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晚，蒋介石颇为信任、素有“智多星”之称的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焦急地坐在云南昆明的卢汉公馆会客室，一遍又一遍地摇着电话转把，期冀拨通长途电话，和在成都的蒋介石取得联系。殊不知，电话早已被撤了线。突然，两个警卫闯进门来，告诉他卢汉已上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这个消息使张群目瞪口呆，顿时瘫在沙发上，半天站不起来。

▲昆明卢汉故居。

半年后，卢汉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慰勉卢汉说：“你在云南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晚年能这样就不错了。你就是黄花晚节香。”

1945年12月1日，卢汉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他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

云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重镇。辛亥之际，经过革命洗礼的滇军，有较强战斗力，所向披靡。舆论认为：“滇军精锐，冠于全国。”

卢汉的表哥是龙云。他默默帮龙云征战南北，处理省财政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抗战爆发后，卢汉在前线指挥滇军抗击侵略者，战功卓著，成为抗日名将。

1937年8月，滇军主力被编为第六十军，卢汉为军长。官兵们长途跋涉4000余里，奉命开往前线。

▲卢汉（右一）在受降仪式上。

1938年4月22日拂晓，六十军奉命参与台儿庄会战，与日军不期遭遇。先头部队尹国华营与敌人在耿庄一带激战三昼夜，为后继部队争取了时间。尹营五百余人，除1名回报士兵生还，其余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随后，卢汉率六十军以确保制高点禹王山为目标，和日军殊死战斗。各部坚持了二十多天的阵地战，使日军矶谷师团遭受重大伤亡。面对穷凶极恶的敌顽，为掩护友军撤退，六十军又死守徐州，成为战场上最后一支撤离的中国军队。

禹王山战斗和徐州守卫战是抗战时期滇军英勇抗战的两座丰碑。卢汉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对其大加称赞。滇军英名再次响彻全国。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先后派出兵员约40万人，伤亡人数在10万以上。这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军队绝大部分都归属卢汉统率。仅1945年6至8月，便有大小32次战斗，毙敌数百人。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盟军统帅部的决定，台湾及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所有日军，向中国投降。

卢汉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一方面军接受日军投降。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举行，卢汉以中国陆军高级将领的身份讲话，昭告世界：维护正义、反抗侵略的中国人民胜利了。

然而，风光无限后掩藏着汹涌暗潮。赴越部队名义上归卢汉指挥，但他仅能指挥滇军。数量过半的“中央军”不受卢汉指挥，反负有监视卢汉回军云南的任务。

原来，这是蒋介石解决主政云南18年的龙云，切断龙、卢联系的一步棋。当卢汉率滇军主力入越后，蒋介石即坐镇西昌，策划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

卢汉无可奈何，只得镇静以处，见机行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卢汉被剥夺了军权，回到云南任省政府主席。经营多年的滇军，被调往东北战场参加内战。

历史洪流的裹挟下，即便龙云、卢汉这样的精英，纵然一时挥斥方遒，其个人命运依然如同蝼蚁，再怎么挣扎也只是徒然。唯有和人民站在一起，方能走上光明的康庄大道。

这个道理，卢汉以后才渐渐领悟。

1945年12月1日，卢汉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成为新一代“云南王”。此时，他已失去兵权，可谓“光杆司令”。

龙云和卢汉是同乡、同族、同学，更是联姻的亲戚。两人一起在陆军讲武堂学习，福祸相依，在风云变幻的滇军中一直没有分开过。此时，龙云被软禁，卢汉走到了云南政治舞台的中央。面对表兄失势下台的殷鉴，他心中涌起了积蓄实力、保全自身的迫切想法。

作为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挂名主席，卢汉心有不甘。为此，卢汉刻苦经营，尽力恢复实力。卢汉要求蒋介石撤销由国民党中央指挥、设在昆明的警备司令部，虽未获同意，但却被允许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由卢汉兼任保安司令。

