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泛黄的名单，一段60年前的历史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雅静的办公大楼里，有一处僻静的档案室。打开一个铁皮档案柜子，有一份薄而泛黄的档案“人员名册”，打字机打出来的蓝黑色油墨现在还能隐隐闻到墨香。“人员名册”的样子是一份表格，以姓名、性别、年龄、职务、住址、电话为序，记录了60年前的1956年，社会主义学院（1961年起改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要人员的详细信息。
名册居首是学院六名领导，分别是：
吴玉章，男，79，院长，东四六条39号；
邵力子，男，76，副院长，东四五条20号；
杨明轩，男，68，副院长，后元恩寺5号；
聂真，男，49，副院长，西郊人民大学；
千家驹，男，49，副院长，大羊宜宾19号；
刘孟纯，男，53，副院长，西皇城根西岔内22号。
学院还设立了办公室、教务处、图书馆、医务室等，上面同样记录了相关人的信息。资料的一角，还有当时补充的信息：1957年实有人数65人。
档案处处可见新鲜的信息。名单中的电话号码的位数一般是五位数的，有的注明还需要人转接或者喊人。名单中的住址，读起来就很有意思：扁担胡同、西皇城根、大羊宜宾、墅园……
学院第一届领导都是社会各界名流
名单上的六位学校领导，各自都有其来历。院长吴玉章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担任学院院长的同时，还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教育工会主席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他的经历充满传奇，早年就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斗争，参与过多次重大历史事件，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批人之一，也是最年长的加入者之一。加入时他已47岁，但是从此一生信仰坚定。
吴玉章生活朴素，不讲究饭菜饮食，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参加外事活动等重要活动外，常穿的是布衣布鞋，直到逝世前一段时间，他还使用着南昌起义时的一只旧皮箱和一条旧军毯，延安时期的旧衣服和老羊皮袄也留在身边。这种生活态度，为他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的教育生涯，更是培养了很多精英。从最早的留法学生，到红军时期、延安时期的学生，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学院的学生，可谓英才辈出。虽然身兼多职，吴玉章对于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仍给予了长期指导。每一期学员班，他都会参加开学典礼、结业典礼，并做生动的讲话。
副院长们，经历和背景也各有不同。邵力子名满国内，来自民革。杨明轩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兼任民革、民盟中央副主席，年高德劭。千家驹是著名经济学家，来自民建。作为副院长，千家驹承担了很多工作，做过多场主题报告，他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理论”这门课，连当时的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鼎等高级民主人士也闻讯前来听课。聂真不仅是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还是党组书记，实际牵头负责社院的工作，同时还兼任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他的家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墅园。聂真与千家驹一样都不到50岁，所以实际上他与千家驹一起，挑起了社会主义学院的担子。
在开学典礼上，吴玉章提到了“忠恕”二字
因为社会主义学院成立时，位于紫竹院的校舍正在建设中，所以1956年10月15日的开学典礼，就选择在位于赵登禹路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参加开学典礼的学员有149人，最终参加的学员共有183名，平均年龄56岁。这些人包括离职参加学习的各界上层民主人士，以及其他不离职的选读学员和旁听学员。来源上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上层人士，也有国家机关高级干部、大学教授和科学技术人员、工商业者，以及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等。学员们入学无需考试，由个人申请或组织推荐即可。首批学员中的郑洞国、唐生明、覃异之、卫立煌夫妇等人都是这样选拔过来的。
在开学典礼上，吴玉章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解释了只能在临时地点举行典礼和开课的原因，是因为新校舍还在建设中，希望大家谅解。他谈到，来社会主义学院就是为了学习社会主义而来，学院主要开设三门课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以及一些重要时事政策学习和参观。吴玉章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忠恕”二字，与大家交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他说：“理论联系实际，是共产党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必须大力提倡。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才不致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共产党能团结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也是合乎曾子答孔子门人问所说‘忠恕’二字的道理。毛泽东同志善于以社会主义的内容用民族的形式表达出来，善于用民族的成语表达出来，使人感到熟悉而亲切”。吴玉章还强调了社院的学风，他说，“在学习中，教师和学员应该是互为师生，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使教学相长，以求共同提高”。
随后，章伯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发言，马寅初发表了讲话，学员代表李德全、王葆真、卫立煌也发了言。
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学院”改名为“社会主义学院”
社会主义学院正式成立了。那么，它是因何建立，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主党派得到了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时，各民主党派有国内成员11540人，到了1950年12月已经接近13000人，再到1953年初约为32000人，并持续增加。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增速有所放缓，到了1955年增加到约39000人。为了更好的符合民主党派的发展愿望，促进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时期，各民主党派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民主党派成员总数达到了10万多人。
在1956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已经基本完成。随着这一进程，很多工商业者、民主人士主动加入到自身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过程中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迫切要求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为了加快这一进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并决定创办社会主义学院，吸收一部分高级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参加学习。在这种新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议创办一所提供系统学习机会的学校，并建议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学院”。毛泽东得知后，对于开设这样的学校深表赞同，但是谦虚地提议这所学校叫“社会主义学院”。
