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面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定和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不仅关涉这一制度自身能否行稳致远，而且对于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既是一个认识问题，即“自信之源怎么看”，要搞清楚制度自信从哪里来；更是一个行动问题，即“自信之道怎么办”，要解决好制度自信如何更坚定。从政治学学科视角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可用历史政治学、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政治传播、比较政治、政治发展作为基本分析框架，从内生演进、文化基因、治理优势、话语体系、制度互鉴、制度自省等多重维度切入，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辩证的考察和研究，进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生演进的发展逻辑中树立历史自信，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赖以生成的文化基因中感悟文化自信，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际发挥的治理优势中彰显实践自信，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系统构建中建立理论自信，从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互鉴中坚定文明自信，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省提升中展示发展自信。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制度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实践自信；理论自信；文明自信；发展自信；制度比较
作者简介：
黄天柱，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研室主任、教授，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博士研究生合作指导教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央社院—地方社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研究组合首席专家，浙江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基地执行主任，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经过70多年的风雨洗礼，这一制度的理论不断发展，实践日臻完善，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1］。与此同时，作为“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攻击诋毁的重要目标。在这一关乎国家建设和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
所谓“制度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制度设计及其优越性的充分肯定［3］。制度自信是国家得以成长和巩固的精神基础与政治基础，决定着国家的内聚力与竞争力，进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命运［4］。“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的提出，是我国在政党政治领域形成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标志，展现了充分的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5］今天，我们讲体现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已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6］
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既是一个认识问题，即“自信之源怎么看”，要搞清楚制度自信从哪里来；更是一个行动问题，即“自信之道怎么办”，要解决好制度自信如何更坚定。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这一方面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与国外政党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不断暴露出的内在缺陷和问题密切关联。已有研究成果多从历史、理论、实践、文化、价值、比较等不同视角和维度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内涵和来源，并提出彰显和强化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路径和举措。但总体而言，目前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问题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辩证的研究的成果仍付之阙如，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近期，中共中央出台专门文件，对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谋划部署，并提出了努力建设自信自立、务实有效、规范有序、生动活泼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总体目标，这必将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面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尝试从政治学学科视角，以历史政治学、政治文化、政治功能、政治传播、比较政治、政治发展为基本分析框架，从内生演进、文化基因、治理优势、话语体系、制度互鉴、制度自省等多重维度，体系化学理化思考和回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之源和自信之道问题。这不仅关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否真正行稳致远，而且对于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内生演进与历史自信
所谓“历史自信”，是指主体对自身历史轨迹、历史价值和历史前途的充分肯定［7］。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他郑重提出“坚定历史自信”的重大命题，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8］，强调“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9］。坚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自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对于政治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维度看，政党政治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相较于西方现代政党和政党政治产生至今200多年的历史，中国从1905年第一个近代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建立，到今天也才有100多年，而到1949年新型政党制度确立时仅有40多年。但在此期间，中国人对政党政治模式的“体验”却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民族复兴的历史征途中，尝试和实验过现代政党政治的各种形式、体制和模式。两党制、多党制昙花一现、乱象丛生，并最终以流血政治收场（以宋教仁被暗杀为标志）。国民党搞一党专制，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国家一切权力，导致众叛亲离、人心散尽、败走台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先后实现两次合作（第一次采用党内合作形式，第二次采用党外合作形式），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政党合作的主体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中间党派。但国共两党因利益代表和政治主张不可调和，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而中国共产党与一部分中间党派因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等方面有基本共识而渐行渐近，最终携手合作、协商建国。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中国大地确立起了符合国情的政党制度。
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身的形成发展看，它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萌芽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在中共“五一口号”催生下，正式确立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新中国成立头七年，是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但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国内外各种因素和形势的影响，走了一段弯路，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文革”结束后进行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开启新的历史时期，遭到扭曲的政治形态复原并获得新的发展，开始了政治形态的转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得以恢复并实现发展，获得主体地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多党合作逐步超越党际关系架构和统一战线政策安排，被确立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并通过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载入宪法的方式得以确认和巩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得以不断提高，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0］。
