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
在20世纪中国戏曲改革史上，欧阳予倩占有突出的地位。欧阳予倩从新文化人的立场出发，以新歌剧的理论倡导与艺术实践，以新式的戏剧艺术教育活动，把中国戏剧带回了与社会大众和时代思潮相联系的轨道。
欧阳予倩毕生从事戏剧艺术和戏剧教育工作，是我国话剧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在戏曲改革、电影创作和舞蹈艺术研究方面都有显著成就，为我国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欧阳予倩而言，艺术除了自身的审美特性外，还具有启迪民智、宣扬主张的社会教育功能。这奠定了他戏剧改革观念的总基调。在欧阳予倩的戏剧改革历程中，他着力发扬戏剧进行社会教育乃至革命宣传的功能，以一种新文化人的“爱国宣传”价值立场审视戏剧艺术，革除旧戏内容中淤积的奴隶道德、迷信思想，以新的戏剧呈现形式表征文艺觉民、醒民的期待。他认为“就现在的戏剧而论，旧的不行了，新的没有产生”“于是我们不能不希望有新戏剧之建设”。对于他成长为一个现代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和近半个世纪中国戏剧运动的领导者来说，这种观念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1918年，29岁的欧阳予倩在报纸上发表了著名的《予之戏剧改良观》一文，直陈对当时中国戏剧的看法。他重申了戏剧在艺术界的重要地位，并以世界性的眼光，对旧戏的内容、精神、表现形式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革新。
同时，这种改革与当时社会实践是紧密结合的。他对综合艺术的特点和戏曲与社会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地考量：“我们的戏剧运动，在步骤方法上讲，是研究的、创造的；在精神上，是‘平民的’‘整个的’‘中国的’‘世界的’。”以欧阳予倩的标准来看，他将戏剧推向一种揭示社会问题，引导社会思潮的觉民醒民方向，以“白话文学”来透视“人情事理”，以能够广泛推行、易于理解的白话文书写剧本，构建一种新式的集文学、美术、音乐、表演于一身的综合艺术。这是欧阳予倩当时的戏剧理想。
从内容到表现形式上的全面改革，是一项规模宏大且极具挑战的工程，欧阳予倩的这套改革主张并不是空想，而是与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如何才能使中国有“真戏剧”，使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呢？他提出了解决方案：“（一）须组织关于戏剧之文字，（二）须养成演剧之人才。”前者，意味着要建立真正的剧本文学、正当的戏剧批评以及正确的戏剧理论；后者，则意味着创办现代的戏剧教育，“课程于戏剧及技艺之外，宜注重常识及世界之变迁”，以养成具有世界文化眼光的艺术家。这两者和“综合艺术”的理念一道，成为他终生追求的目标。
《人面桃花》是欧阳予倩进行戏剧改革实践的代表性剧目。《人面桃花》取材于唐代孟棨《本事诗》崔护觅浆的故事。就原作的主题和内容来说，既缺乏尖锐矛盾，戏剧张力也较弱。欧阳予倩对其进行重新设计，重新处理了戏剧主题和内容，着力突显其中高尚、健康的价值立场。
在形式上，他勇于创新，继承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现实主义表演体系的优良传统，摒弃了旧戏中形式主义和繁琐庸俗的表现范式，吸取了话剧表演艺术的精华，不断实验创新以达到和谐相宜的效果，展现了戏剧艺术富有力量感与审美超越的表现力。经过艺术改编后的《人面桃花》，在剧本、道具、灯光、歌舞、唱腔、表演等各个方面紧密适配，组合成为一个风格统一、臻于完美的艺术整体。
1919年，应南通张謇之约，欧阳予倩创办了“伶工学社”和侧重于为学生提供演出的平台“更俗剧场”，以此共同开展戏剧教育的大胆实践。学社以造就“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和改革戏剧的演员为核心，意在改变“私家歌僮养习所”的传统套路，而剧场名曰“更俗”，意即“更新除旧，移风易俗”。20世纪30年代，欧阳予倩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主持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桂林从事戏剧改革，参与进步戏剧活动。40年代，欧阳予倩主持广西省立艺术馆，发起“西南剧展”，用戏剧宣传抗战，鼓舞军民斗志。这些活动，都是他戏剧理论的实践过程。
“戏剧是最好的抗战宣传武器”。抗战后期，许多作家出现主观战斗精神衰退的状况。文学作品中的娱乐消遣性高涨，市侩主义抬头，大后方的抗战文学也随之受到冲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的两三年后，文艺走进了一个“混乱期”，文学的“抗战性”与“革命性”变成了小市民读者的娱乐消遣，“文艺家终于只是表演了‘抗战’或‘革命’的滑稽的悲剧”。有鉴于此，欧阳予倩、顾仲彝、熊佛西等一众民盟先贤以笔为枪，以戏剧为阵地，举起“文艺抗战”的旗帜，反抗当局的文化高压，重振文学的革命性及战斗性，共同推进文艺救国的抗战事业。
抗日战争后期，欧阳予倩接受邀请，辗转来到桂林，担任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职务，帮助广西戏剧发展和推动桂剧改革，以戏剧鼓舞士气，宣传抗日主张。为了推动桂剧革新，他首先整改、重组了原戏剧团，更名为“桂剧实验团”。
1940年，欧阳予倩开始筹备创建桂剧学校相关事宜，力图将其打造为培养桂剧改革队伍的新型基地。在桂剧实验团的管理培养中，欧阳予倩的戏剧教育思想得以充分体现。他强调，戏剧演员除了训练声台形表、七力四感等演员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外，还应当着重培养演员的文化和道德素养，学习戏剧理论知识，形成优良作风纪律。
“不但要做演员，而且要做品格高尚的人”，是欧阳予倩对演员的一贯要求。在他的带领下，桂剧革新了剧目内容与演出制度，舞台表演也规范统一。同年，欧阳予倩接任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职务，兼桂剧团团长。
