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与新中国》｜ 连载第41期

1949年10月9日，新中国刚刚成立，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报，电报写道：

这封电报的落款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人员。

1949年10月10日，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全体爱国外交官通电起义，震惊中外。大使馆门前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所有的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领馆中，第一个升起了五星红旗。起义很快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馆，驻马达加斯加、驻英国利物浦领事馆等领事机构先后宣布起义。

领导这起轰动一时的外交首义事件的，正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法公使凌其翰。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外景。

1948年6月14日，法国邮轮“安德烈·勒朋”号从上海缓缓开出。新任的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公使凌其翰正乘坐这艘邮轮赴巴黎上任。凌其翰此前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这次调职，正合他的心意。凌其翰认为，目前国内情势岌岌可危，“蒋家王朝”已趋于崩溃，只有先跳出它的牢笼，才能图谋新生的道路。

8月1日，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参事孟鞠如突然造访凌其翰的办公室。孟鞠如与凌其翰是多年好友。孟鞠如说：“大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崩溃在即，我们不能殉葬，必须自救。有一本天书，是斯大林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法文版，我介绍给你一读。”说着就把这本小册子递给了凌其翰，并说：“蒋介石待你并不好，我们对他必须打破迷信，这本小册子是使我们打破对蒋介石迷信的一件有力的武器。”孟鞠如语出至诚，对凌其翰影响很大。他认真阅读了这本斯大林著作，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

1948年第三届联合国大会上，徐谟连任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徐谟与凌其翰同事多年，感情很深，返回海牙之前，特邀凌其翰单独谈话，慨然道：“我看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好友的肺腑之言令凌其翰深感触动。

田保生是凌其翰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当时在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办事处工作。返美前夕他到凌其翰家中辞行，谈到国内时局，呜咽失声。凌其翰劝慰他道：“譬如我们走错了路，走上一条黑暗的道路，我们不必惊慌，只有改弦更张，弃暗投明，才是我们的出路。”又说：“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面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翌年，田保生毅然辞去了驻联合国办事处的职务，奔归新中国。

1948年底，CC分子龚叔英到使馆要求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机关报《三民导报》捐助经费。凌其翰和孟鞠如拒绝认捐，其他馆员也跟着拒绝。龚叔英因此对凌、孟二人恨之入骨，便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汪公纪密谋对策。汪公纪授计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密控凌其翰等密谋背叛“党国”。

1949年4月，国共谈判进入尾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驻法使馆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大使馆上校武官王观洲、汪公纪等人认为，长江是一道天险，国民党军据险而守，又有海军、空军助阵，解放军过不了长江，国共可以划江而治。凌其翰力斥其妄，认为解放军百万雄师，所向披靡，渡江将是指顾间事，可以拭目以待。驻法使馆馆员分成了两派，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一个多星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一举占领了南京。汪公纪和王观洲除了在辩论中失败之外，又适逢国民党外交部因经费支绌，来电裁撤使馆新闻处和武官处，令其调回，更是恼羞成怒。

汪公纪等人飞回广州即向国民党外交部密控凌其翰等人，还在香港《星岛日报》《工商日报》上发表文章宣扬凌其翰“背叛党国”。

至此，凌其翰和孟鞠如的态度已经暴露，凌其翰原拟辞职，设法回大陆，孟鞠如则劝其忍耐，以便待时而动，设法举事。

1949年4月26日，国民党外交部人事处密电驻法国大使钱泰，称“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控告凌其翰叛变党国，希即密查具报”，5月2日外交部再次致电钱泰要求彻查此事。钱泰当时刚刚遭遇车祸，在医院治疗，私下将密电给凌其翰等看了，搪塞复电加以掩饰。

宋子文认识凌其翰，也查问此事。凌其翰深知宋子文和CC派矛盾很深，就把拒绝捐助《三民导报》引起CC派不满等事讲给他听。宋子文也就没有怀疑了。

1949年，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内政外交全面面临困境，不得不全面收缩外交战线。从年中开始，国民党相继关闭了驻布拉格、赤塔等地的领事馆，对其他大使馆、领事馆的开支也一再压缩，最后甚至连使馆普通职员的薪水也发不出来了。

