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与新中国》｜ 连载第31期

民革中央宣传部 编

1946年4月8日清晨，4辆吉普车沿着河南省内的黄河边行走。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的是一地狼藉：干枯的河床、荒芜的河滩上杂草一片，护堤的砖石七零八落。

车辆继续向前开，进入一个小村庄，突然之间，车窗外的景色让人眼前一亮：麦场里坐着几位妇女正在纳鞋底，一群孩子围着几个解放军战士嬉闹，笑声回荡在平原上。坐在吉普车里的陶述曾看着这一切，心里感慨道：好一片祥和安谧的和平景象！

陶述曾是谁？他为什么要到黄河边上看河道？原来，这4辆吉普车上都插有“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小旗子，时任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总工程师的陶述曾正随着工程局去勘探黄河故道。

正是在这期间，陶述曾收到了3本小册子，分别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林伯渠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总结。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著作，小册子里面很多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回想起那日看见的祥和小村庄，这时他才领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所以日益壮大的原因。没想到，无意中收到、阅读的这三本小册子，竟成了陶述曾了解共产党、走向人民阵营的开始……

1896年，陶述曾出生在长江北岸一个叫作陶胜六的湾子里，10岁起在开封旅汴中学读书，逐渐接受新思想影响。1911年秋，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15岁的陶述曾耳边，让他振奋又欣喜，他趁着天还没亮就一口气赶到武昌，凭着一腔报国热忱考入武昌军官学校，学习工兵科。

一次，教授地形科的陈教官给大家讲大禹治水：“大禹全力治水，初奠山川，为民除患，留下千古之功。”他在黑板上写下：“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功的禹、稷才是真的英雄。”从小崇拜战斗英雄的陶述曾突然醒悟，英雄不仅仅是那些驰骋疆场的军人，也是扎扎实实从事建设、为生民造福的仁人志士。他认识到自己更加适合成为一个建设的英雄，开始渴望做一个治水的大禹。

1915年春，陶述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三年后升入北洋大学土木系。五四运动爆发后，陶述曾和同学们加入上街游行的队伍中。后来他被学校开除，幸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面接纳他回到北大土木系继续学习。逐渐成熟起来的陶述曾的就业理想是“用其所学，尽其所能”，他希望用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国家进行和平建设，实现工业化。

毕业后，心怀实业报国理想的陶述曾到湖北蕲春筹备开办寅山煤矿，忙得连轴转：他上完日班上夜班，熬得双眼布满血丝。第二年秋，寅山煤矿出煤了。他捧着黑亮的煤块，喜笑颜开：这煤块中凝结着的是一年来的心血和智慧。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同一年，革命的火焰烧到了武汉，北伐革命军和安徽军阀在蕲春一带开战，寅山成了战场。一场大战之后，煤矿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井架被炸倒，电力设备被损坏，地下水淹没了整个矿井。陶述曾跌跌撞撞地在矿区走着，内心痛苦得宛若被扎了一刀，淅淅沥沥往下滴血，可怕的战火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夺走了他和工人们一年来的辛劳成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身处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陶述曾在重庆工程委员会的工作是去往各工程处协助工作：哪个工程有问题需要及时解决，他就要到达哪个工地。那段日子里，他日夜奔波，先后往来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亲自参与了48个机场的修复与施工。在这8年里，他不惜生命，忘我工作，几乎参与了湘桂铁路、滇缅铁路、中印公路、昆明飞机场等全部重要交通建设工程。

1946年，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总局邀请陶述曾出任总工程师。这份工作唤醒了他当初投身水利事业的初心。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水泛滥成灾已达8年之久，在波涛汹涌的决口口门处开启决口复堤，是任何时候也不曾有过的。当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时，这一项艰巨的工程让陶述曾心情激动、辗转难眠。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黄河故道两岸军民创建了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河床内的土地大部分被开垦为农田，几十万人在里面耕作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同意黄河堵口回归故道，但是要“先复堤、后堵口”。同时，国民党政府堵口愿望迫切，下达了“宁停军运，不停河运，限期完成，不成则杀”的命令。

作为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局总工程师，陶述曾从实际出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制定了符合花园口具体情况的复堤堵口施工计划，推迟原定的合龙时间。为此，制定原合龙时间的美国顾问塔德极力反对，并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

