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观具有丰富的内涵，赋予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全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统一战线丰富的政治蕴涵。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使自身嵌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深化联结共同体内部各要素，不断开辟和巩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空间。从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内容和形式来看，统一战线改造社会空间的历程可以概括为：革命开拓空间的统一战线、制度构建空间的统一战线、经济发展空间的统一战线、全面建设空间的统一战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总结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经验，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在变革社会空间中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共同奋斗的社会力量。坚持统一战线、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有利于大型共同体获得有利于全面现代化的社会空间，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社会主要矛盾；统一战线；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统一战线”列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进入社会、改造社会，建立和深化同社会的联系，起到了变革社会空间的重大作用。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是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空间是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引入唯物主义，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通的重要体现。社会空间不仅是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场所，而且是人们进行社会关系调整、改造的场所。社会空间的调整、改造能体现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责任和担当。社会空间变革推动中国共产党建构符合国情的现代国家和政治共同体，服务党在各阶段目标的实现。统一战线以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空间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关于社会空间的讨论主要在一般意义上进行分析［1］，或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空间［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权利保障［3］等具体方面，还没有深入运用到研究阐释统一战线发展。本文从社会空间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期从学理角度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的历程、经验和时代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赋予统一战线政治内涵

统一战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4］。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全人类解放的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能体现实践革命性的内容。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5］从实践上讲，“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539。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发展，总是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开辟着道路，总是在创造、增添、积累着共产主义的因素。在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只有加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广大同盟军，才能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共产党的性质、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等方面，揭示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规律。他们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6］307。列宁从俄国革命实践出发，提出无产阶级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认为“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7］。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理论逻辑。空间和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表明物质运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引入唯物主义，以实践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推进了对“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和“抽象能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变革，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得以贯通，实现了由追究“世界何以可能”的旧哲学到探索“全人类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新哲学的转变，以彻底的革命实践品格自觉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提供科学的价值理念。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观具有丰富的内涵，赋予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全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统一战线丰富的政治蕴涵。其一，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空间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空间关系以及人与其意识之间的空间关系。实践的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性的基本特征，赋予社会空间客观性和辩证法的丰富性。社会空间中的“人”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是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而从事一定实践活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具有能动性的人。人的能动性体现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遵循和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的活动中。这种活动离不开个体的活动，但并非个体活动的简单堆砌，而是历史合力的体现。“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8］历史合力论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并进行有效的整合，提供了理论基石。这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统一战线的优势所在。无产阶级政党运用统一战线凝聚合力，通过关系共同体建设形成和开拓社会空间，不断为革命、建设、改革开辟道路。其二，社会空间体现了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的实践变革。自然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它以土地为载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载体。相对于人而言，空间既是本源性的物质存在，又是对象性的人的存在。“人的能动的生活”在本质上规定了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被动适应周围的环境，而是主动地在对象化空间上打上实践活动的烙印，通过人自身的能动性把人的内在目的对象化到外在的空间，从而建立起一个在本质上“属人”的空间世界即社会空间。由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社会空间不是简单的作为人类生存的“容器”，而是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场所。它与自然空间互为前提，“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500。因此，解决社会空间的具体实践问题具有时代性，每个空间的内涵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是基本一致的。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独特空间形态，新的社会必定伴随新空间形态产生。这需要人们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去认识和把握，从中区分不同社会主体力量的作用，并通过现实空间生活的目的性实践加以解决，这为统一战线实施社会空间变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统一战线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政治联盟的形式调节重大政治社会关系，不断为社会发展优化外部空间。其三，社会空间变革体现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9］527。这种改造世界的革命性特征，使马克思的社会空间观与价值、自由、社会革命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结合的视角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将人的发展大致归纳为三个形态：一是生产力低下、自然分工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二是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从依附于、屈从于自然的状态下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旧的生产方式变革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0］。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一个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其中，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必经之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294。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空间的革命性特征和服务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为统一战线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社会关系的改造和拓展提供了价值遵循。

