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有的研究范式是一个学科自主性与自为性的标志。路璐博士和李小宁教授认为统一战线理论有两种范式，一种是经典“敌我友”范式，一种是新型“共同体”范式。那么，作为研究统一战线的学科——统一战线学，是否也具有一些分析范式？一定程度上，统一战线学分析范式可以理解为“描述统一战线发展逻辑的一套科学的术语体系和分析方法,是统一战线概念、价值、理论、话语的总和”（张伟军，2021）。事实上，本文所提出的分析范式难以成为哲学意义上的范式，仅仅是对统一战线学中不同研究视域的一种尝试性概括。

统一战线学分析范式与其他学科的分析范式有所不同，一方面，植根于统一战线政治哲学，而不是完全取材于社会科学哲学；另一方面，与统一战线历史、理论与实践紧密关联。不同的分析范式的侧重点有所差异，有的强调斗争，有的则强调团结；有的侧重政治维度，有的则侧重社会维度。正是由于不同分析范式的侧重点不同，才真正地拓宽了统一战线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一般而言，统一战线学中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敌我友”范式、社会领导权范式、政党统合范式、国家治理范式和社会团结范式。

（一）从“敌我友”范式到利益政治分析

《毛泽东选集》开篇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书中提出“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国外代表性的统战史专著也定名为《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肖存良译）。因此，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敌我友”这个经典范式的学术价值。“敌我友”既是统一战线的经典范式，也是统一战线学分析的经典范式。作为一种最为经典的范式，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化，并且得到广泛地应用。一方面，广泛应用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发展史的研究，统一战线史的叙事方式无非是讲清楚哪些人是自己人、是同盟者，哪些人是中间派、是骑墙的，哪些人是对立的、是阶级敌人，进而围绕这些人展开多种团结与斗争的实践。无论是百年的统一战线发展史，还是某一时期或阶段的统战工作史，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在运用这一范式加以分析。另一方面，这也是国际统一战线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具体是将“对抗性联盟”和“非对抗性联盟”作为分析工具。此外，回到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之中，“敌我友”这一范式的主要表现为利益政治分析模型。如何从利益视角研究统一战线，是新时代实现“敌我友”分析范式时代化调适的一个切点。王浦劬教授（2022）建构的利益政治分析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这一工具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整合等分析工具，一同成为统一战线学研究的利益分析方法论。事实上，这一方法论为我们理解统一战线运转的底层逻辑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二）社会领导权范式

有研究指出，“领导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社会领导权范式将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领导权紧密结合起来。因此，统一战线如何取得社会领导权、巩固社会领导权，成为这一范式所回答的基本问题。若要探讨社会领导权的分析范式的理论关联，则可追溯到“国家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与“政党中心主义”三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论争，也可以延伸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社会、取得政权、巩固政权这一政治学最为经典议题之一——谁统治？肖存良和林尚立合著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则是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作，他们以“根植社会—占据边缘—走向中心—巩固中心”这一发展脉络，清晰完整论述了统一战线在“党建国家”历程中的政治效能。当前，中国共产党所建构的“同心圆”理论模型，以及“同心圆”政治格局，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领导权范式的政治意蕴。有研究发现，“如果说在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共动员社会力量夺取政权的一个法宝,那么在新时期统一战线则是中共与时俱进地适应经济社会环境变迁、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维持其对社会领导地位的法宝”（廖幸谬等，2018）。因此，社会领导权范式可视为统一战线与统战工作适应性转型的一个解释框架，这一范式所关注的则是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中的统一战线回应时代挑战所作出的调适。而且，“新时期统战工作在政治、理论和治理三个维度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客观结构和主观立场之间的复杂性、多元社会的分裂性以及开放环境，极大地提高了统战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在新时代下，需要不断反思统战工作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制度创新和机制方法”（景跃进，2018）。