经过反复拉锯，卢汉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部分控制权。卢汉将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建立了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新滇军。

最初保安团队共有4个团、1支独立大队。到1949年起义前夕，已扩编至17个保安团，组成两个军，共五万余人，成为卢汉赖以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

1946年5月31日，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首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起义的先河，对东北战场影响很大。1948年10月17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两万余人在长春起义；第九十三军则被消灭于锦州，司令卢浚泉等被俘。

派到东北去的滇军解体了，这对卢汉是个大刺激。他两次前往东北抚慰滇军，看到以往士气高昂的属下此刻军心涣散、人心思变，暗叹大厦将倾、东北难支。滇军或起义，或覆灭，也让蒋介石和卢汉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卢汉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对之后何去何从犹豫不决。为此，他一方面继续宣传“保境安民”“在安定中求进步”；另一方面加紧扩大地方保安团队的武装力量，作为应变资本。

1949年6月，蒋介石迫于形势，无奈同意撤销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总揽了全省军政大权，重新控制了新滇军。

卢汉的谋划逐渐奏效，也为他最终走上正道积攒了必要的力量。

相比于活跃的龙云，卢汉一生谨慎低调。在龙云被逐之后，卢汉用智慧和谋略游走于各方势力间，不断壮大自身。

早在工农红军长征期间，卢汉就和中国共产党有过接触。红军两大主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两次路过云南，当时龙云奉蒋介石之命，调集滇军“追剿”红军。然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龙云要求滇军对红军尽可能多追少堵，尽可能让红军走出云南。作为一线指挥滇军的将领，卢汉曾率兵“追击”红军，在龙云影响下，也只是做做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卢汉为副主任。两人见面，曾有一段回忆对话。卢汉对贺龙说：“我还在当年追击过你呢。”贺龙笑答：“我知道，我晓得，你追也追不上，击也击不倒嘛!”卢汉说：“这不过是‘送你一程’的意思。”大家默契而笑。

长期以来，卢汉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滇军中的活动心知肚明，却未执行蒋介石“坚决清共”的方针。

1941年初，中共南方局派朱家璧回云南开展工作。朱家璧到云南后，被任命为滇军营长，后升为副团长及卢汉的特务团团长等职。

后来，朱家璧的活动为蒋介石侦知，蒋命卢汉查办，卢即让其“保外就医”，又任命其为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处科长，实际上保护了朱。朱家璧等中共党员，在滇军中做了许多工作。不少人知道朱家璧是共产党员，但因为龙云、卢汉等人的掩护，国民党特务长期不敢动他。

卢汉主政云南后，实行了一系列改良主义式的政治改革，如开放民主运动、开放言论、允许学生游行和办民主墙报、允许报纸刊登进步言论等，这些措施客观上对云南人民的民主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如1949年7月1日起，在昆明出版的《正义日报》《平民日报》等报刊，分段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原文。《正义日报》的标题是：“中共找到了人类社会进步道路”。这些报纸经常收录外电，不断报道解放军在前线胜利的消息。要知道，当时报纸刊登这样的消息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会受到严厉处分。

据卢汉下属严中英回忆：“我曾见卢汉的案头常放着各种报纸，说明了他很注意时事问题。”可见，卢汉对此类进步行为知情，并默许乃至于鼓励这些动作。

卢汉由“保境安民”转变为反蒋起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反复动摇的复杂过程。

卢汉对蒋介石一直若即若离。抗战初期，蒋介石出于分化云南地方势力的考虑，拉拢扶持卢汉。卢对蒋有一些感激之情，在蒋介石下野后曾力主其复位。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解放南京。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卢汉的意料。卢汉随后向美国驻云南总领事路德瑾提出了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他在云南独立的请求，被婉言回绝。

外援无力，内忧丛生。一方面，蒋介石、李宗仁先后到云南部署建立反共基地。另一方面，驻扎在昆明附近、听命于蒋介石的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加紧军事牵制，特务系统对卢汉进行严密监视。

