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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前者与后者的关系研究，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本文从民族的存在、民族的关系、民族的发展、民族的演变、民族的走向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即民族存在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民族关系的整体性、民族发展的历史性与开放性、民族走向的交融性、民族演变的规律性等。

【关键词】：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规律；继承；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领域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做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指出，“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些新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此邓小平提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2)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如何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就成为一项必然的、崭新的时代性课题。本文即是在这一层面上，从民族的存在、民族的关系、民族的发展、民族的演变、民族的走向等基本问题，展开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注民族存在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以整体性的交融为趋势，以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为归宿，显示出民族的动态性、历史性、开放性的走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民族存在的物质性与精神性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物质领域和思想领域，(5)现实生活有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等三种生产，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在一定历史阶段，民族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共存统一，与之相应的关系，既有物质性关系，也有精神性关系。在经典作家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做好民族工作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展现出一脉相承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物质性因素是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在古代，民族“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7)我国的民族工作长期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存在的物质性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在民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族工作领域也对“物质力量的运用要强一些”。(8)1992年、1999年和2005年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主题都多聚焦于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族工作领域始终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9)“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10)“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11)也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来抓。

同时，高度重视民族存在的精神性。“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12)新时代提出“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13)并进一步强调了要重视民族存在的精神性，“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14)但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上去了，人的民族团结意识等精神生活未必能随之提升，因此精神力量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原创性论断便进一步要求高度重视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关键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15)

民族工作需要辩证看待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文化反映政治和经济，(16)“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17)新时代提出“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18)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19)重视物质性因素作用，同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平衡发展、相互协调同频共振、相得益彰，以物质推动文化精神繁荣，以文化精神引领物质发展，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坚持与发展。

二、民族关系的整体性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客观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因而它们都是具有各种关系的存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20)同样，作为人们共同体的各民族，也处于广泛的联系之中，是人们交往联结的产物。“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1)可以看出，民族关系所涉及的载体是多样的。

因此民族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它必然和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将民族问题视作“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并始终服从服务于革命总任务总目标。“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22)“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23)列宁认为民族问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分属其组成部分，而“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24)斯大林也看到了民族问题的整体性和动态性，认为“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25)

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工作成功与否，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脉全局。长期以来，解决民族问题都是我国革命、建设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26)改革开放新时期，解决民族问题被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认为“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27)

十八大以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调与重视，表现出进一步从民族关系的整体性来把握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新的突破。一是强调了民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民族工作关乎全局。在历史方位上提出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在重要任务上提出必须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工作主线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时代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二是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立场和观点看待民族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基本原理，提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28)更加注重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三是把中华各民族关系放到悠久的历史中去考察。强调中华各民族关系的历史延续性和一体性。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关系的把握，总是将之放置于整体的宏观视角中去考察，既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又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存在和一体性的历时发展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民族关系整体性的进一步运用和把握。

三、民族发展的历史性与开放性

首先，具有历史性。民族发展具有历史性是一个普遍原则和规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产生于历史之中，也深深地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并在历史的进展中改变着自身的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29)恩格斯将深刻影响历史的民族称为“有生命力”的民族或者“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认为进步的民族“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30)“西方那些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落后的德国人比较起来有许多长处”。(31)历史发展进程总是推动着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因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32)

其次，具有开放性。民族作为人的共同体，其形成演变的过程中，往往不断冲破地域等限制，走出狭隘、封闭的状态，走向更大的共同体。随着历史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3)因此民族发展的开放性历史客观规律将最终导致“民族主义”被“世界主义”所取代，尽管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而在古老的中国，中华民族如滚雪球一般的发展壮大历程即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开放性的体现，如许倬云所言：“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34)

再次，辩证看待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另一方面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种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35)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指出：民族这一客观存在所具有的利己主义是“非常阴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天生的”,(36)“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37)列宁也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力图把各民族分开，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推动发展民族的特殊性等等。”(38)同时还特别批判了几种消极形式的民族主义，即狭隘的民族主义、精致的民族主义、毁坏性的民族主义等。比如对所谓“精致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这一口号来腐蚀工人，并且宣传极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校的主张”。(39)各民族在文化教育上的相互隔绝状态的十分有害的，“‘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则鼓吹各民族在教育事业(以至整个‘文化’事业)上互相隔绝，而隔绝是完全符合保持一切特权(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的需要的”。(40)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持一般反对态度，而“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41)