从形成逻辑来看，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一般都既是“长成的”，也是“做成的”，往往受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基础和各政党尤其是主导性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智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决定。今天，我们分析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产生和存续的必然性，实际上要从历史逻辑和历史过程两个维度来展开。
历史逻辑揭示的是偶然性中的必然性。作为一种历史逻辑，新型政党制度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党政治生发、演进的历史结晶，其形成和确立有其必然性。一百多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探索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道“风景”，不是中国从西方照搬过来的“盆栽”，是一项有“根”有“魂”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存续是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目标的需要。对近现代中国而言，要实现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文化兴盛繁荣等目标，既要解决权威供给，又要吸纳多元参与，即建构多元一体的政治秩序。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存续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反映，是大一统、天下为公、家国情怀、以民为本、和合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存续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概言之，它符合中国国情，匹配中华文化，能够真正有助于解决中国实际面临的问题。正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深刻指出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11］。这既是历史自觉，也是历史自信。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有其或然性。必然性不能脱离偶然性而孤立存在和起作用，必然性往往存在于偶然性之中，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和确立的历史必然性，也是政党制度各主体在关键历史节点坚守制度选择的结果。尤其是作为新型政党制度重要主体的民主党派，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存废问题被多次提出。周恩来曾说，民主党派“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12］。那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底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和推动了民主党派的产生呢？笔者认为，国共两党关系格局的变化是民主党派产生和存在的政治土壤；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社会中间阶层的广泛存在，是民主党派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土壤；民国时期政治思潮的多样化发展是民主党派产生和存在的思想理论土壤；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积极入世的行为取向是民主党派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土壤。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民主党派存在的土壤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的土壤没有了，有的土壤慢慢发生了变化。因此，每当社会政治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都会有人提出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有人提出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有可无”。针对这种声音，毛泽东提出了“一根头发与一把头发”的重要论断，即认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存在，民主党派是联系和代表他们的，因此民主党派发挥的不是“一根头发”的作用，而是“一把头发”的作用［13］。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民主党派存在仍然有它的社会土壤。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复存在，这时又有人提出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基础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从理论上回应和解决了这一问题。这里强调的是民主党派存在可以发挥监督共产党的作用。这种监督在1957年春季开始的整风运动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但很快被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所取代了，之后“互相监督”就主要变成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单向监督，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日益边缘化和弱化。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和“文革”中，不断有人提出取消民主党派，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没有松口。在当时民主党派几乎已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坚持保留了民主党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多党合作从一种党际关系、统一战线政策上升为一项国家政治制度，就是为了从制度上把多党合作稳固下来，使这种制度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意志的转移而转移、兴趣的转变而转变。
从历史回到现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别是民主党派存在的现实基础问题仍需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有效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今天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党派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是什么，现实合理性在哪里？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日益扩大、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日益拓展的条件下，八个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党派对于中国政治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自信不仅要在历史演进中得到论证，更应在现实发展中得到新的确证。
从历史自信的角度看，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留给中国的一份宝贵的政治遗产与制度资源。它使当代中国政治在理论上有更大的主动性，在实践上有更大的回旋和开发空间。试想，当时如果取消了民主党派，那么今天中国政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但这份遗产和资源要怎么用，才能在新形势新条件下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与作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14］。如果只是徒留一个制度形式和框架，而没有良好的制度运转与效能，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制度自信的。进入这个层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空间仍然很大。