不断变化的地方局势，也让卢汉内心产生波动。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简称“边纵”）成立，卢汉曾保护过的朱家璧是边纵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到云南起义前，边纵部队发展到五万余人，共歼敌6.1万余人，解放县城91座，其中云南的县城达63座，超过当时全省县城数一半以上。这既为解放大军胜利进军云南创造了条件，也为云南起义提供了保障。

此外，已到香港的龙云，多次派人与卢汉联络，催促他尽快起义。

最终，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感召下，卢汉审时度势，顺应全省人民的愿望，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据卢汉之女卢国梅回忆，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到昆明与卢汉长谈。此时北平已和平解放，卢汉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可见，此时卢汉已下定决心。

思深以致远，谋定而后动。卢汉部署非常缜密。他对待国民党政府，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内冷外热”。

为麻痹敌人，卢汉白天奔波于官场，必要时还为蒋介石、李宗仁唱几句赞歌。夜幕降临后，他召集龙泽汇、安恩溥等少数亲信聚会，冷静分析形势，隐蔽地为起义做准备。

在这位戎马半生的英杰的主持下，一切似乎进展顺利。

然而，世事变化往往难遂人愿。

1949年8月14日，寓居香港的龙云在接见记者时，表明自己与蒋介石决裂的态度，宣布“云南起义”。

香港各大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消息冲击了卢汉，也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卢汉为避嫌，表面上中断了和龙云的联系。

此刻，云南大地风起云涌。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应马上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身在台湾的蒋介石担心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到达重庆，并多次发电报召集卢汉相会。

气氛紧张，箭在弦上。卢汉的副官朱子英回忆，卢汉连续几天都在彻夜思考，香烟头堆满了烟灰缸。迫于形势，卢汉于9月6日只身飞往重庆。临行前，卢汉对龙泽汇、安恩溥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你们就打电报来。要求不准，就插起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我走后，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

卢汉一到重庆，即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却说：“有什么困难，我都支持你。”蒋介石表示云南交给卢汉全权处理，准许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拨发现银100万元作军费，陆续补充武器、弹药。作为条件，蒋介石提出：一是取消省参议会；二是依照名单逮捕一百多人；三是封几个报馆和学校。卢汉考虑起义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答应了。

9月8日下午，卢汉回到昆明，暗示名单上的人物迅速转移。9月9日，军统特务在昆明实行大逮捕，特务头子徐远举率领数十人执行任务，共逮捕数百人之多；同时解散了省参议会，查封了部分报刊和学校，这便是“九九整肃”。

特务手中，有份蒋介石指名立即捕杀的进步人士名单，第一名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总参谋长、驻苏联大使的杨杰。1948年，杨杰加入了民革，担任川、康、滇、黔西南四省民革负责人，策动西南军政要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指示务必逮捕并即刻枪决杨杰。9日下午，徐远举赶往杨杰家中。踢开门进去，屋内一片零乱，已是人去楼空。原来，杨杰提前一天从卢汉处获悉大逮捕即将开始，已乘机飞往香港。

连续几天的大搜捕，特务们还是捕获了一些民主人士，准备枪决的有一百多人，其余大多判处3年至20年不等的刑期。

军统特务、保密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将名单报送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认为罪证不足，杀人太多，难以服众，命令复审，这样就拖了下来。

11月初，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卢汉向李宗仁报告，要求从宽处理这批人员。李宗仁为拉拢卢汉，慨然应允。卢汉立即下令，奉李代总统面谕，所有被捕人员因罪证不足，一律准予释放。这场风波终告结束。

在卢汉斡旋之下，黎明之前的春城，幸未被黑暗侵蚀。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与此同时，边纵在云南很活跃，各地要求起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国民党政府企图逼迫卢汉负隅顽抗，一旦形势有变则派特务暗杀卢汉。

