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17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杭州西湖在一轮明月的照映下显得格外清澈宁静。在位于保俶塔下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官邸里，主人陈仪与来客——国民党上将、铁军名将陈铭枢边赏月酌酒，边聊起了15年前的福建人民政府往事。“当年我曾说过，我们中华民族要生存，非打倒蒋介石的卖国政府不可，我和蒋介石打了20多年交道，深知他的秉性，他是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陈仪听了陈铭枢的这番话颇有感触，“你们反蒋反得早，这条路走对了，我很惭愧，真是望尘莫及。”

陈铭枢此行，为的是执行民革的计划，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策反陈仪，给国民党以致命一击。

位于广西的钦廉地区，西邻大山，南邻大海，这里四季常青，三冬不雪，温暖潮湿，山水险恶，古称瘴疠地区，瘟疫流行，地瘠民贫。有“铁军名将”之称的陈铭枢就出生在这里。

▲陈铭枢青年时期军装照。

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南京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一路军校学习后，陈铭枢于1925年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5月，回师广州，参加南征，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与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同属李济深第四军战斗序列。他们在北伐战场并肩作战，连续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有“铁军”之誉。

1926年12月，蒋介石委任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为了缓和国民党内宁粤矛盾，调陈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所部成为拱卫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重要军事力量。是年12月，蒋介石下野，陈铭枢就任行政院代院长、交通部长等职，成为孙科政府的支柱要角。

1932年1月28日，驻沪日军悍然向第十九路军发动袭击，“一·二八”事变爆发。陈铭枢支持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他致电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此时唯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做退后之辱。”后来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冲突，重新复出的蒋介石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南京政府签下丧失部分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第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剿共”，陈铭枢从此开始转变思想，联络各方，进行反蒋活动。

▲1933年11月22日上午10时，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各省人民代表、省会各机关团体代表共千余人出席，陈铭枢在典礼中发表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深情地对原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说：“没有你们那时的人民政府，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府。”周恩来总理也说：“你们十九路军对中国人民做过两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二是在福建反蒋。”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政府”，就是1933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部分将领发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虽然它只存在了短暂的54天，但是它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这一场改元易帜的革命，就是陈铭枢策动的。

这场改元易帜的革命以第十九路军和在当地活动的第三党势力为主要支柱，由于是秘密进行，陈铭枢虽一手设计党政军的一切，但没有过分出头露面，更多的是幕后活动。他在《何谓人民革命》一文中对革命的理论意义作了阐述，认为人民革命是生产的人民革命，是真正的民族革命，是改造中国政治、促使中国经济进步的革命。

福建人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纲领和政策，说明它是一个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实行政治民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政府。然而，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蒋介石还下令通缉陈铭枢、李济深等人，陈铭枢避居香港，后来还组织了社会民主党。

1935年，社会民主党改组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积极响应共产党发出的团结御侮主张和《八一宣言》的主张。抗日战争时期，陈铭枢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议，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和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领导人。他赞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还不断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呼吁各国支援中国抗日。

1943年，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此时，在重庆的陈铭枢、谭平山、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酝酿组织一个时事座谈会，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中间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具体事宜由甘祠森、郭春涛等人出面进行。甘祠森和邓初民一起去找陈铭枢，陈表示支持，但认为自己“不宜公开露面”——当时他的动向都在蒋介石的关注之下，公开露面有害无益。

由于组织得当，这个座谈会从1943年2月到1946年4月，持续了三年多，通过座谈交流，分析形势，交换看法，传递信息，大家对当时的局势与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这个座谈会还得到了中共方面的关心。

据甘祠森回忆说：“南方局的几位领导同志，都知道有这个座谈会，十分关怀。有一次董必武同志去到谭平山家，谭要孙荪荃来找我也去谈谈。我向董老汇报了座谈会情况。董老听起来很感兴趣。最后董老微笑着对我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

经过一段时间交流，大家都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想法还得到了何香凝、李济深、冯玉祥、龙云、刘文辉等人的支持。于是，一个筹备组应运而生，成员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10人，这也是常说的“十人小组”。

1943年9月，陈铭枢在重庆的家里热闹起来，筹备组的聚会经常在陈铭枢的家里举行。这所住宅位于重庆曹家巷，两室一厅，门前冷落，地段幽静，作为聚会场所再合适不过了。陈铭枢受冷落多年，既为自避，也为避人，现在有好友相聚，高兴之余还作诗挂到墙上：水远山长一草庐，八年陶醉是诗书。而今宾客常盈座，又有兴亡到老夫。

筹备组聚谈的主题主要是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组织名称成为大家首先讨论的话题，取的名称都没有脱离国民党的范畴，如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中国国民党民主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等。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名称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以团结国民党内民主进步人士为宗旨。陈铭枢为了民联的建立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大会选举了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17人，推举陈铭枢、谭平山、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为常务干事。民联的成立，使国民党民主派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在推动国民党民主派参加民主政治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民联成立后，很快在全国十余个省市建立了组织，并发展到海外。全面内战爆发后，民联开始公开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准备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与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组成新的政治党派。

