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峰，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特约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博士生导师。
1978年2月，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人民政协在停顿十年之后得到恢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不断创新。以人民政协开展民主协商的丰富经验为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取得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政协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协商精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席的第五届全国政协结束长达 10 多年的瘫痪状态，重新开展工作。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数为1988 人，比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增加三分之二。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协商民主上开了好头，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评价说，“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各方面人士济济一堂，共商国事。大家精神振奋，心情舒畅，讨论得很热烈，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体现我们党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民主协商精神”是邓小平为人民政协指出的精神引领，指导人民政协发挥民主协商和监督作用。五届全国政协发扬民主协商精神，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协商成果。如推动拨乱反正方面，政协委员提出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为“二月提纲”正名，为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昭雪，先后召开24次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许多建议，促成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在促进现代化建设方面，政协委员实地考察宝钢建设工程，提出的相关建议被采纳，提出开发上海浦东的建议，对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1980年2月全国政协发表《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希望台湾各界人士敦促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首先实现通邮、通商、通航。在开展国际交往方面，先后邀请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政协礼堂发表演讲。1981年11月，王首道副主席率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方面，适应统一战线工作逐步深入到基层的需要，198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县（市）和市辖区设立政协问题的通知》。
1983年6月4日至22日，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颖超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六届全国政协委员2039人，委员的构成较之于五届全国政协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主要表现为非中共党员占了委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台胞联谊会和港澳同胞新列为政协的参加单位。这一变化决定了人民政协要更好地开展民主协商。1984年5月12日在六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邓颖超提出“要充分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一切重大问题和需要协商的工作，都必须经过认真的协商，加以解决。”她就政治协商问题作了深入阐述，指出：“政治协商，是我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族人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需要经过政治协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国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各种问题，也是经过政治协商进行调整和解决的。这种协商是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不敷衍应付，不强加于人，而是经过反复商量，充分交换意见，集思广益，真正达到政治上的一致或基本一致。在协商前，要做好准备工作，使参加协商的各方面了解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并有时间进行考虑或酝酿。在协商中，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凡是能够采纳的都应当采纳。对不能采纳的，也要说明情况和理由。最后如果有人仍然坚持不同意见，还允许保留。即使是讲错了，也应当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共产党员要善于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办事，而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子。各级政协都应当加强和改进政治协商的工作，切实克服这方面的缺点。”
六届全国政协的新阵容生动体现了“大团结、大统一、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的方针，在民主协商方面又有新的建树。如六届政协一次会议恢复了大会发言的会议协商形式，有7位委员在大会上发表意见。全国政协会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组成8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进行调查，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努力工作。1984年7月，年近八旬的赵朴初副主席率调查组，冒着酷暑，在陕西、四川、湖北了解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在知情出力、建言献策方面，就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后，先后有34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提案达600余件，有50多位委员直接参加了论证和审查工作。从1986年到1988年，国务院又召集全国政协委员张光斗等412位专业人士，分14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1986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4人上书中共中央《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做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1985年，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案，呼吁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案提交后，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当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批准我国加入该公约，从此拉开了我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事业的大幕。
1988年3月24日至4月10日，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先念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就任伊始李先念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国家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人民政协要采取各种形式，为委员参政议政创造良好的条件，使各方面人士能够直言不讳地把各种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并且经过必要的程序，使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七届全国政协工作的一个亮点，是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1989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全国政协还制定了一系类相互配套的工作制度，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全国政协提案工作条例》《全国政协委员视察简则》等，使人民政协的各项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有案可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1993年3月14日至27日，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瑞环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此后在1998年3月3日至14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他连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把“民主协商精神”提升为“民主协商方式”，指出：“人民政协所实行的民主协商方式，有助于充分吸纳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使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同时得到发挥；有助于拓宽人民群众发表意见的渠道，做到既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有助于在团结稳定的前提下发扬民主，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这种民主协商方式，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一大优势。”八届、九届政协10年间，人民政协运用民主协商方式，围绕国计民生建言献策，成效显著。如全国政协办公厅建立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制度，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多处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人民政协报》开辟反映社情民意的专版。八、九两届全国政协共反映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等社情民意信息3.5万多篇。如1995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黄景均等５位委员共同提交了《关于尽快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置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提案。一个月后，有关部门正式回函答复：“完全赞同您的建议。”同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挂牌。如1999年３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王翔委员提交了《关于高考考期适当提前的建议案》，建议高考时间提前至６月初为宜。2001年，教育部做出把高考从７月提前到６月的决定，2003年正式实施。
2003年3月3日至14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贾庆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五年后2008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贾庆林连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提出“人民政协实行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的工作原则”，并且阐述了这一原则的具体实施问题，指出：“在人民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鼓励委员充分地、如实地反映各界群众的意愿和呼声，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风气，既听取和反映支持的、赞同的意见，也听取和反映不同的、批评的意见。需要对协商的问题作出决议时，坚持在充分协商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并在不违反章程规定的重大原则前提下，允许保留意见。人民政协的这种工作原则，有利于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尊重多数、照顾少数，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十届全国政协进一步改进大会发言工作。全国政协办公厅把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汇编成册，供政协委员撰写大会发言时参考。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和二次会议上，政协部分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建言献策，就经济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发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等问题作了大会发言，提出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8年，十一届政协的提案达到26674件，是1978年五届政协的7倍多。十一届政协的社情民意信息15995件，是1993年八届政协的近39倍。其中有些提案产生了重要影响。如2008年10月底政协委员黄少良提出近万字的提案，建议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废除食品免检制度。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的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如2011年4月下旬，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调研组赴广东进行专题调研，形成《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调研报告，认为应支持广东建设以前海、横琴、南沙为核心区，开放性服务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增长带。后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优惠的政策，以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新载体，重塑珠海发展新优势。这一决策，后来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列为“推动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举措。
注：因微信公众号格式所限，引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