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的观念。这种批判是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扬弃。恩格斯曾就唯物主义形态的变化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摒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照此理解，对待传统文化理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批判地吸收、利用中国古代文化，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其基本含义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样理解的“批判”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的否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主张：“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同样主张：“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对封建主义的东西要批判地吸取。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得到了正确理解，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内涵得以沿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遗产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不能不加鉴别地统统继承下来。这不是学习历史的正确方法。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扬弃”观，主张对我国传统文化，“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他提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在此前提下，他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论断。他深䆳而敏锐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前者是改造，后者是完善，目的是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具体地说，“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给予更为积极的肯定性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儒家思想提供的。“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后经历代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尽管人们对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有各种解读，但儒家思想总体上为我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了精神支柱”。中华传统文化呈现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多向多元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研究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不仅为使用“小康”概念来确立中国的第一步发展目标，而且为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更容易得到中国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儒家文化历来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孟子的“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对于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推崇儒家思想文化是不是厚古薄今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更为科学的回答。他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论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就是说，我们既不要片面地厚古薄今，又不要片面地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二是明确中华传统美德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重视发挥礼仪文化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的作用是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因此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反应。在旧中国，对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要破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道德。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坚决抨击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党，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道德教育在稳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我国古代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规范显露出其积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道德教育渗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礼者人之规范，守礼报以立身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特别是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要善于从中汲取道德滋养，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
三是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地位，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一起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古为今用是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主张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目的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他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此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存的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三种文化统一起来，提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三种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人才，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