1946年4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李济深任主席。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聚会，讨论成立一个共同的革命组织，以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力量共同斗争。因为在港的多为民促的同志，李济深等认为应该邀请民联的同志来港共商大计，李济深、何香凝遂联名致信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民联的谭平山、郭春涛、何公敢、朱蕴山等为中央常委，陈铭枢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积极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成为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民革成立后，民革号召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单位“揭竿而起，向人民靠拢”。陈铭枢由于过去的经历以及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广泛联系，在策反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民革成立后，民联仍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继续活动。民联中央确定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以沪宁为中心，从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配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也是民革的工作重心之一。陈铭枢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下从事第二条战线的秘密策反工作。

有意思的是，1947年6月9日，在抗日战争期间备受蒋介石冷落的陈铭枢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位虽然战功卓著，但早已手无一兵一卒的将军，在内战激烈进行之际，获得了一个毫无价值的虚衔。这颇具戏剧性的一局，显然是蒋介石的笼络手段。当然，这一没有实际意义的头衔并未改变陈铭枢的反蒋决心，倒是在策反工作中给他带来了便利。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已经迫近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地区。这一地区国民党统治严密，特务耳目众多，大批民主人士不得不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或北上解放区，或南下香港，但陈铭枢选择了留下来，坚持从事民主运动与秘密工作。考虑到陈铭枢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民革中央建议他秘密活动。为此，陈铭枢以处理私人琐事之名从南京悄然抵达上海。

陈铭枢在沪期间，隐居在南昌路善庆坊20号原国民党政府驻北欧诸国公使诸昌年家中，陈铭枢对外联系，经常通过秘书李家友，找申江医院院长刘之纲接头。据李家友回忆：“当时，在上海的民联同志们，都为陈真老的安全担忧。到淮海战役胜利在望之时，蒋介石反动派以重金收买特务，对他下毒手，于是他秘密离开南京来到上海，居住在原国民党驻外大使诸昌年家中。同志们说他‘去了香港’，以转移视线，特意保护他。与他同住一起的，只有他的夫人、小孩、外甥女颜福英和我等人。由于安全原因，陈真老很少外出，许多对外联系工作，都是由我负责。”“我以看病为名到上海申江医院找该院院长刘之纲（系民联成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接头，传递情报。”与民联的联系，通过郭春涛、吴艺五进行，与中共的联系则通过郭春涛与上海局吴克坚进行。陈铭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从事秘密策反工作。

经过思考，陈铭枢决定策动陈仪起义。据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胡允恭回忆，受陈仪之邀，当年中秋节，陈铭枢与旧识胡允恭（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两人都曾在李济深的第四军工作）专程由上海赴杭州面谈，后陈仪专请陈铭枢一人共进晚餐。事后，陈铭枢对胡说，他们开门见山地谈到了反蒋。陈仪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 陈铭枢接着说：“当前世道正处在变革之时，公洽兄能当机立断，现在反蒋也不迟嘛！不过有句老话，困兽犹斗，蒋介石一定还要垂死挣扎，我们更要多加小心。”陈仪赞同陈铭枢的分析，表示“疑团尽释”。酒酣兴至时，陈铭枢书谭嗣同诗句赠送陈仪：“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兴。”可以说，陈铭枢这番谈话对陈仪决心反蒋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惜，陈仪轻信汤恩伯，为汤所出卖，后陈仪被押至台湾杀害。

陈铭枢又进行了策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起义的工作。1949年春，湖南民联成员钱去非来上海向民联中央汇报工作，陈铭枢请他给程潜带去亲笔信，信中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劝程潜早日率部起义。7月底，程潜给陈铭枢写了亲笔信，对他表示感谢，暗示将待机起义，信上还盖有程潜随身所带的小翡翠私章，信则由民联地下组织转交到陈铭枢手中。8月5日，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不仅这些，陈铭枢还做了更多的工作。据李家友回忆，在上海解放前夕，陈铭枢努力打开与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的联系渠道，并冒着生命危险与赵祖康面晤，使赵祖康打消了疑虑，为完好地将上海交回人民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陈铭枢与郭春涛、立法院立法委员武和轩、范予遂等一同谋划争取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的工作；派人到安徽南部策动国民党第二纵队司令陈瑞河起义；联系上海中央银行职员李恩澧、何正恩等，保护金融财产；启发、指导一批青年大学生组织时代青年社，开展反破坏、反搬迁、护校护厂活动；派人赴沪宁、沪杭线城市策反，并通过内线签发特别乘车证，以资掩护；让曾任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主任霍实子拒绝为国防部侦译中共军事密码电报等等。这一切的秘密工作虽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影响所及却不能单用“成”“败”二字来衡量。毫无疑问，作为积极力量，陈铭枢的秘密策反工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陈铭枢从事的工作，无论多么隐蔽，难免会走漏风声。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逮捕陈铭枢，为了安全起见，陈铭枢迁往沪西某处隐居。在这种危险情况下，陈铭枢仍然没有终止自己的秘密工作。有朋友劝他到香港避难，他说：“我要留在国内为解放战争做一点事情。”此外，陈铭枢还做了许多工作，布置保护厂房、物资，尽力规劝准备外逃者继续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陈铭枢终于在上海——这座曾经对他充满着危险的城市迎来了解放。当天，他和郭春涛、吴艺五等人齐聚家中，共庆胜利。据赵祖康日记所述，5月29日，他回访了陈铭枢等人，叙谈连日来的紧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将赵祖康所列的有关保护上海物资完整移交的书面材料带到北京，交给了民革中央。