（三）政党统合范式

政治整合的实现既需要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也需要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政党统合”。“政党统合”是统战工作的推进社会政治整合的一种机制，或称为制度吸纳、体制性吸纳。政治体制将政治参与者吸收进体制，使参与者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竞争和分配政治权力和利益，以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有序性，进而构建柔性社会稳定机制。阎小骏则将“政治吸纳”作为回答“中国何以稳定？”这一问题的答案之一。进一步而言，在“政党统合”形态里，执政党构建了一套以党为中心的组织结构，包括执政党自身的组织体系及外围组织体系，依靠组织的力量，执政党通过吸纳和嵌入两种基本的路径和方式统合社会（弓联兵，2013），可以认为是法团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本土化调适。事实上，这一范式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对于统战领域问题的研究，历经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许多标识性概念。康晓光在“第三部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行政吸纳社会”“分类控制”等理论和概念，这为理解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分析工具。此外，这一领域所涉及的政治学概念还有：政治共识、政治领导、政治安排、有序政治参与、政治资源配置与控制、组织化利益表达等。当前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可以认为这一范式的研究方兴未艾，若能在深入观察或参与地市级、省级统战部门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和发展这一范式，则将成为统一战线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四）国家治理范式

近十年，国家治理研究成为学术界常谈常新的话题，统一战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自然也成为统战学研究者纷纷撰文论述的一个领域。将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的前提，是正确区分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体系两种属性（束赟，2021）。那么，从制度体系视角研究统一战线的国家治理效能，顺理则成为一门“显学”。从治理策略和技术上看，相较于法治、政府治理，统一战线是一种柔性治理，或称为软性治理、韧性治理、包容性治理，等等。当然，统一战线的柔性治理与“政党统合”范式是互为表里的。相较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统一战线更多体现为一种情感治理，一方面这归因于党政治理结构具有的治理“弹性”，或是说中国科层制的情感属性，另一方面则需要考虑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政治优势在统战工作中的体现。相较于统合治理，统一战线则体现为一种协商治理，严谨意义上可以认为为一种协商政治。如何区别于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中的“协商治理”则成为统战学研究自主性、自为性程度的重要指标。未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如何在统一战线协商治理或协商政治中应用，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变革。当前，我们一直关注于统一战线中的结构与行动，往往忽略了统一战线中的观念要素——政治心理。所以，今天我们要呼吁：将政治心理带回统一战线学研究，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心理属性。其中，武汉大学卢勇（2017）等人对党外知识分子“个性”做了研究，这种方法和思维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此外，从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学、政治生态学层面研究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一个亟待需要深入挖掘的理论宝库。

（五）社会团结范式

近期，张献生教授在《政治学研究》刊文，从统一战线视角出发，提出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事实上，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本质要求，“统一战线就是要不断巩固大团结大联合的共同政治基础，在发扬民主包容差异的合作中画出最大同心圆”（钱再见，2023）。谈及社会团结，我们不由自主回溯至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中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在空间和时间上，这多少离我们有些遥远。事实上，有机团结的实践——近现代东亚“职业共同体”“单位共同体”“企业共同体”等，“都体现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作为国家与个人间中介组织的凝聚功能”（田毅鹏等，2023）。因此，我们今天统一战线学研究中的社会团结所重点关注的是：国家与个人间的中介组织或中介机制。当前，部分学者从社会学视角理解统一战线的社会团结范式。张静教授提出“扩大对差异性社会类别的制度整合度”这一观点，认为需要广泛吸纳组织关联较弱的体制外人群,建立他们和中心体制的结构关系。这一观点可以初步概括为“差异性团结”，以作为统战学的专用术语，简单而言，就是推动实现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与基层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

从政治学的视角建构统一战线学社会团结范式的概念体系有一定成果，有学者先后提出“信息社会的弹性团结”“包容性团结”等具有统战学意蕴的团结话语的概念（戴洁，2022、2023），这对我们在信息时代思考社会团结具有启发价值。而且众多概念具有参考价值，例如，多维团结（林华山等，2022）、中国特色的团结政治形态（徐理响等，2022）、纵横交织的团结（张淑娟等，2023）等。此外，“要把大家团结起来，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就必不可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观念要素与组织结构结合起来？目前好的方式，只有找到政治学与社会学两种路径的结合——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今天，社会团结范式所关注重点的是社会组织化结构的优化与调适,具体通过提升人们的生存发展能力与体制关联度, 进而实现不同社会群体政治认同的再生产。就是要回答统一战线组织如何从“象征性代表”通向“实质性代表”这一实践问题。回到中观、微观层面，这为我们的统一战线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代表理论的框架。当然，对于这些概念、框架的运用与发展程度究竟如何，那就要看统战学人的想象力了。

作者：王清华，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