为了做好具体的创办工作，中央统战部认真拟写了《创办社会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草案）》，报送周恩来总理及中央书记处。报告内容是中央统战部和聂真商量拟定的，彭真同志对此报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在设计方案中有关建筑标准的内容上，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学院的建筑质量，也为了体现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的精神，1956年4月5日彭真同志批示，建议建筑标准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党校标准一致。这一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同志的一致支持。
社会主义学院建设过程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
在新中国各项建设全面铺开的1956年，社会主义学院建设被提到了重要日程。当年7月23日，全国政协就社会主义学院建校方案函报国务院审核。很快国务院于9月15日同意，将社会主义学院校舍列入北京市1957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同年11月11日，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划拨西郊紫竹院以北、中央民族学院以南地段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校用地。1958年3月，学院校舍建设正式开工。整个校舍建设，从1956年9月批准建设，到1960年10月正式完工，历时4年。
社会主义学院的建设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整体进程和质量在当时已经达到很高标准。学院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学员年龄等特点，校舍配置十分周到精心，学员宿舍、教室、小组会场、食堂、俱乐部、图书馆、小卖部和学院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均在一幢大楼内，令广大学员感到满意。为了便利工作，学院还建设了两套院长宿舍，其中聂真和千家驹各住一幢。千家驹把自己的书籍从城里住处搬到了学院宿舍，周末常住在学院宿舍学习、写作。由于学院就紧邻北京西北的紫竹院公园，学院学员和教职工，平常都可以到此散步、消遣。
不仅在学院建设上，在人员编制上，国家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截至1957年，社会主义学院教职工总数是65人。其中，工作人员53人，每月每人99元工资；公务员12人，每月每人50元工资。1957年下半年，学院总人数达到了115人，其中工作人员73人，公务员42人。
在藏书上，学院也达到了一定规模，在1956年底时，图书馆已经有藏书12000册、教材6000册，全国报纸38份、杂志122种。
1960年7月18日，社会主义学院函报政协全国委员会：“为使我院与地方的社会主义学院有所区别，建议将我院名称之上，加上‘中央’二字，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一年后的1961年7月27日，全国政协秘书处函告社会主义学院：关于你院名称冠以“中央”二字，全称改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之事，我们已经呈报周恩来主席于7月25日批准。社会主义学院遂改称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并请郭沫若题写了校名。
在教学中坚持“三自”和“三不”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学工作中始终贯彻“三自”（自由、自愿、自觉）原则，实行“三不”（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以自我教育为主的优良传统。1956年7月5日，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方法的规定》指出：“根据社会主义学院的性质，为了使学员学习的效果更好，在学习方法上应该采取自由、自愿、自觉的原则。除教员作必要的讲授之外，要着重自由研究、民主讨论，对课程不要求死记条文，提倡开动脑筋，独立思考。着重学习分析问题，学习将理论运用于实际。”“为了追求真理，提倡人尽其言、言尽其意，在学术上允许各种见解的存在和争辩。”“务必使每一个学员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情绪是轻松愉快的，所求得的马列主义真理的知识和觉悟的提高是经过自觉自愿的努力钻研，然后自然地获得的。”
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学习班在1959年2月6日如期结束，所有的学员均为走读，因为学院的宿舍与教室一样都没有建好。最后学习全部课程的有97名，选学1至2门课程的77名，旁听的9名。翁文灏、黄炎培、朱学范、李德全、胡子昂等人都是这批毕业学员中的知名人士。学员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还结合形势学习了有关文件和马列主义著作，并赴河北省衡水、安国参观考察。
参加了这次学习的郑洞国曾说:“我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又成了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的学员。与我同期的同学有卫立煌、覃异之、王葆真、马松亭等。大家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学习期间，陈毅等领导同志来作过报告，孙冶方、胡华、宋涛等同志来讲过课。我们读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并到一些厂矿农村进行参观调查。这使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这次学习，对坚定我的社会主义信仰起了很大作用。”
经叔平说，结业后仍用“同学”称呼当年在社院学习的同志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经叔平先生对他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一直记忆犹新。他于1959年5月到1960年7月参加了社院第二期学习。他回忆道：“我所在的这个班是由被称为‘两会’的民建和工商联的干部组成的。大约有二三十人，班长是工商联的叶宝珊。同学中记得有姜培禄、陈邃衡、杨振华、吴觉农、汤蒂因等，大家在一年多的朝夕相处中，同吃同住，共同学习，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至今我仍会不时地用‘同学’来称呼和我一起在社院学习过的同志。据了解，很多在社院学习过的同志也都爱互用这样的称谓，大家对社院的感情可见一斑。”“我们在社院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也学习马列著作。如果说我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些认识的话，这一段的学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对我后来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经叔平回忆说：“在学习期间，社院还组织我们出去参观学习。那次参观学习学员分为两队，我所在的一队去东三省。记得我们参观了哈尔滨电机厂、长春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工厂、小丰满水力发电站、鞍钢、抚顺露天煤矿等，我深深地为新中国在短短十年时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当我们在大连登上我们自己制造的万吨轮时，心里真正有一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感觉。这种参观学习对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网站 作者：王硕
编辑：张栩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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