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民盟中央委员，第十一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邹逸麟先生，于2020年6月19日4时48分在上海逝世，享年85岁。
邹逸麟先生治学六十余载，成就丰硕，是公认的历史地理学科带头人，第二代历史地理学者中影响最巨者。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也是一位积极参政议政、建言国事的民主人士，今天我们特别推送先生在《群言》发表的这篇文章，为您展示这位学界巨擘耿介忠直的另一面，以致哀悼。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60周年，大家都在回顾60年来的政协工作的发展和成就。我是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前后参政议政15年，算得上是老委员了。然而惭愧得很，我没有许多委员做得好，平时主要精力投入于本职工作，只是在每年两会召开前夕和期间在提案方面下了点功夫。当然，这些提案也是平时积累了，对所见所闻有所感而发的，有的提案也起过一定的作用。虽然我不能算一个很称职的委员，但在任15年，我逐渐体会到：我们的政协工作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在其中还是大有可为的。过去常流传着这类口头禅：政协委员发言是“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主要意思是，政协委员的发言或提案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开始时我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会上很少发言。后来随着我国政协工作的发展、效率的提高，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委员的发言和提案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例如，针对一段时间社会上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的情况，我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提了“关于三五年内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成消费不设防城市”的提案，受到媒体和商业部的高度重视，一位商业部的处长趁来上海开会之便，专门来复旦看望我，表示对我的感谢。同时表示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灭假冒伪劣商品，但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办法和措施，打击不诚信的商业行为。我的“关于及早制定南水北调沿线各省、各城市调水、分水法规”的提案，得到水利部的重视。几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工作启动展开，我是历史地理分科部分的主要负责人，当我和出版社同志谈起此工作时，他们主诉经费太少影响了工作的进度，知道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希望我能在全国政协会上呼吁一下。我就提出了关于增加大百科全书出版经费的提案，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我的“关于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给予抢救性拨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出版的提案”，得到民盟中央的重视，作为重要提案转到了有关部门，中央领导作了批示，财政部门立即拨款，目前图集出版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着。由此可见，我们政协委员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还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是大有可为的。
2001年邹逸麟与费孝通在上海
但是我个人还有两个想法：
第一，对政协委员的提案要求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当然是好，但这往往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因为政协委员只是从个人了解的一些情况，对社会上某种不良事物，从好的愿望出发，提出一些建议，而社会情况非常复杂，我们都不了解。所以结果往往是愿望很好，实际难以做到。所以我建议也要鼓励委员们多提有预见性的提案。
说我们政协是政府的智囊团、知识库，在目前我认为有些过誉。据我所知，当前我们党和政府属下有关研究机构成员的知识和业务水平，大大超过改革开放以前，他们对中国和国际上当前情况的了解，一点不比我们这些埋头于业务工作的所谓专家差。
如此说来，我们政协委员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这倒也不是。原因是：一是大部分政协委员资历比较深，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一般说来比当前在党和政府部门进行研究和制定政策的年轻同志要丰富一些，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些。二是当前我国各方面正在迅速发展，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等待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而党和政府部门因忙于日常事务，不免有忽略的。我们政协委员的优势是“不在其位”而“旁观者清”，完全可以就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中某些疏忽或不周到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建议，供领导参考或有所提醒，这样可以让国家建设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譬如，我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就提了一个“关于重新修改婚姻法规定婚检为婚姻登记的必备条件”的提案。其中除了讲述了取消婚检后的负面影响外，还建议贫困地区婚检的费用由政府买单。后来民政局给了我回复，除了解释说一般婚检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性原因外，更主要的是说我的提案不符合我国法理。我看了很有意见，我的回复是：作为我国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是不是符合法理。如果不是，怎么可以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如果是，则婚检更为重要。前者针对人口数量，后者针对人口质量。大家知道，一个国家的人口质量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人口数量，这是极为浅近的道理。所以我还是认为当前我国婚前体检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会给国家、家庭、个人带来无穷的负担和烦恼。现在看来我的建议还是对的，有不少地方婚检费用已由政府买单了。又如，我曾经提出过：“从社会就业、分配、住房等根本制度上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乱收费、应试教学的问题”的提案，我认为，当前社会诸多问题中，各界议论得最多的，其中就有小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乱收费、应试教学问题严重、高校考试使每个家庭压力严重等等。这些问题叫了十几年，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问题的根子不在学校、不在教师、不在家长，更不在学生本身。根本问题在社会。我们来看现状：一是重点大学找工作易，待遇高，一般大学、大专找工作难，待遇低。蓝领工人岗位少，待遇更低。二是年轻男性，无房无法结婚，而房价又高得让一般收入者无法承受。这些都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关联的现实问题，这种现状不改变，上述问题不解决，怎么说理、怎么宣传教育，什么政策，都是白费心机，永远不可能解决。因此，我建议由政府逐步解决下列问题：一、大力设办应用技能培训学校，收费低廉，时间不超过一年，让一些大专、中专毕业生或专业不适应社会需要，或基础成绩较差的学生，通过技术培训，能适应多种工作岗位。二、乘北京举办奥运会、上海举办世博会之际，尽量扩大蓝领工作岗位，让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三、适当提高蓝领工作岗位的待遇，大体上能达到两个退休工人的工资的水平。四、各种媒体大力宣传租房优点，提倡中低收入家庭租房，政府出台优惠租房的一些政策，鼓励年轻人从思想上、行动上认同租房生活。五、对建造超高档住宅、花园别墅的建造商加重税收，在税收方面鼓励建造中低档普通住房。如果上述问题解决好，不出数年，上面所说的矛盾会自行消亡。这是我数年前的提案，今天看来已经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
第二，各地政协都有这样一种制度，即党和政府的领导每隔一段时间，要与政协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交流会，上海称双月座谈会或政策通报会。会上由党或政府的负责人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上一阶段工作情况和下一阶段工作的设想，听听各民主党派的意见。这种制度非常好，正是政治协商和沟通的好形式。我因为曾一度是民盟上海市副主委，也参加过几次这类的会。但是我发现每次党和政府领导人发言后，各党派负责人表态拥护的多，提出真知灼见的少。我们政协委员应该对国家政策有某些疏忽或不周到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建议，起一定拾遗补阙的作用。例如，最近看到报纸报道说，某个地方有九十岁老太太提出离婚的怪事，初不甚解，后知原来当地搞市政拆迁，政策规定离婚后分为两户可以多分房，于是出现离婚案件剧增的怪现象。这正是当地政府在出台政策时考虑不周之故。所以我想以后这类政策通报会是否可以偶尔开几次“求疵”会，党和政府领导人通报下一阶段政策措施后，请大家专门思考这政策有何不当之处，会有什么副作用，不妨作些逆向思维。我可以肯定党和政府出台某项政策前一定经过反复研究、精密考虑。但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想当年清康熙皇帝曾说过：天下事“兴一利即生一弊”，所以他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一句话肯定不对，当政者岂能尸位素餐？但前一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正是工业高度发展，能源无限消耗，生活日益奢华的结果。所以我们对每一建设上的重大措施，在事先多作逆向思维，不仅无害，实为有利。可将规划考虑得更周到，将其弊的一面缩小到最小范围，这岂不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挚友、诤友，政协工作将越来越生动活泼，政协委员的参政劲头将越来越强。
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表60周年之际，大家一起同心同力将政协工作搞得更好，是党和政协委员们共同的心愿。我之陋见，不知当否？
来源：群言杂志
编辑：范丹丹
责编：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