“中国天主教会派代表团赴梵蒂冈和向梵蒂冈发所谓‘致敬’电等想法，都是不对的。”

 关于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习仲勋指出：“我们不能容许梵蒂冈利用中国天主教来进行其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同样，我们也不能容许教会借口宗教上的联系，为梵蒂冈的政治阴谋服务。”不但要反对梵蒂冈企图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破坏新中国的一切政治阴谋，而且要梵蒂冈尊重中国的主权，尊重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宗教上应有的权利，不得任意干涉中国天主教的教务，对中国天主教主教的选择、任免，也必须尊重中国天主教会的意见。中国教会在经济上必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拒绝接受外资津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中国天主教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实现中国天主教真正由中国教徒自办的目的。”

 习仲勋要求：中国天主教会与教徒必须“站在爱国的立场上来考虑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在不违反中国人民利益、不分割中国主权和梵蒂冈改变了敌视新中国政策的前提下，中国天主教才可以和梵蒂冈发生宗教事务上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宗教关系，而不是梵蒂冈利用宗教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宗教关系。”这就为正确认识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指出了前进方向。

四、天主教要过反帝爱国之“关”

1957年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时，全国已经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仲勋对天主教提出了要过反帝爱国之“关”的要求。他认为，宗教界也是一个社会，社会各方面都会影响宗教界，目前反右派的斗争在宗教界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反右派斗争是个很激烈的阶级斗争，因为它是改造思想、改造立场的问题，所以是不容易的，要下定决心才行。”

在反右派斗争的情况下，中国天主教会应该怎么办？习仲勋提出：“希望通过这次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和社会上反右派的斗争，你们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能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的祖国建设好，千万不要把天主教变成中国人民前进中的累赘。如果天主教徒离开了反帝爱国，而去执行梵蒂冈反对新中国的政策，这是没有前途的。”

1957年8月5日，在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结束后，习仲勋在中国天主教上层分子座谈会上再次发表讲话。他认为，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过去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解决这样重要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只要梵蒂冈存在，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要进行斗争。他希望“宗教界朋友不要只看到宗教，也不要因为梵蒂冈改变了花样，就看不到斗争。”现在就是要逐步做到使梵蒂冈不能控制中国天主教。针对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不是“裂教”的疑虑，习仲勋明确提出：“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让你们裂教。但是梵蒂冈却在利用宗教，反对社会主义，要‘裂国’。”与所谓“裂教”相比，“裂国”才是大问题。他明确批评中国天主教内还有一些人和梵蒂冈共鸣，同它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语言、一样的行动。中国天主教和梵蒂冈的斗争，是站稳中国人民的立场问题，不这样就是站到梵蒂冈方面，与人民政府为敌，与六亿人民为敌。习仲勋尖锐地指出：“所以我们劝告你们和人民站在一起，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爱护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六亿人民是不答应的，政府也不能答应。政府现在是帮助你们过‘关’，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关’不好过，你们的‘关’好过，就是要过反帝爱国之‘关’，现在不过‘关’，将来更不好过了，就会更痛苦。”

 习仲勋把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看作是天主教界的整风，整的是爱国不爱国，反帝不反帝之风。政府对中国天主教的要求只是在政治上与梵蒂冈划清界限，不接受它的反动命令。他还认为，这次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也是一个大辩论会，今后各地也要这样做。真理是愈辩愈明的。“经过反复的说理斗争，最后是能够团结起来的。要辩论还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怕困难。应该看到，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和教徒是爱国的，少数人不赞成，甚至会无理取闹也不要紧，多数人是会赞成的。这是长期的斗争，不能操之过急，除了对个别的反革命分子要法办外，对一般思想问题，要用说理的办法。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因为今天压下去，明天还会起来，所以要坚持和风细雨的方针。”他还指出：“统一战线是有条件的，交朋友也是有条件的，这一点必须讲清楚。政府要求你们的是反帝爱国，你们要求政府的是宗教信仰自由，否则就不能搞统一战线，也就不能交朋友。把这些道理讲清楚，可以挽救一些人，使他们少犯错误，好处很大。”事实证明，在反右派斗争的大背景中，习仲勋对中国天主教及时提出了这样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对于防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资料来源：《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来源：学者张峰公众号

编辑：董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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