1949年秋，钱泰上书请辞。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的日常工作由公使凌其翰主持。凌其翰与孟鞠如、钱能欣等人密商决定发动使馆人员举事。此时，国民党政府已欠发使馆工作人员三个月薪水，凌其翰等人认为可以从索薪开始，进而发展成革命行动。驻巴黎总领事馆胡有萼、萧君石、章祖贻也到使馆频频交换意见。

1949年9月18日，驻法大使馆凌其翰、孟鞠如、谢东发、王思澄、钱能欣、唐祖培、龚秉成、耿嘉弢，驻巴黎总领事馆胡有萼、萧君石、章祖贻等11人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即电外交部催发欠薪，倘于10月10日全部欠薪不能汇到，全体馆员决定停止服务。他们还联名致函给驻欧洲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呼吁采取同样行动。

▲驻法两馆起义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凌其翰）。

驻苏联、挪威、瑞士、土耳其大使馆，驻奥地利公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驻马赛、昂维斯（安特卫普）、汉堡、利物浦等地领事馆全体馆员与驻伦敦总领事馆副领事王世镛先后复函赞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共同纲领》讨论通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后，凌其翰等人9月30日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在10月10日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坚守工作岗位，保管公物文件，等候新政府接管。使馆四年来的政治案卷由凌其翰主管，密码本由龚秉成主管，均秘密移至馆外收藏。

凌其翰等人还致函赞同“索薪运动”的其他使馆，希望他们一致行动，但一直没有收到答复。

凌其翰、孟鞠如和胡有萼三人负责起草起义通电宣言。孟鞠如准备初稿，胡有萼进行修改，凌其翰最后定稿。凌其翰等人在《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中说：“我们郑重宣布和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仍站在原有工作岗位，保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人民政府接管和指示。同时，我们热诚劝告全体使馆同人，快起来响应我们，打倒执迷不悟的死硬分子，制止他们盗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在联合国和国际间散布谣言，侮辱中国人民，挑拨国际是非，危害世界和平。”

起义宣言拟好后由孟鞠如和钱能欣秘密转交给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孟雨，又经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吴文焘传回了北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手中。

10月9日，凌其翰等人正式向国民党当局发出《起义宣言》，同时也向新成立的共和国外交部发出了“宣布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脱离关系”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份电函。

“索薪通牒”发到国内后，窜逃到广州的国民党“外交部”惶惶不安。为防止驻法使领馆异动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部长”叶公超10月5日紧急致电巴黎：批准大使钱泰的辞职，电调凌其翰、孟鞠如回部。叶公超还以个人名义发电给凌其翰和孟鞠如：“此次调两兄回部实以现部中人才缺乏，诸多借重，至盼能早日返国，共济危局。”

叶公超还派出“外交部”次长董霖匆匆自香港飞抵巴黎“灭火”，并电令驻英国“使馆”，任命时任驻英“公使”的段茂澜出任“驻法临时代办”，火速赶往巴黎，调在部内的陈雄飞为驻法“大使馆”参事衔一等秘书，原驻英“大使馆”随员赵金镛为驻法“大使馆”三秘。此外，原驻柏林代表团一秘赵俊欣、驻荷“大使馆”一秘斯颂熙也“临时出差”到了巴黎。

这一系列人事措施来势凶猛。叶公超判断凌其翰等人将选择“双十节”为两馆起义的日子，就想方设法，试图在10月10日以前分化瓦解起义人员，把在巴黎孕育着的起义火种，扑灭于无形之中。

凌其翰得知叶公超派人到巴黎“灭火”的消息后，决定抢先口头通知法国外交部。

10月5日，凌其翰与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贝扬斯举行会谈。他对贝扬斯郑重地说：“我们全体馆员已决定脱离与国民党的一切关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接管。”

贝扬斯闻后大惊，说“当立刻报告部长”。翌日贝扬斯电话约见凌其翰，由他陪同凌其翰见法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礼宾司司长说：“由于法国政府还没有承认中国新政府，法国政府决定把你们的外交待遇维持到1949年年底，届时仍可接洽延期。”凌其翰说：“我们将继续到使馆坚持原工作岗位。”礼宾司司长说：“只要新任代办段茂澜方面没有反应，我们不会干预贵使馆内部事务。”

段茂澜、董霖等人赶到巴黎后，用封官许愿和重金收买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11名准备起义的使馆工作人员。