现代政治实践表明，文化对政党组织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15］。文化不仅影响着政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可以说，任何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基因和土壤。纵观历史发展，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5000多年文明发展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新型政党制度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突出优势。中华文化崇尚和传承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理念，承载着家国情怀，彰显着“和合”精神，蕴含着民本意识，强调国家整体利益优先、社会和谐共生、个人积极进取、民本主义等核心价值，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所谓“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自信和坚定信念。文化自信体现在对本国传统文化、历史、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自豪感、认同感以及对这些文化元素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意义的信心。文化自信的核心是相信本国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这种信心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上，还包括对当代文化创新的自信，认为本国文化能够在全球化的潮流中脱颖而出，为国家赢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16］；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7］；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18］。这一重要论断表明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关联，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秉承历史文化传统、坚定文化自信，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借鉴传统政治智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文化传统对于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具有深刻的影响，这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也有集中体现。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对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影响，是新型政党制度文化发生学的深层原因。尤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方式，确实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高度契合。从古及今，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一对范畴极为关键，那就是“一”与“多”。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总会面对一体与多元的对立统一关系［19］。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尤其在封建社会和战乱时期，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不可谓不激烈。然而，这并未阻碍中国文化对和谐共处的向往，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始终倡导和追求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价值理念。我们承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主张多比一好，单一的东西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形态。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多样性可以带来不同的视角、观点和创新，为社会提供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资源，这也符合现代社会对于多元性和创新的追求。但同时我们也认为，没有天下归一的“多”，也会导致“物之不存、天下无序”（《孟子·滕文公上》）。这一观点也意味着，如果过度强调多样性而缺乏一定的整合和归一性，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无序。中国文化强调要在多元性中寻求共同点、在差异性中谋求一致性，以维护整体的秩序和稳定。多样性不应成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应当在一种有序、平衡的框架内实现，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所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会认为割裂事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做法，不是一种正确的做法，或者说不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这与西方哲学和宗教中二元对立、物我两分的思维方式存在明显区别。这种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壮大统一战线的心理基础，也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这也反映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融合本土文化和适应时代需求方面的独特性。文化传统的理念不仅影响了政党制度的设计，也在实践中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等方面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
从辩证的角度看，我们也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当中可能会影响和制约新型政党制度良性运行、健康发展的因素和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很难简单用“好”或“不好”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为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和专制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那些带有封建性的思想糟粕在社会意识中也都有所表现。比如，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等观念，社会心理中的权力崇拜、圣君清官情结、宗法等级观念、义务本位等臣民心态，国民性格中的实用、功利、中庸、嫉妒、自私等特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等主张，影响至深。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很早就有民本、“民主”思想，如强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书·泰哲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等。这些论述意识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等，要求统治阶级面对“天心”即“民心”时，必须“怀”“抱”“顺”“承”“度”。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它们都是就君民关系而言的。“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周书·多方》），求的还是为民做主的君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表露出来的还是对觉醒的、组织起来的、有主体意识的民众力量的恐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消极性因素，同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理念，是格格不入的［20］。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如果受到这些思想糟粕的影响，就会背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实现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制度载体的初衷和定位。总的来说，目前对这个方向上问题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下一步应秉持实事求是的立场态度，客观辩证全面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良性运转提供正面的、积极的思想和文化支持、精神和价值指引、理论和政治智慧。
从文化自信延伸至制度自信的底层逻辑是通过文化认同建构政治认同。这里面有几个理论问题需要注意和考虑。第一，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的转变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程。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紧密相关的，但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文化认同包括人们在价值观、信仰、习惯等方面的共鸣和共同体验，政治认同涉及对政治制度、权威和公民身份的认同，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多样的交织。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但影响方式往往是间接的，文化认同也并不会直接导向和转化为政治认同，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实现这种转换的路径和形式。第二，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在同一种文化传统的土壤上可以生长出不同的政治形态和制度形式，同一种政治形态和制度形式之下可以是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因为，在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之间，还有其他诸多影响变量，比如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力量对比、阶级阶层结构、国家规模等。所以，我们要重视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但不能陷入“文化决定论”，否则容易掉入“理论陷阱”。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而唯物史观的第一原理是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决定文化和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是第一性的，文化是第二性的。因此，要重视文化，同时更应该重视观察和研究经济社会变化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当然也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三，文化是一个复合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基本支撑。