陶述曾心情沉重、百感交集：塔德的计划中隐藏着更深的阴谋。他不愿身处这个计划之中，因此辞职离开花园口工地。塔德则日夜赶工，无奈他的计划始终存在缺陷，黄河汛期来临后冲没了所有搭建的栈桥。获悉合龙失败后，陶述曾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称：“我以为这次联总上了塔德先生的当，而政府又上了联总的当，所获的教训是明明白白的。”同年9月，陶述曾从重庆返回花园口工地。

花园口工程变得越来越复杂，国民政府“以水代兵”，利用花园口合龙水淹解放区的阴谋越来越被世人所知。历经了几次堵口失败后，工程技术人员开会检讨平堵失败的教训。陶述曾说：“黄河的特性是‘善淤、善决、善徙’。花园口的急流遇着石块就湍急，黄河土质太易冲刷，铺底稍有空隙，就马上冲成深坑。”后续经过热烈讨论，工程局汲取了黄河河工们的宝贵经验，定下了传统的合龙办法——一个在黄河上2000多年来1000多次堵口积累的经验。

1947年3月，花园口工程竣工。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通过冀鲁豫解放区，注入渤海。

1948年底，辽沈战役后，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此时陶述曾任广州港工程局局长，广州虽然远离战场，但是随着货币迅速贬值、工程停顿等随之而来的困境，陶述曾决定急流勇退、弃暗投明。他辞掉局长一职，回到了武汉。

陶述曾与共产党的渊源是从花园口工地开始的。当年陶述曾勘查黄河故道，看到解放区一派欣欣向荣的模样，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乌烟瘴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9年元月的一个夜晚，陶述曾家里来了客人。其中一位是两年前花园口工程挑土方的民工，叫张春阳，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原局城工科干部。

张春阳笑着说：“在花园口工地，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位正直的工程师，为人民办了好事。”

陶述曾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就想执执教鞭——工程我能搞，书也能够教。”

“陶工，新中国快成立了。我们党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尤其是您这样的科技人员，是建设新中国不可缺少的力量。陶工，您能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点工作吗？”

“可以，只要我能够做到。”陶述曾答应得很痛快。

2月初，陶述曾到了湖北黄石。黄石是湖北的一个重工业基地，陶述曾受中共中原局城工科的委托，亲自出面和黄石几大公司的人联系。他对大家说：“目前的时局，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国民党腐败、政府垮台已是必然趋势，人民解放军正在以雷霆之力向南推进。黄石是大军过江的渡口，它的地理位置和工矿企业都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要力保厂矿，以完好的厂矿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这一席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华新水泥厂、黄石电厂、源华煤矿等厂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行动起来，组织队伍日夜巡逻，保护工厂和矿山。

没过几天，陶述曾以前的老朋友找上门来，说要推荐他去当建设厅长。在张春阳同志的支持下，陶述曾顺势同意邀请，决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保护好城市、厂矿免遭敌人破坏。4月下旬，国民党在湖北省的势力加快了破坏、搬迁的进程，陶述曾冒着风险，背着上级以“要有计划、有步骤，严防中饱私囊”为由，以建设厅长的名义发布手谕：“命令所属机关、工厂、企业，没有接到本厅长手谕，任何人不得搬动，如有捣乱破坏者，严惩不贷。”陶述曾的手谕在一定程度上，使隐蔽的地下斗争变为合法斗争，建设厅下属部门反搬迁的行动得到了公开支持。

终于，武汉解放了。许多工厂企业都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随着解放的欢呼声，机器又轰隆隆地开动起来。这个时候的陶述曾比以往更加忙碌，他想帮助经济周转不开的源华煤矿继续经营下去。他说:“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相信这个经济政策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1952年，经过几年的悉心经营和100万的国家投资，源华煤矿公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升，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公司的经营也走上了复兴之路。

陶述曾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多年前，他在湖北蕲春筹备开办寅山煤矿，辛苦打下的事业被战火一夕烧毁。此时此刻，战火停熄、国家安宁，还有党的经济建设政策做支持，有什么事业做不出来？建设祖国的道路虽然艰难，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就能一直前进。

新中国诞生后，陶述曾成为第一批最活跃、最积极的高级知识分子，为国家百废待兴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陶述曾留在湖北省工作，受邀到武汉大学土木系执教。他对这份工作非常重视，四处收集资料编写教材。在武汉大学授课期间，他凭借广博的阅历、丰富的工程经验及深厚的理论功底、幽默又富有逻辑的表达方式，深受武汉大学学生们的喜爱，这其中的大多数人日后成长为了学者和专家。

▲陶述曾（左起第五人）和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左起第七人）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地。