这一时期，文化管制越加严苛，文艺家们的言论、出版乃至活动等都进行了缩紧限制，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的状态。许多文艺家被迫转向历史中去寻找题材，因而出现了写历史、演历史、以历史映射现实，以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节操激励人民、教育人民的历史剧创作和演出高潮。
《忠王李秀成》是欧阳予倩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剧本先在《大公报》桂林版上连载，后又出版单行本，是当时广为传颂的一部成功的历史剧，也是他这一时期创作成就最高的代表作。这部剧取材于太平天国后期杰出将领李秀成“公忠体国”“体贴民情”，为挽救太平天国而英勇就义的悲壮史实。这部史剧以曲笔的手法，通过表现太平天国因为奸臣贼子的挑拨分裂，而最终导致民怨兵叛的故事，揭露和批判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的罪恶行径，具有借古鉴今的积极作用。
剧作一经上演，即收获巨大反响，演出总场次达30多场。除此之外，欧阳予倩还创作了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较高的话剧和歌剧，仅1941年以后的作品就有：《忠王李秀成》（1941年）、《一刻千金》（1942年）、《可爱的桂林》（1944年）、《旧家》（1944年）、《得救了的和平女神》，还有《青纱帐里》（1937年在上海创作，后在桂林定稿）等，不仅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努力，也为中国的戏剧发展留下了宝贵财富。
1944年，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欧阳予倩和田汉、熊佛西等人合作组织了轰动一时、震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剧展期间，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演出了欧阳予倩编剧的《旧家》《同住的三家人》，桂剧实验团演出了欧阳予倩创作的《木兰从军》《人面桃花》等。
这次展会持续了3个月之久，演出了话剧、京剧、桂剧、民族舞蹈、杂技等艺术作品近60部，会集了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福建、江西、湖北八个省千余戏剧工作者，观众达到10万人次。剧展大会会长黄旭初和名誉会长李济深、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出席了剧展大会，在闭幕词中，欧阳予倩呼吁：“加强抗战！”这次剧展，既是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又是国统区进步戏剧运动的一次大总结，是标志中国抗战戏剧运动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
1945年，欧阳予倩在广西昭平加入民盟，任民盟东南总支筹委会委员，并参加组建昭平县黄姚支部。同年11月，欧阳予倩在桂林任民盟广西支部委员，参与创办《民主》星期刊。欧阳予倩不仅为广西民盟各级组织的创建作出了贡献，还在文化建设方面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戏剧为战斗堡垒，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政治主张，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为争取全面与持久抗战，夺取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服务。
1949年，欧阳予倩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与筹建新中国第一所正规戏剧学院。1949年12月16日，当时的政务院任命欧阳予倩为国立戏剧学院（1950年1月后更名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同时兼任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首任院长。从此，他全力投入戏剧教育工作。在此期间，他讲课、排戏、编写学术著作、总结艺术教育经验，早年创办学社和剧场的经验在这时得以充分发挥。
中央戏剧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戏剧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中，欧阳予倩指出：教学方面，要避免极端民主化的做法，正确地执行教学上民主集中制；演出方面，要围绕提高演出质量、提高业务学习这两个目的；创作方面，在提高思想水平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技术的学习；音乐工作方面，要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歌剧音乐，解决歌剧舞剧的音乐问题。报告中的这些内容表明。欧阳予倩仍在践行着戏剧教育工作理念。
教育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进社会的个体化和个体的社会化的实践活动。对于戏剧来说，欧阳予倩直面社会现实，意识到戏剧教育在救国救民方面的巨大作用。因此，他从社会需求出发，构建了一套戏剧教育思想体系，并应用于戏剧教育实践之中。
总体而论，在题材方面，欧阳予倩倡导写实主义，以作品体现社会现实。但其对舞台艺术的总体认知，则追求唯美主义。在学生的专业训练方面，他借鉴西方话剧中台词训练方法，把台词训练当作表演艺术教育的核心问题。
同时，参考苏联戏剧院校的形体训练教学内容，又结合戏曲的形体训练方法，制定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学生的形体训练教材。他大力提倡话剧与戏曲互相学习、中外艺术融会贯通的戏剧教育理念，强调“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最新最美的戏剧艺术”。
与此相适应，在机构设置上，他把学院分为教学和演出两大部分。教学方面，学院设话剧（表演）、歌剧、舞蹈、舞台美术和戏剧文学系；在创作方面，则设有话剧、歌剧、舞剧团和创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