卢汉当机立断，一面停止征兵征粮，制止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政府单位移驻昆明，并与边纵加强联系；另一面派人到香港、广州与叶剑英联系，请示起义方略。

同时，卢汉利用解放军迫近云南的形势，将所掌握的七十四军和九十三军调来昆明及附近地区，做好准备工作。12月1日，为避免生发事端，卢汉命杨文清代理省主席职务，自己称病在家，暗中策划和指挥起义。

12月7日，蒋介石的心腹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逼迫卢汉让国民党政府机构迁入昆明，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迁往滇西，卢汉提出种种困难，表示难照办。局势瞬间紧张起来。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等与张群去重庆，面授机宜。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等离昆时机，抓紧布置，决定12月9日夜举行起义。

12月9日，张群再次来到昆明，住在卢公馆。下午，卢汉大摆宴席，宴请美、英、法驻云南总领事。卢公馆前车水马龙，一派宾主尽欢的祥和气氛，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了暗中监视的特务。

此时，卢汉已将张群单独软禁，以张群名义发了通知，假称21点开会。21点整，第二十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兼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等人，如约来到。这些忠心耿耿为蒋介石效命到底的反动头子，随即被限制自由。7个军服整齐、胸挂勋章的人预感不妙，只得面面相觑，狂抽香烟。昔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们，此刻均束手无策，成为瓮中之鳖。

下午还与他们虚与委蛇、勉力敷衍的卢汉，从卢公馆后门走上五华山。22时整，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原计划开始行动!”他的话语沉静、肃然，却如惊雷闪电一样，有力地号召着四面八方正持枪待命的人们。由于行动迅速、机密，使敌军和特务措手不及。许多市民不知不觉在睡梦中度过了这一大转折。

五华山是昆明市区的最高处，山上筑有瞭望台可鸟瞰全市。在卢汉宣布起义后，警卫迅速在瞭望台上升起了一面手工缝制的五星红旗。

云南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热情支持下胜利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在云南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所领导的学生民主运动曾撼动国民党的大后方，边纵游击战争的烈火几乎烧遍全省。统战工作不仅在社会开明人士中有基础，而且深入到滇军内部。广大人民渴望解放，解放云南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收到云南起义通电的第二天，即12月10日就复电报：“昆明卢汉主席勋鉴：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希望团结全省军政人员与人民游击队共同维护地方秩序，消灭反动残余并改善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云南而奋斗。”

在此指示下，云南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作为临时权力机关。至此，云南和平解放，滇军走向光明，三迤大地开始了新的纪元。

云南起义对国民党政府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它事实上宣告蒋介石失去了在大陆的最后基地。云南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的迅速推进，也保全了云南地方免遭战火的荼毒。

不甘失败的蒋介石指挥其残部，妄图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前，将起义镇压下去。他命令嫡系部队反攻昆明，从12月16日起，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等部三面包围昆明，全面进攻。艰苦的昆明保卫战开始了。

军事实力强于昆明守军的国民党军队，一度进占了昆明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此时，中共地下组织动员全市人民，为保卫昆明而战斗。终于，敌军被起义部队和昆明人民所阻。

关键时刻，卢汉于12月20日毅然释放了被扣押的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12月20日下午，余程万回到军中，炮火逐渐沉寂。傍晚，二十六军攻势停止。12月21日，第八军得知二十六军撤退，又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抵，也纷纷撤退，坚持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接下来，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

1950年1月，边纵在副司令员朱家璧的率领下进驻昆明。昆明市人民张灯结彩、鸣放爆竹、打着红旗，欢迎云南人民的子弟兵。

当晚，卢汉在五华山礼堂举行欢迎大会。他对起义人员说：“今天总算把你们领上光荣起义的道路。希望你们认清革命道理，接受革命思想，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为人民事业贡献力量。”在座人员都颇为感动。

