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一）国内背景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中日矛盾激化，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灾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造成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局面。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放弃反共立场和对日妥协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仍坚持了反蒋立场，提出‘抗日反蒋’。当时，一方面蒋介石正致力于陕北的“剿共”；另一方面日寇加紧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灭亡。在这种形势下，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是不能并举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就必须正确对待和处理在抗日前提下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为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有必要促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参加统一战线。

1936年以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不能再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日本侵略者混为一谈，日本法西斯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一切都必须服从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为实现全国统一的抗战局面，必须改变自己的策略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开始提出“联蒋抗日”的口号。

1936年5月，红军结束东征，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中没有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而是使用“蒋氏”、“阎锡山氏”的称谓，表明中共公开放弃反蒋口号，“逼蒋抗日”方针的初步形成。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8月25日又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国民党的进步表示诚恳欢迎，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这是我党阐明国共合作主张的正式文件，是在西安事变前采取“逼蒋抗日”方针的重要一步。

（二）国际背景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逐步形成，德、日法西斯都有进攻社会主义苏联的企图，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希望把战争引向苏联。据此，共产国际在1935年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其影响下发表了《八一宣言》，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国民党是一个派别复杂、层次多样的政治集团，对其亦应具体分析。华北事变后，国际局势变化，苏联感到德、日从东西方同时进攻的威胁，企图利用蒋介石拖住日本，急于看到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所以在1935年底停止了反蒋宣传，提出联蒋抗日方针，并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宣传，联合蒋介石集团以共同抗日。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当时问题不在联蒋与否，而在于有没有联蒋的条件。当时党和红军刚完成长征，蒋介石还在进攻，要联蒋只有投降，所以党仍坚持了反蒋立场。

共产国际对中共策略的实际变化起了关键作用。1936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统一战线问题，季米特洛夫在讲话中批评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政策，提出应该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认为“蒋介石本人不想搞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中国制造一种应有的局势，必须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和国民党内部制造一场运动，让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统一战线，让蒋介石率领南京军队的其他将领加入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因此“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二、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为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指出全党不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同蒋介石同等看待，“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总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即一方面继续揭露蒋介石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行，另一方面向他们提议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行两党谈判，订立抗日协定。同时也不放弃同各派抗日力量的联合，以促使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中心口号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全党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联合。《指示》共提出六项具体要求。

三、意义与感悟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逼蒋抗日”为“联蒋抗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逼蒋抗日”阶段，为“联蒋抗日”作了理论上、政策上的准备；“逼蒋抗日”又为“联蒋抗日”作了统战工作的准备；经过“逼蒋抗日”,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抗日统一战线阵营进一步壮大，这又为推动“联蒋抗日”作了实力上的准备。

“逼蒋抗日”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国民党最大的实力派，中国抗日如果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参加是难以想象的。从1936年5月至9月，指示的提出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熟的过程，从反蒋到逼蒋的变化，反映了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独立思想的伟大创造。这与共产国际要求的联蒋抗日有明显不同，中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但由于蒋介石仍坚持对日妥协和反共立场，故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指示》与共产国际指示的区别就在于中共固然主张国民党政府应参加并领导抗日，但在政治上仍应对其保持一种进攻的态势, 用以逼迫国民党政府放弃一党专政，接受中共提出的关于实行普选制、选举国会等政治主张。很明显，要达到“联将抗日”的目的，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仅仅靠政治上的劝说和呼吁是不可能做到的, 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 这对中共来说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所以，在从“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策略的过程中，中共并不是盲目吸收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对其作出了重要调整，体现出了相当大的自主性。

这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的科学的转变，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中共才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同时只有联合国内一切主张抗日的政治派别，经过斗争，才能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政策，加入抗日营垒，实现逼蒋抗日之目的。这些皆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同，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对我党的指示有明显的失误或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三个月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实现，证明了我党方针的正确性，也证明了这项方针是我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提出来的，它决不是照搬共产国际的意见，反映了我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正确的分析和科学的决策，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抵制外来的错误与压力，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