二、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秉承“全人类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哲学原则，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空间进行革命性改造实践。在革命性改造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领导和团结各革命阶级和社会力量，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依据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阶级社会结构的状况和不同的中心任务，积极地进行社会空间的变革。从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内容和形式看，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历程可以概括为：革命开拓空间的统一战线、制度构建空间的统一战线、经济发展空间的统一战线、全面建设空间的统一战线。

（一）革命开拓空间的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社会矛盾的阶级对抗性，必须通过社会革命进行调整，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达到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目的［11］。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性实践进行社会空间变革，通过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人民的迫切希望，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党的一大就明确“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明确用革命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战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等。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12］。在革命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比较早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22 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13］。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3］139。随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巩固工农联盟，建立“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14］。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实践进行了系统总结和阐述。他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15］，“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5］606，从中国社会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握统一战线的生成逻辑。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5］645。在实践中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方针，在边区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等，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内战、独裁，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撕毁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16］，组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一道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从空间的形式看，革命开拓空间的统一战线遵循“城市—农村—城市”的发展路径。选择城市作为中国革命的起点，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性质规定的，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即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方式的影响。早期的无产阶级集中在大城市，开展工人运动也自然在城市。党的一大召开的地点是城市即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参会人员所代表的早期党组织也集中在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党小组、北京党小组、武汉党小组、长沙党小组、济南党小组、广州党小组等。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广州和香港工人参加的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进行的三次武装起义等也都发生在城市。中国共产党独立走上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也选择在城市。1927 年，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发动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敌人具有力量优势的大城市，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拓空间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扎根农村、建设农村，在农村建立军队、发展基层党组织，先后创建和发展了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的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前所未有地整合中国农村的阶级、社会结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领导敌后游击战，坚持以土地换时间的持久战，坚定了抗战胜利信心。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坚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方针，体现对农村空间开拓的重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接管城市成为统一战线面对的一个新课题。1949 年 1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着重讨论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明确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会确定，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二）制度构建空间的统一战线

制度构建是相对革命而言的一种实践创造性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用革命开拓社会空间的继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仅打碎旧世界，还要建设新世界。制度构建是建设新世界的重要体现，是伴随着革命的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构建伴随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建构的实践，在社会空间上呈现由局部地区的制度规范到全国性的制度规范、由单一的制度规范到系统性的制度规范的发展特征。 在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过程中，军事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就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分配土地，发展党组织，建立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府”［17］。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土地法、劳动法等法律文件。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18］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运用统一战线建构国家政权的制度性探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政治合法性，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和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心。这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国家政治制度建构提供了现实条件。1936 年，张闻天就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政权”问题［19］。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国体和政体的高度论述统一战线。他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15］677他随后又进一步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15］760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基层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这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把各抗日阶级阶层吸纳进来，为中国共产党与各革命阶级阶层的民主合作、政治协商提供了政治制度平台。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领导人民迅速地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国家建设上明确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6］147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通过，表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在进行政治制度的构建中，统一战线主动配合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党对国家的经济、社会的有效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2］10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统一战线在国家政治体系的制度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优势［20］。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的战略机制，是党和国家体制内具有合作性或联盟性的组织平台。这种组织平台以其内部构成的广泛性和包容性，避免单一政治组织的局限性。从国家政治架构看，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运行载体。这一制度是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进入政府过程的一种体制性规范。它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内部不同利益群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权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统一战线的制度创新空间提供了新平台［21］。

（三）经济发展空间的统一战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步骤时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293遵循这一发展逻辑，党的八大依据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建立的事实，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确定，肯定了现代化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2］，“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2］187。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成为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一种新的主要的政治实践。现代化经济建设实践推动了统一战线主体范围的扩大。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主体的新需要，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概念，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概念。社会主义劳动者是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一个政治和经济概念，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也包括以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的其他社会阶层。爱国者分为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是指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爱国者，主要包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参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指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爱国者，包括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用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这种政治性的阶层定义统一战线的主体范围，既坚持了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又突破了传统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经济因素），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其中，体现了更大的广泛性和包容性。这种表述是基于我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统一战线政治属性的科学应答［23］。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的完善和发展相伴随，在社会空间上呈现由点到面、由先富地区逐步扩展到其他地区的发展格局。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取得了成功之后再启动城市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采取先行试点、再渐次推开的方法，表现在社会空间上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有序推进；体现在社会经济上是由先富到共富的发展格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凸显先富带动后富并达到共同富裕的空间发展布局。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2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走向富裕。”1988年9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沿海地区和内地达到共同富裕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5］经济发展空间的统一战线契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现存社会阶层的新概括、新定位，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范围和内涵。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既调动了社会主体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使生产要素在各区域内、区域间得以多向流动，充分发挥效益。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缩小了各大主体区域间的发展差距［26］，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雄厚的社会经济条件。