正如卢汉在起义通电中所说：“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云南成功起义，有各方的因素，主要是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及全省人民的迫切要求。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卢汉顺势而为，对祖国和云南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举行昆明入城式。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学校、起义部队及各族人民共30万人组成长达十余里的夹道欢迎行列。

下午2时1刻，陈赓、宋任穷等解放军指战员分乘吉普车驶至欢迎台。卢汉将军当即向前迎接，与其热烈握手。一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掌声雷动。

卢汉非常动情地说：“我过去罪恶很大，干了剥削、压迫人民和反共的事情，愿意领受党和人民给我的一切惩罚，毫无异言。”

陈赓当即回答：“卢主席这次起义的行动是明智的，对人民是有功的。至于以往的一切，那都不必再提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作出的坦诚评价。

▲卢汉与陈赓握手。

1950年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云南起义部队经过整训，光荣地合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所有参加起义的官兵和全体军政人员都得到共产党的妥善安置。

接管云南后的陈赓与宋任穷对卢汉表示了充分尊重。云南是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引起麻烦。三人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始终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卢汉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旧中国的体育比赛成绩一片空白，体育设施微乎其微、简陋异常。新中国对发展体育事业非常重视。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呈递报告，建议再成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担任。

原来，早在红军时期，贺龙就在部队中倡导体育运动，提出了“练好身子，战胜敌人”的口号。大西南解放后，贺龙在西南区和西南军区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众望所归。

贺龙担任体委主任后，以他非凡的魄力和独特的方式，动员、说服和吸引了一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体委机关工作。贺龙还邀请老朋友、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来体委共事。军旅出身的卢汉，对于增强人民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体会同样很深，欣然答应了贺龙元帅的邀请。

当时，骁勇善战的独臂将军蔡树藩，爱国将领蔡廷锴、黄琪翔等都担任体委副主任，“体委领导将军多”的佳话正是由此而来。

在共事期间，卢汉与昔日战场上有过交手的贺龙精诚合作，相处融洽。他们以军人的作风，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共同推动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全国的体育健儿艰苦奋斗、勇敢拼搏，共打破世界纪录145次，获得13项世界冠军。其中，1952年成立的中国乒乓球队在1959年为中国夺得世界体育比赛中第一个世界冠军后，1961年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中国人第一次品尝到了亲吻斯韦思林杯时的骄傲。1955年成立的中国登山队，仅用了5年时间，1960年就从中国境内一侧登上珠穆朗玛峰，开创了人类从北侧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的纪录。1964年，中国登山队又成功登顶世界上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未登峰——希夏邦马峰。中国乒乓球队、中国登山队相继成为享誉全国的英雄群体。与此同时，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比父母一代普遍增加了三厘米左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提高到60岁以上。

这些数字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贺龙、卢汉等第一代体委领导，率领新中国体育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从此，“东亚病夫”的帽子被永远地扔进了历史。在今天中国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之时，人们不会忘记这些昔日浴血沙场的将军们的卓越功绩。

1．《龙云、卢汉与蒋介石》，王朝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

2．《卢汉后半生》，马子华，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

3．《我所知道的卢汉》，文思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4．《民革领导人传（第二辑）》，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团结出版社2007年。

5．《民革与新中国的建立》，民革中央宣传部编，团结出版社2009年。

6．《建国前后的云南社会》，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7．《解放大西南》，彭荆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

8．卢汉《陆军第六十军参加徐州会战概况》，《云南文史丛刊》第2期，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云南省文史研究馆1985年。

9．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第6辑，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李菁《“云南王”卢汉：从不对人谈1949年起义》，《新校园·阅读版》，2011年第6期。

11．新华社《卢汉先生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1974年5月18日第2版。

12．田雪鹰《贺龙初任国家体委主任》，《党史纵横》，2016年第1期。

13．张曼《国家体委成立之初人事趣闻》，《体育文史》，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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