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明政治立场与持续革命实践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校训是“亲爱精诚”，要求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要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把血流在一起。黄埔精神就是革命和团结，虽然合作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主义和目标的差异，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但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创建初期的辉煌，是国民党人、共产党人、苏联顾问等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巨大成效。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这是国共合作以来最严重的分裂事件。当时邓演达对蒋介石说：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这充满了一个国民党左派的凛然正气，显现出邓演达维护合作的鲜明革命立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竭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耐心向学生讲述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重要意义，与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尊重他们的工作并结下了深厚友谊。1926年1月2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的集会，邀请政治部主任熊雄和苏联顾问发表演讲。

1926年下半年，北伐战争进入长江流域，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内的右派、中派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1927年初，江浙财阀给予蒋介石经济支持以争取其反共。随后蒋介石开始武力镇压共产党，进行了血腥“清党”。这一行动中，黄埔军校是广州的重点，政治部是为黄埔的重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前，邓演达还邀请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共产党人孙炳文去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厅厅长兼军事厅厅长，岂料孙炳文在赴任途中被蒋介石杀害。形势急剧变化，大革命失败前夕，邓演达决定离开武汉，在给国民党同志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中央的同志也发生了不幸的变动。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我们党如果不决定而且承认农工政策及有决心解决土地问题，则革命的意义完全消失。”不久，他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辞职宣言》：“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以三民主义为基础，而期完成农工政策。不意同志中有故意对此曲解释者；有无视此旨而对农工阶级加以压迫者；有于倒蒋及实行北伐工作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向蒋图谋妥协，并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者。是宁非吾党之大不幸耶……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

邓演达对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指责，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不维护农工利益，决定与共产党分裂。邓演达认为，“他们——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邓演达的立场十分鲜明，那就是忠实地继承三民主义，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工农运动，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斗争。

邓演达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中，不屈不挠地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理解和推进中国革命，积极探索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并努力将思想理论付诸实践。他认为革命的力量来自平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目标是解放广大受压迫的人民。大革命失败后，“当时所有忠实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地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而分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为了继续中国革命，邓演达努力学习科学理论，深入思考、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而系统地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纲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他看来，要继续进行农工解放的工作，就要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指挥机构，即新的革命政党。一般人认为，革命党突出的特征是“主义+军队”，邓演达的政党建设思想带有鲜明的革命党色彩，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迹。但他同时强调动员组织革命群众作为党的根基，主张以代表和实现广大群众利益为党的任务，抓住了政党组织的重要功能，这一点难能可贵。他创建的组织以武装推翻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为己任，最终他被蒋介石杀害。“不能和旧社会的秩序相融洽，又不能使新社会的秩序和生活创建起来”是邓演达被害前的感叹，也是历史的遗憾。虽然邓演达遇难了，但他的思想和实践被继承下来。邓演达以平民革命理论为纲领、以军事抗争为革命路径、以代表和实现广大平民群众利益为己任、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思想，继承、丰富、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寻求中国革命新途径作出了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