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汉不满日本的殖民统治，早就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

吴思汉，原名吴调和，1924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在家人和同学的印象中，吴思汉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异。1937年4月，他考进了入学率极低的台南第二中学。不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殖民统治者也在台湾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规定从1937年4月1日起，一切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同时台湾各报刊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台湾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还要把日本“天照大神”神牌放在台湾人家里祖先牌位中间，改用日本式姓名，这种奴役、压迫，使吴思汉的民族意识与日俱增。他的父亲为了做生意方便，想改换日本姓名，遭到了吴思汉的坚决反对。

△台南二中时期的吴思汉与弟弟

1941年4月，吴思汉修完台南二中四年课程跳级进入台北高等学校第十七届高等科理科乙类，戴上当时少女们崇拜的两条白线环绕蕉叶帽徽的“白线帽”。忙于经商的父亲备感骄傲，却不知他的儿子因不满日本的殖民统治，早就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1943年10月，吴思汉越级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兵力不足，开始在台湾实施兵役。吴思汉担心自己在大学毕业前就会以充当“日本军医”的名义被强征到前线，与祖国军士枪口相向，这是他无法允许的。于是，他与同学好友商讨应对之策，最后决定：最好的出路就是前去大陆，参加祖国的抗战组织。

吴思汉开始寻找各种机会，接近祖国来的留学生，后来在学校马术部结识了一个就读工学部土木系的国内留学生戴振本。戴振本对吴思汉的处境与心情感同身受，也知道他心向祖国、参加抗战的决心，表示愿意协助，并教吴思汉讲北京话。吴思汉计划以转学到北京大学的名义，趁1944年春假期间，跟随返乡省亲的戴振本潜入沦陷区，设法突破日军封锁线，前往重庆。然而，这个计划却因父亲不肯签署转学同意书而落空。后来，戴振本认识了一个原籍奉天（沈阳）新民县的留学生吴继中。吴继中听说吴思汉的父亲刚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分店，于是建议说他到了大连后，立刻以家属名义给吴思汉发一封“父亲病危”的电报，然后让吴思汉以探望父亲的名义，过下关，先到新民县吴继中家，等戴振本春假归来后，他们三人再一起共闯山海关。

计划既定，吴思汉随即着手准备赴祖国大陆之行。他考虑到前往重庆路途遥远，决定依靠药品买卖所得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他向一些朋友借钱，委托东京及大阪的学长购买奎宁等昂贵药品，同时也在京都街头的药局购买各种德制药品。不久，吴继中从大连发来了“父病危速回”的电报。吴思汉立即前往京都帝国大学办公室，报告家里的情况，并取得大学所发的返乡探亲证明，通过各种途径于1944年4月4日设法购得一张前往日本下关的火车票，开始踏上回归祖国之旅。

1944年4月5日，吴思汉穿着学生服，手提一只藏着四处搜购的药品的行李箱，前往京都车站，搭上开往下关的火车，只身前往祖国大陆。

列车从京都出发后便以下关为目标，向前疾驶。入夜以后，火车终于驶抵下关。第二天早晨，吴思汉通过盘查顺利地改搭从下关开往釜山的渡船，傍晚时分，渡船平安到达釜山港，顺利地闯过第一道难关。

在釜山，吴思汉登上纵贯朝鲜半岛的火车继续北上。在车上，他看到残留着日本帝国主义榨取痕迹的农家房舍散落在各处，显得局促、破落。阳光下，农民正在贫瘠的田里辛勤劳动。坐在吴思汉对面的一名日军皱着眉头，指着窗外劳动中的农民，一脸不屑向邻座的另一名日军说：“过这种生活的会是日本人吗？”不等对方搭腔又继续说道：“在日本，不会有人这么贫困的。”吴思汉听到日本军人如此无知、傲慢的言论，一股愤怒油然而生，冲动地想要质问对方：“你知道，你们日本的财富是怎么得来的吗？”可他考虑到一般日本军人深受军国主义毒害是不会有反省能力的，也不想节外生枝而耽误自己前往重庆的旅途，于是就勉强自己按捺下来。

入夜以后，火车终于穿越鸭绿江上的铁桥，来到了安东（丹东）。吴思汉激动地在鸭绿江边呼唤：“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吴思汉到达安东后，辗转来到奉天新民县来找吴继中，吴继中却因家人反对而不能同行。于是，吴思汉身穿吴继中的东京一高学生服，带着一高学生证，搭上开往北平的火车。去山海关的途中，被日籍检查员查扣，没收了作为旅费的药品；因为经济困窘，吴思汉被迫在天津找了一份工作暂时糊口；找不到去重庆的路，苦闷中，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河南，饥寒交迫时卖掉大衣；终于进入抗战区，却被当作日本间谍监禁起来……历经一年又两个月的追寻与跋涉后，吴思汉终于从京都来到重庆。

吴思汉为抗日愿跳伞回台湾，由于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吴思汉幸运地活了下来。

在重庆，吴思汉参加抗日的要求与热情，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和陷害。据说，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他是日本派来的间谍，想找一个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说他的腿短了一些，讲的普通话没有闽南话的音素和惯腔，这是受过特殊训练的。总之，看他不像台湾人。