（四）全面建设空间的统一战线

全面建设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拓展和提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过去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落后的生产”已经不能准确反映现实中国的生产力实际。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目标和内涵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物质生活的追求，还有精神文化生活、政治社会生活和环境等方面的要求。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27］。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和形成，“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12］37，表明党和国家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是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发展战略的哲学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28］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进程中，需要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征和内在要求，在统一战线社会力量的布局上提出新要求：“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28］39-40同心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最大社会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9］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30］在建构最大同心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把“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把“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积极分子、留学人员、新媒体中代表人士”等统称为“新社会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新社会群体”的概念，相对于原有表述的阶层指向性更具体、更丰富，表明统一战线涉及的空间更大、范围更广、群体更多。基于全面建设空间统一战线的考虑，习近平总书记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理论，提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二重同心圆，实现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国内联盟和国际合作。用命运共同体建构新时代统一战线联盟形式，既实现了统一战线联盟形式的新发展，也全面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全面建设空间的统一战线体现了正确处理发展社会新空间与发展社会新动力的辩证法。它融国家追求、民族向往和人民期盼为一体，用发展新的社会空间催生新的社会动力，用发展新的社会动力开拓新的社会空间。统一战线注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团结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主体力量进一步丰富新兴产业、网络经济、基础设施、区域协调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形成我国发展新空间，引导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三、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领导和团结各阶级和社会力量，运用统一战线对社会空间进行调整、改造，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带领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仍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总结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经验，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在变革社会空间中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共同奋斗的社会力量。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正确方向

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历史实践是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各革命阶级和社会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决定着统一战线的方向、前途和命运。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16］1257邓小平从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强调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22］341-342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统筹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应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之中。在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中，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31］。

（二）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定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方式

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普遍存在的。在众多的矛盾中，主要矛盾是事物发展过程中起领导、决定作用的矛盾。正确判断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32］社会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场所，“每一种空间的社会问题都可以成为一种政治问题，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解决空间中的矛盾”［33］。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在社会空间的实践变革。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中国特定的时空里，通过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实现对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和社会力量的科学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科学确定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方式，包括用社会革命的实践方式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空间的矛盾问题，用制度构建的实践方式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社会空间的矛盾问题，用经济发展的实践方式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空间的矛盾问题，用全面建设的实践方式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空间的矛盾问题。统一战线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定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方式，为彰显法宝作用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三）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明晰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价值追求

人民利益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把人民置于核心位置和主体地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特定的时空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活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和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建设，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伟大成就，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从而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鼎力支持，汇聚起创造奇迹的磅礴力量。这构筑了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战线，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鲜明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极大地拓展了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价值目标的社会空间。

（四）发挥最大政治性功能，彰显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团结效应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34］党在领导人民变革社会空间的实践活动中，注重发挥统一战线的最大政治性功能。一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范围的广泛性、包容性、多样性与社会性优势，做好大团结大联合工作。二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具有的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力量的整合功能。三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平台的宽广性、政治性、社会性等优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社会力量。统一战线发挥最大政治性功能，极大地彰显统一战线变革社会空间的团结效应。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为分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要法宝作用提供了一种重要视角。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使自身嵌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深化联结共同体内部的各种要素，开辟和巩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空间。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持续构建和谐、有序、包容、有活力的社会空间，从内外协同角度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构筑的大团结大联合局面既可以优化既有社会空间，也可以拓展新的社会空间。坚持统一战线、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有利于大型共同体获得有利于推进全面现代化的社会空间，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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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