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意味着不承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实践，民族主义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目标必需的“过渡”性途径。(42)“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这个社会，完全承认民族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不要把这种承认变成替民族主义辩护，因此应该极严格地仅限于承认这些运动中的进步东西。”(43)民族的历史局限性要通过历史的发展得到逐步克服，这必然意味着它必须以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式，传承于历史、立足于现实，向未来开放。以此，民族主义在历史中向未来敞开，其开放性的最终路径和结果，即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党宣言》提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44)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为争取人民主权、争取民族主权而斗争，这是进步”,(45)而无产阶级只能在维护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境况下去有条件的支持民族主义，鲜明地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辨别民族主义双重作用的原则：是否有利于打破封闭走向团结统一；是否有利于走向开放形成更大的共同体。民族差异的缩小和消逝是历史的趋势，是个体和人类获得自由的重要表征，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最终使得它成为现实。固化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造成割裂冲突，阻碍民族交融、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阻碍形成更大的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精神都是相背离的。结合中国民族实际，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与开放性高度融合在一起，指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46)这是对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性与开放性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彰显。

以此，如何进一步看待和处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性与开放性问题，成为新时代民族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开启了中华民族以开放姿态创造历史的新时期。一方面，就历史性而言，把握中华民族独特的发展历史，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47)因此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48)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就开放性而言，十八大以来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开放性的发展规律。

四、民族演变的规律性

首先，重视民族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民族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客观的历史现象。民族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历史规律。为什么走向更大规模的共同体是民族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一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49)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50)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51)是必然趋势，超越民族的界限、推动走向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的发展演变规律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然而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人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改造世界，同时改造和完善自身，推动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形成更大的共同体，为走向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二是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52)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民族特点”,是产生于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随着私有制的消失、公有制的建立，就会自然消失。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生产社会化和大工业的力量，逐步打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阂和封闭状态，使人类逐步走向各民族之间普遍交往的状况，推动从个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为人类扬弃私有制而从民族的历史局限性中获得解放，从而走向更大的共同体。“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53)因此民族不是永恒存在的，民族的消亡是必然的，“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54)

毛泽东认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55)1992年中央民族会议指出：“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兴旺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继续存在。”(56)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57)如果说个人、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中华各民族则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秉赋中，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范围更大的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坚持和创造性发展。

其次，把握中华民族演变的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58)唯物史观在对人类历史演进的描述中，既关注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注意到不同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华民族既遵循了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也有其特殊性，特别是“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59)因此“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60)对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特殊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直接决定了民族工作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有效程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发展规律认识的中国具体情境的表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的看法是丰富的，其中一个重要层面是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范畴。如列宁提出“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61)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62)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发展演变中国特殊规律的思考与探讨，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相关问题的阐释，一方面突破了以往中国民族理论界更多关注中国诸族发展演变的研究与解读的不足，重点从国家层面的民族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突破了列宁、斯大林对民族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论述，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延展性，“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63)中华民族在历史中形成并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等内容，既阐述了中华各民族的共同性因素，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64)强调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彰显追求大一统的历史取向，是对中华民族演变规律特殊性的把握。

五、民族走向的交融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充分考察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也指明了民族交融的客观现实及其未来指向。现代工业、大生产等的发展对促进民族交融、消除民族界限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65)可见，民族团结融合是自然历史过程，大工业打破了原来民族的封闭状态，民族交融使民族从自身的封闭状态中获得解放，人类历史也呈现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指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容纳、融合多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民族团结融合是民族生命力的体现，“这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66)列宁更是清楚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67)

因此促进民族团结融合，是努力顺应民族演变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进程推动每个民族优秀文化能为各个民族共有共享，“美美与共”。我国著名史学家吴贯因揭示：“夫人种相接近，由种种之事故，应融合交通，世界历史上实数见不鲜，固非独中国而已。”(68)就民族同化或互相交融，周恩来指出：“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这种同化本身就有推动进步的意义。”(69)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各族同胞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日渐增多，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呈现出日渐深度交融的趋势。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自觉提出“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70)并将其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71)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民族理论方面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创造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