1950年6月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组建了省防汛总指挥部，陶述曾任副总指挥长。1931年和1935年的大水让武汉成为了“泽国”，人民饱受饥饿、瘟疫的折磨。为了普及湖北和武汉市的防汛知识，陶述曾在汉口作了一场科普报告会，名叫“洪水的来源及水灾的发展和控制”。当天，报告厅被热心的听众挤得满满的。

陶述曾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向大家解释洪灾的成因、特点和防治。他还说：“人民政府在水灾的防治方面，不仅是致力于防汛，在工程方面也建立了基础。”科普之余，陶述曾满怀感慨：“1950年是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有组织地结合兴办水利来消除水灾的开始时期。长期受水灾威胁的湖北人民，对这一伟大时期应永远纪念。”

他曾在文章中多次写道：“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统治之下，所谓‘水利’，无非是保护租税的堵塞堤防决口，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水利才具有了兴利的实际意义，并且有着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去做。”

1951年，经过慎重的考虑，陶述曾申请加入了民革。这位在旧社会工作了28年一直没有加入国民党的高级工程技术专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投身民革。1952年，民革中央决定加派陶述曾等同志为民革湖北省筹委会委员，之后根据中央精神改组了常委会。从此，陶述曾参加了历届省委会的领导工作。

▲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成立会议上，陶述曾（右起第八人）与铁道部长滕代远（右起第九人）、桥梁专家茅以升（右起第十人）等人合影。这次会议，云集了中国顶级铁路、桥梁专家。

1954年夏秋，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洪水。在6月23日武汉长江水位达到危险水位时，中共中央就对武汉防汛工作下达紧急指示，要求“竭尽全力，抢救危关”，武汉防汛总指挥部的总工程师就是陶述曾。

他到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组建“技术参谋团”总工程师室，第二件事是把防汛技术与知识传播给群众。为了让传播的效果达到最佳，他白天奔赴各堤段工地，夜晚在值班室里顶着酷暑奋笔疾书，加班加点撰写《防汛与抢险》。这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有着严密的理论系统，图文并茂、贴合实际，非常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这本小册子在后来极其艰难的防汛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1年武汉光谷广场竖立起的陶述曾像。

7月，武汉的防汛形势日趋紧张，以陶述曾为首的工程师们，根据初步掌握的全市堤防情况，以及越来越凶猛的洪水发展趋势，紧张地研究制定了加固、培厚、加高堤防和除险抢险的工程技术方案，为总指挥部的抗洪战略部署及时提供了科学依据。26日至28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武汉抵挡住了这波洪水。

8月，上游的江水滚滚而至，陶述曾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他日夜不停地奔波在各个堤段上。武汉军民日夜守护在大堤上，几十万人置生死于度外，与洪水进行殊死搏斗。8月18日，武汉关水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而全市沿江大堤依然牢固矗立着，这是武汉防汛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次日，长江洪水开始全面回落。

为了更好地指导防汛工作，陶述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危险水位以上退水阶段的险情发展》文章，对当时武汉堤防形势及防汛抢险对策做了详尽、科学的阐述。

几个月后，毛主席发来贺电，庆贺武汉防汛取得伟大胜利，“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这场特大洪水，并勉励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作为武汉防汛总指挥部的总工程师，陶述曾此时此刻心中百感交集。

1955年，他在《人民长江》上发表了题为《武汉市1954年防汛技术的经验与教训》的长篇论文，从理论上剖析防汛斗争中的技术问题。文中说：“防汛工作，尤其是抢险斗争与医病有相同之点，医病不仅需要特效药，还必须有科学诊断方法与临床经验才能正确地了解病情和运用特效药。”他提出来的重要观点，对湖北省和武汉市几十年来的堤防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年，湖北省水利局正式改组为湖北省水利厅，陶述曾任厅长。陶述曾一直在第一线为湖北的防汛事业奔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撰写了多篇防汛文章，还做了关于防汛技术问题的报告。陶述曾执掌湖北水政的这些年，勤于思考，结合中央的水利建设方针和湖北的实情，提出符合省情的贯彻意见。在长期领导湖北水利建设的过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水理论——水土运动理论，为水利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陶述曾传》，陶建生、潘大华，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湖北省民革第三、四、五届主委陶述曾小传》，陈发园，世纪行2010年。

3．陶鼎来、李森林、周叶青《陶述曾与1954年武汉大水》，《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12期。

4．许恺景、陈汉萍《陶述曾在武汉解放前夕的革命活动》，《武汉文史资料》，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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