当时，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反攻在菲律宾的日军，下一步准备在台湾登陆。国民党军方已与美军驻华机构商定，要用美军飞机把吴思汉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实际上，国民党也知道，阿里山是没有抗日游击队的。其结果，将是用日本人之刀，杀台湾的抗日分子。在重庆的李纯青、宋斐如、谢南光、李万居等台湾人，十分担忧这位台湾青年上当受骗，降落台湾会被日本人杀掉，因此决定设法和他见面，告诉他真实情况。

在重庆的李子坝临江小楼，李纯青等人聊起了吴思汉，说他“在大陆人地生疏，没有一个亲友，他抛弃家庭，跋涉万里，像虔诚的宗教徒般，投奔重庆朝圣。谁能理解这种意志，这种心情呢？也许只有台湾人理解。人类进化经过鱼的阶段。人在进化过程中还保留着鱼的本能。好多种鱼，例如海鳗，从大西洋藻海，与狂风恶浪搏斗，洄游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识的父母的故乡。这位台湾青年，也许就是这种鱼的本能的表现吧”。

这个晚上，李纯青见到了吴思汉，看到“他衣衫好几处窟窿，露出黝黑的肌肤。”尽管如此，“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明察事理。”听着这个说着生硬普通话的台湾青年，一会儿被日本人追查，一会儿被同胞怀疑，“一关比一关难越，其曲折惊险，有如希腊神话英雄尤里西斯还乡记。”李纯青感叹道：“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

李纯青诚恳地把所知所想告诉了吴思汉，问他“你愿意跳伞回台湾吗”？在李纯青问这个问题时，他感到非常奇怪，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为抗日而去。他说：“为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吴思汉用简单的答复断然拒绝了李纯青的意见，然后要去接受训练，正高兴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宾枪，一套日本军官制服。后来，由于美军没有在台湾登陆，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吴思汉幸运地活了下来。他将自己寻找祖国的经历写成《归国记》一文，正式以吴思汉的名义发表在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机关报《台湾民声报》上，受到了李纯青、宋斐如、谢南光、李万居等台湾抗日前辈的高度重视。

吴思汉对国民党腐败统治逐渐失望，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当时，吴思汉和其他台湾同胞一样，沉浸在重归祖国母亲怀抱的无比喜悦之中，设想如何在祖国怀抱里当家作主，建设新台湾。

台湾光复后，吴思汉通过李万居进入《台湾新生报》工作。从当年的12月19日起，《台湾新生报》日文版连续七天刊载了吴思汉所写的文章《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在台湾光复不久、对祖国的热情犹未冷却的台湾，吴思汉的经历感动了无数读者，尤其是在台湾青年之间，他那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故事使吴思汉成为当时的传奇人物。如果故事在此时画上句点，纵使千辛万苦，也是圆满结局。然而，一个心怀祖国的热血青年注定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平凡幸福。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和贪污腐败引起台湾人民强烈不满。吴思汉对国民党腐败统治逐渐失望，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后来，吴思汉在台北邮局附近开了一家启蒙书店，通过书店他结识了与皖北新四军有过联系的辜金良。1946年，吴思汉跟随辜金良和老台共王万得、李韶东等人来到上海的旅沪同乡会，寻找到解放区的路。他们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到了11月，前往苏北解放区的地下航线因为战事的关系而被切断了。中共党员、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告诉他们：“台湾需要人，你们回台湾工作吧！”于是，吴思汉回到台湾，并与岛内的中共地下党联系。从此以后，他经常往返于海峡两岸之间。每次到上海，他都会去拜访当时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的李纯青，与他“成了忘年之交”。

1947年夏天，吴思汉由台大医学院的郭琇琮亲自吸收入党。1949年2月，吴思汉和相恋多年的李守枝克服了种种困难结了婚。后来，李守枝怀孕了。吴思汉认真地想了好久，最后心情沉重地劝她说：“现在局势还不稳定，暂时还不要生”“等明年，局势明朗了，我们再生。”她听了他的劝。同年春天，吴思汉担任台北市工委会委员，与郭琇琮共同主持组织，秘密从事策动军人叛逃、建立台湾人民武装、加强统战工作，运用外围机构吸收党员、扩大活动等工作。同年冬季，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在台北市郊建立十一个支部、一个小组，以及个别党员五十余人。

1950年1月，吴思汉下属“和尚洲支部”的台北市城中区公所户籍员张秀伯被捕。国民党保密局根据线索，扩大侦查，到了7月，陆续逮捕郭琇琮、吴思汉等51人。9月7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参加叛乱组织，担任台北市工委会委员，领导支部达10个以上”等为由，判决吴思汉与郭琇琮、王耀勋等10人死刑。吴思汉心里清楚自己随时都会被抓去枪杀。一直到枪决执行前，他每天都在做着赴死的准备：早上睡醒后，他用干毛巾摩擦身体，换上一套干净的内衣，穿好西装，头发抹一抹，安静地等看守人员来叫。

1950年11月28日，在台北马场町，这位曾经奔到鸭绿江边激动呼唤祖国的台湾青年，身中三弹，倒在了他所热爱的土地上（参考资料：蓝博洲《寻找祖国三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