其中，作为根文化、源文化、母体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含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对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潜在影响极为深刻。同时，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革命文化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坚持统一战线、践行群众路线、倡导协商对话，在这些实践基础上孕育出的大团结大联合、党内外合作共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协商等重要理念和文化，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看，共产主义价值观影响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始终强调要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念支持和吸纳各民主党派规范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对党外人士包容体谅并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型政党制度加强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提供了价值基础。
总体而言，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文化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关系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主要聚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而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明显不足，这在下一步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需要着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两个结合”的宏阔进程中交融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重要基础。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自信，要进一步立足文明视域，整体、深入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文化的多维立体关系，自觉自主地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增量性原创成果，在政党制度领域以坚定文化自信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三、治理优势与实践自信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这句话出自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的哲学著作《默觚》，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的鞋子大小不必相同，关键是要适合自己的脚；每个国家的治理方法不必雷同，关键是要有利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引用过这句话。这句话促使学界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治理绩效问题的关注和重视。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制度自信的背后是理论的坚定性与发展的有效性，而其现实根基就是全社会对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所形成的基本认同［4］。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所有的制度认同都是建立在制度所创造的效能与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追求具有内在契合性基础上的［22］。具体到政党制度，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好或不好、适合或不适合，不能仅仅看形式和程序，不能简单地采用政坛上有几个政党、选举中有没有政党轮替、政党间有没有制衡等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看其治理绩效，看其是否真正管用，是否能真正有效回应和解决国家治理中面对的各种问题，是否能够为国家的长期繁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福祉增进作出积极贡献。政党制度一旦形成并稳固后，事实上就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依托。不同的政党制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关系与功能性特点，在现实的国家治理中也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体现着不同的价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以两党制、多党制为主要代表的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同于苏联等国家曾实行过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独大（居优）制。这一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以多党派参政为重要内容，以政治协商为基本运行机制，有自身鲜明的结构特点。从参政党角度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平等但不对等、参政但不分权、监督但不制衡、合作但不同一［23］。自正式确立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已走过了70余年的发展历程，已全面嵌入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与政治过程，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资源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并在实践中展现出了独特魅力和鲜明优势，显示出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在2018年3月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的同时，将这一制度与旧式政党制度置于同一个天平上进行比较，用三个“新就新在”高度概括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功能优势。他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
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视角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价值可概括为：以政治沟通优化决策、以一核多元维护稳定、以互相监督改进治理、以协商合作柔化权力、以有序参与深化民主［24］。这些功能价值落实于具体的制度运行中，其实践优势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作为唯一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拥有绝对权威和能力实力，其领导地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确认和保障，在多党合作中拥有决策主导权，在体制内外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庞大组织体系，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引领广大党外人士，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加强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全面、有效的领导。第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力量的无党派人士，依托新型政党制度，拥有丰富而畅通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渠道，可以规范有序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第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保持战略定力，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提出愿景、制定规划、谋划工作并承担责任。第四，通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建构起的一个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政治沟通信息网络，各种思想智慧、意见建议、愿望诉求可以进入决策者视野，使决策信息更加充分、决策方案更加完备、决策依据更加准确，从而推动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第五，通过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视角，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发现一些单靠中共党员没有或不容易发现的错误和缺点，促进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并及时纠正一些政策和工作中的误差和偏差，从而少犯错、少走弯路。第六，通过“一核多元”（即一元领导核心与多样参加主体）的主体结构，有效解决政治权威的供给和保障、多元社会利益的协调与整合、各种社会群体的凝聚与动员、新兴社会力量的吸纳与引导等问题，促进政治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发展合力。