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经常深入课堂，听一线老师的课。他听课大多选择在休养期间，如1957年的“南行”（广州、杭州），1961年的“西行”（成都、重庆），1965年的“东行”（济南、青岛）。

1957年3月，妻子胡墨林病逝，叶圣陶沉溺在悲痛中，朋友们劝他去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在老友王伯祥和秘书史晓风的陪同下，叶圣陶于3月20日“南行”。到了金华，他做得更多的不是休养，而是听课、座谈、演讲。4月13日，他到金华市一中听何章宪老师上文学课，下午到金华女中听吴培之老师讲《为了忘却的纪念》。15日，到金华师范附属小学听课，并与当地中学语文教师代表座谈。

1961年4月，叶圣陶离京“西行”。25日抵达成都，次日上午“访龙江路小学，听袁丽华老师教六年级语文，课文为《詹天佑》”。27日，访新南门外第七中学，听萧曼倩老师的语文课，“萧之范读甚佳，能使学生听而增进了解”。28日，到二十中听语文课，“一为女教师王镜蓉教初二《陈涉起义》……余于此唯觉如《陈涉世家》之文殊不宜用于初三……”叶圣陶将这些心得写入了《旅川日记》。

1965年，叶圣陶“东行”赴山东调查教育情况，在青岛市第七中学听了多堂课并参加座谈。

在北京，景山学校、丰盛胡同学校、二龙路学校、北大中文系等都留下了叶圣陶的身影。他不仅听课，还参与备课，甚至亲自给学生讲课。1964年2月1日，他为景山学校学生讲授《多收了三五斗》课。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十余年，叶圣陶听了多少节课已无法统计。1961年12月，他到景山学校听课，“为时五天”，这五天听了多少节课无法考证。新中国成立后，有日记和《年谱》明确记载的听课达46次之多（如前述“为时5天”听课，计为5次）。

叶圣陶听完课后总会与师生交流心得。从史料看，新中国成立后，他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达90多次。

1950年，叶圣陶主持教材编写工作，曾密集邀请专业人士、教师座谈，讨论教材问题，征求各方意见。1958年1月12日至25日，叶圣陶偕周有光赴多地宣传《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他1月20日抵昆明，21日即召集座谈会，22日宣讲拼音方案，23日又召集座谈会，与云南科学院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者讨论拼音方案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叶圣陶非常注重一线教师的意见，也经常与学生座谈。对于“找上门来”的师生，他也欢迎之至。1961年12月4日，叶圣陶接待北京广播学院两位青年教师来访，“谓彼院语文教师五六人将随时来余处请教，希于彼辈之教学有所助益。余允之，言定大约每两星期来一次”。1983年，89岁高龄的叶圣陶还热心接待了来自武汉、北京及常州等地教师来访。

叶圣陶认为，“多少年来，语文教学的效果不怎么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认真做些研究”，而做研究“首先就得调查”。他认为，“不论听起来多么好的议论，都得放到实践中去检验，才能判断这种议论是不是切合实际，确有实效”。叶圣陶深入课堂听课，就是因为“要了解教师，看看他们实际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1957年4月，叶圣陶在《致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会全体会员》信中介绍自己听课、座谈的收获：“在金华和温州，我们到了几所中学和小学，都听了语文课。教学都还可以。普通话的推广成绩，小学比较好。应两个市中学语文老师的要求，开了两次座谈会。老师们踊跃发言，把我们看成熟朋友，这是很可感动的。”他还提到教材编写责任重大，“他们对大纲、课本、参考书都有许多意见，或是不了解用意何在，或是不赞同咱们的看法和说法，或是觉得咱们的工作太粗疏了。但是他们尊重大纲、课本、参考书，意见只在教研组里谈谈，或是干脆藏在肚里，教学的时候还是按照咱们的。咱们的影响这么广，咱们的责任这么重，非极端郑重仔细，考虑周详，研究透彻，然后定稿，决不能做好咱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