10月8日董霖抵巴黎当晚，凌其翰在家设宴招待。席散后，孟鞠如先辞出，董霖就开始挑拨凌其翰和孟鞠如的关系，说：“我陪你到台北，我的常次职位让给你，好在公超（指叶公超）是明白人，好商量！”凌其翰立即严肃答复：“今天的事是革命，不是做官，绝不能开玩笑！”

9日晚，孟鞠如与董霖到巴黎第九区一家夜总会会谈。董霖妄想以补发欠薪作为取消起义宣言的交换条件，孟鞠如坚决不同意。

段茂澜和随来的三秘赵金镛妄图诱骗机要秘书龚秉成退出起义被拒，段茂澜还扬言愿以美元两千元来收买龚秉成手中的所有密电码本，也被严词拒绝。

谢东发和耿嘉弢二人意志不坚定，受了段茂澜、董霖等人的诱骗，分别退出了起义。

此后，凌其翰等大使馆六人、总领事馆三人，团结更紧，联系更密，每日照常到大使馆办公，段茂澜等人也无可奈何。

凌其翰等人决定在10月10日起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巴黎。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这既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又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日”，此时起义必然更加引人注意，产生更大的影响。

10月10日，凌其翰等人在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门前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法国首都巴黎上空升起。随后，凌其翰等人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起义的消息。这一事件立刻震惊了法国，并传遍整个世界。

凌其翰等人的这一义举，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

10月1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亲自给起义人员复电，“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提出“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的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凌其翰等人接到复电后，深受鼓舞，异常振奋。他们立即以“快邮代电”形式将复电通函原国民党政府各“驻外使领馆”，呼吁他们“立即参加响应”。

同时，凌其翰等人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天天到大使馆上班，坚守岗位，看守和保管好公物，等候中央人民政府接收。

期间，凌其翰还积极参加了法国有关群众团体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如参加法国总工会发起的新中国诞生庆祝大会，出席比映古华工总会举行的新中国诞生庆祝会等等，还在比映古庆祝会上发了言。

凌其翰等驻法使馆起义人员与新调来的段茂澜等人同在使馆上班，双方对峙，僵持不下。

段茂澜对凌其翰说：“你们已经领到了欠薪，就不应再来使馆了。”凌其翰说：“我们天天到馆是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等候中央人民政府来接管使领馆。”

10月2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法国外交部，请求法方协助将凌其翰等起义人员驱逐出使馆。在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下，法国当局暗地里派出便衣警察到使馆，以“私人警察”名义试图阻止起义人员进入使馆。

11月3日清晨，凌其翰等人到使馆上班时，大门紧闭，门外有法国警察看守，忽然有人来送信，凌其翰等人就乘势冲入了馆内，由于凌其翰等人仍具备外交官身份，警察也无权拦阻。凌其翰要求段茂澜保证不破坏他们坚守工作岗位的任务。段茂澜坚决不同意。双方相持至深夜。原驻荷大使馆一秘斯颂熙是CC分子，此时忽然率领三十余人到场胁迫凌其翰等人立即离馆。凌其翰严词拒绝。僵持至晚上11时，来了三位华侨从中调停，决定11月4日下午2时在使馆召开华侨大会，设法解决凌其翰等人坚守工作岗位的问题。

这样，凌其翰等人才同意离开使馆，此时已是4日凌晨1点了。大家商量了一番，决定由孟鞠如和龚秉成二人连夜奔走发动群众。

11月4日下午2时，爱国侨胞和进步留学生大约百余人结队鱼贯进入馆内，为凌其翰等声援。段茂澜见势不妙，推说已与法国外交部有约会，必须外出。爱国群众不让段茂澜离开。迫于压力，段茂澜不得不指定刚从国内调来的陈雄飞作为代表参加大会。

爱国群众要求陈雄飞等人必须保证起义人员每日照常到馆，执行周总理关于坚守工作岗位的重要指示，不得勾结法国警察予以阻拦。起义人员还当场起草了保证书，由陈雄飞当场代表段茂澜签字，并推出工人代表王子卿、商界代表陈卓林、学界代表杨承宗监督执行。