1949年5月底，陈铭枢正准备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忽然接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邀他赴宁一叙的请求。原来，司徒雷登正在寻找机会同中共领导人对话，并已同燕京大学学生、当时南京军管会外事负责人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听说陈铭枢将赴北平，便想托他给中共领导人传递信息。就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陈铭枢又成为司徒雷登同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秘密谈判的信使。

陈铭枢与司徒雷登相识多年，颇为熟稔。1948年，美国试图在中国扶持“第三势力”，推动“自由主义”运动时，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出面参加，被陈铭枢拒绝。同年，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战场陷入解放军重围，陈纳德准备重组飞虎队，为国民党解围。陈铭枢找到司徒雷登说：“中国大陆的事情，美国就不要再插手了，何况蒋介石已是强弩之末，国民党大势已去，已是无可救药的了。”司徒雷登听取了陈铭枢的意见，阻止了陈纳德的行动。

陈铭枢与中国共产党也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此时自然乐于为中共与美国增进相互了解和接触而奔走。于是，他和夫人朱光珍6月10日来到南京，同司徒雷登晤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司徒雷登请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方的5点意见和4个文件。

陈铭枢旋赴北平，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这些意见和文件。6月23日，他通过助手罗海沙转告司徒雷登，说他已跟毛泽东、周恩来顺利接触，谈话令人完全满意。而这时，司徒雷登已向中共方面提出了亲赴北平的意向，毛泽东、周恩来也准备欢迎他来。美国与中共的关系露出了一线转机。然而在7月1日，美国最高层否决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请求，他只好在南京坐等陈铭枢的消息。7月9日，陈铭枢终于给司徒雷登带回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他们在当天下午倾谈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陈又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

备忘录是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中共的既定原则是美国必须先同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停止援蒋，容忍中共实行结好苏联的“政治路线”，才能同美国进一步谈判。而美国当时并未决心停止援助国民党政权，也未放弃反共立场，却要求中共首先停止反帝反美的宣传与活动，疏远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背弃共产主义原则。双方的立场如此格格不入，在陈铭枢的斡旋下，中美虽有对话的机会，却无和解之可能。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入第三天，陈铭枢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在会议上发言，他充分肯定新政协筹备会所起草的人民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非常完善而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三个文件”，认为“这三个文件创造了中国历史的新页，也创造了中国人民的新生”。陈铭枢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出席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他敢于讲真心话，敢于秉笔直书，因此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1949年9月23日，陈铭枢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代表民联发言。

▲毛泽东主席1950年6月12日写给陈铭枢的信，全文为：真如先生：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 健吉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陈铭枢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的任命书。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名陈铭枢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深感失落，迟迟不愿赴任，宁愿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经毛泽东亲自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了解一下地方情况后，再回北京来。他才接受这一工作，高高兴兴就任去了，不久转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

1953年1月，陈铭枢被中央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5月，陈铭枢上书中共中央中南局，反映自己发现的问题，随信附上三件意见书，一是《机关与机关的反官僚主义》，二是《目前灾荒形势与领导的任务》，三是《从几句话联想到许多问题》。他在第一件里指出：“在旧社会里，机关是‘衙门’，其中工作的人就是‘老爷’。在旧思想层层包围的机关里，官僚主义很容易找到滋长它的温床。不管你自觉的或不自觉都容易走上这一条路。在官僚主义存在的地方，群众是不会起来的，更谈不到监督。因此，唯一希望上级党对机关的领导干部加紧进行思想教育，并不断检查和监督。”

1．《铁军名将——陈铭枢》，朱宗震、汪朝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2．《民革领导人传》，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团结出版社2007年。

3．《陈铭枢纪念文集》，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团结出版社1989年。

4．屈武、朱学范、侯镜如《毕生爱国　典范永存——纪念陈铭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团结报》1989年11月4日第2版。

5．《陈铭枢回忆录》，陈铭枢，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6．《陈铭枢将军图文集》，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团结出版社2018年。

7．郦千明《北伐名将陈铭枢的传奇人生》，《文史天地》，2014年第8期。

8．牛大勇《陈铭枢为美国与中共对话奔走》，《团结报》1989年7月11日。

9．庾新顺《陈铭枢：铁军名将　中共诤友》，《传承》，2014年第5期。

10．叶介甫《董必武争取和团结民主人士的故事》，《中国统一战线》，2016年第3期。

11．《民革党员与新中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民革上海市委会合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