下午6时，斯颂熙见爱国侨胞已经散去，便会同青田帮特务陈楚本率领的早就埋伏好的五六十打手呼啸而出，每四五个打手一个小组，把凌其翰等起义人员分别团团围住，拳打脚踢。

凌其翰的脑袋被打了好几拳，危急之中，随段茂澜来法的三秘赵金镛出面回护。原来赵金镛是凌其翰在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教授时的学生。在赵金镛的保护下，凌其翰这才突出重围。

孟鞠如体格比较强壮，但双拳难敌四手，只能任凭挨打，眼镜被打得粉碎。

龚秉成已被打得昏倒在地。萧君石则被围于墙角。王思澄也受了伤……唯有钱能欣、胡有萼躲在进门楼上办公室内逃过一劫。

凌其翰的司机丹尼尔看到凌其翰被殴，急急央求看守大门的法国便衣警察进入使馆，把凌其翰抢救出来，由丹尼尔驾车送回了住所。另有5人受重伤住院。

第二天，不仅巴黎各报，连欧美各国的报纸也纷纷把4日巴黎中国大使馆发生的行凶事件作为头号新闻报道。法国爱国华侨和进步学生义愤填膺，开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呈请中央人民政府严惩凶手，慰问受伤起义人员。旅法参战华工总会、留法中国艺术学会等爱国侨团还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和《告法国政府、人民与世界人民书》，为起义人员声援。

此后，凌其翰等人虽不能继续到使馆坚守岗位，但仍在馆外继续活动，分别劝说旧使领同仁，采取不同方式脱离旧使领馆，回归祖国。如若旧使馆同仁恪于形势，一时难以公开响应，便劝他们仍坚持原工作岗位，暗中监视，遵照周总理指示，不烧毁档案、不变卖公物，等候新政府接管，协助移交。

凌其翰等人的起义行动成为国民党当局驻外“使馆”人员起义的先声，在国民党驻各国“使馆”和驻外机构中产生了极大影响。直接受通电影响而跟着响应的有驻西贡总“领事馆”、驻塔那那利佛“领事馆”、驻利物浦“领事馆”等，间接受通电的影响，向中央人民政府新派使领办理移交的，有驻缅甸“大使馆”、驻吉隆坡“领事馆”等，旧使领馆人员通过不同方式脱离旧使领馆，并通知凌其翰等人的不计其数。凌其翰等均陆续转报北京外交部。

自大使馆行凶事件之后，凌其翰等起义人员，因不再有薪水收入，无不紧缩开支，艰难度日。凌其翰不得不变卖自己的汽车、电冰箱、地毯、中式家具等，筹措资金于1950年1月30日先送全部眷属乘船返国，自己则只身留在法国，继续奋斗。

1950年1月6日，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表不援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谈话。在此国际环境影响下，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也开始讨论是否承认新中国。

▲凌其翰同夫人周慧君1950年摄于北京。

凌其翰等起义人员认为，如果法国也随英国之后承认新中国，从现在到承认，应有过渡时期，要充分利用这一微妙时刻，进行恢复岗位的斗争。大家公推凌其翰电话约段茂澜作私人会晤。凌其翰还专程访问定居巴黎的傅秉常，希望由傅作为调停人，与段茂澜商妥折中的办法。凌其翰提出，取消使馆内外警卫、允许9人自由进出使馆等要求。段茂澜拒绝会晤，派助手陈雄飞到凌其翰的住所，郑重表示绝不变卖房屋财产，绝不毁坏公物文件，但重新把使馆开放，一时碍难照办。

1月18日，周恩来致电越南外长黄明鉴，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愿同其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国人眼里，越南一直是他们的殖民地。中法关系转趋冻结。法国方面开始刁难起义人员，凌其翰等人在法国的行动陷于困顿。巴黎警察厅借口调查、核实，到凌其翰等起义人员的住所探听虚实，凌其翰等人聚会也遭到盘问。警察厅还屡次传讯侨胞、学生，探听凌其翰等人的行动，暗中监视他们。

周总理和外交部对起义人员非常关注，黄炎培和邵力子等人也驰书慰勉。

1949年10月12日，黄炎培给凌其翰的哥哥凌其峻写信，称“其翰兄率先反正，为之大慰，适恩来兄来，与之共读，亦为欣佩……”

1950年1月9日，邵力子在给凌其翰的信中写道：“周总理深叹国民党旧垒之中，以外交人才为最少。兄等为外交界首义者，其关切重视，自无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