第七，强调集中决策、快速反应，谋求上下同心、全国一盘棋，强调垂直管理、令行禁止，使执政党和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社会号召力、群众组织力和资源调配力，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实践证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外政党制度尤其是以两党制、多党制为代表的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相比，在国家治理的能力和绩效方面具有明显优越性。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政治秩序和治理效率，进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25］。近年来，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金钱政治、短视政治、否决政治、作秀政治、民粹主义、低效治理等弊病，“以民主程序吞噬了民主实质”［26］。这不仅打破了国内一些人对西方民主和政党制度的迷信，也使大家更加理性和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及其在维护国家多元一体、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优化公共政策过程、吸纳社会有序参与、整合协调各方利益、保持政局团结稳定、组织动员凝聚力量等方面的鲜明优势。因此，当今天西方社会都普遍对政党政治表示不满，认为政党政治已经在走下坡路、政党功能在衰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则明确向世界宣示：“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27］，政党是“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28］。这些重大论断的背后，是建立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优势基础上的实践自信。
四、话语体系与理论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自信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29］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是当代政治舞台上最主要、最活跃的角色，是各国国家治理过程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政治主体。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在当今世界，所谓政治几乎就是指政党政治［30］。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20多个是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政党。在现代政治框架下，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形成的制度性政党关系、行为规则和运行形态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不仅规范着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功能和运作方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31］，是现代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中国基于本国国情、以自己的方式对政党政治这一普遍性问题作出的回答。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与适应性。我们有理由也有底气把这一制度背后的各种道理尤其是它的中国性与世界性或者说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这必将是中国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作出增量性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标识性概念，鲜明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话语的自觉重塑和自主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从原来更多强调多党合作制度的“中国特色”，到如今在“中国特色”基础上更加强调这一制度的“新型”特点和优势，更有利于讲清楚一个基本道理，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有根有魂、具有内生性，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话语转变的背后，体现的正是高度的制度自信。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等重大场合安排民主党派中央主要领导人亮相并发声，都是彰显制度自信、展示制度形象、扩大制度影响力的有力举措。
构建具有公信力、感召力、说服力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任务和要求，中央出台的最新文件作出了专门部署。当今世界，话语权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而言，挨打、挨饿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现在面对的是如何解决挨骂的问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至关重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党政治模式，这项制度要真正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说得响，一方面要靠实践有效，即用事实说话；另一方面要靠逻辑自洽，即用道理说话，尤其需要建立一套自己讲得通、别人听得懂并且听得进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干得好、讲得好，才是真的好，才是真底气。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关键是加强基础研究。要从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从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中、与世界上各种类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中，系统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理念、结构样态、实践形态、运行机制、功能作用、发展空间、世界意义、文明价值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以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指导实践的前瞻性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吸引力、说服力、引导力，努力为世界提供一套有别于西方的、更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讲清道理，需要揭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文化基因、历史渊源、功能价值、特色优势总结好、提炼好、概括好。讲明学理，需要推动纳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计划，建设一批理论研究基地，推动党校、社科院、社会主义学院、高校等加强对重大基础问题的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构建相关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讲透哲理，需要对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政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现代政党诞生于西方，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研究给予了足够重视，形成了丰富的政党学说。纵览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研究的成果，其研究对象和内容非常广泛。从政党本身出发，西方政党理论针对政党的定义、政党的功能、政党组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政党外部来看，西方政党理论着重从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两个维度出发，集中探讨了政党与社会结构、政党与社会资本、党国体制、政党法、政党财政等关键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少学者对政党的未来，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政党及政党政治的转型趋势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和研究。在我国，学者对政党的关注是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展开而出现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和世界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全面，国内学界对政党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更加注重把各类政党作为整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并从中发现政党活动中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32］，“政党学”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综合来看，中外政党学的知识谱系大致包含以下这些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发生学。主要研究：何为政党，政党如何产生？政党到底是代表部分，还是代表整体？政党究竟是冲突的力量，还是整合的工具？二是政党历史学。主要研究：政党的演变，包括观念、组织、技术、形象等方面。三是政党组织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成员、组织、目标、活动、经费、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律等），以及政党自身建设（党员招募、党内教育和培训、政党形象塑造；党内民主；政党经费的筹集和管理等）等问题。四是政党文化学。主要研究：政党意识形态，党章、党纲，党徽、党旗、党歌，党刊党报，党员纪律，党内民主生活等。五是政党政治学。主要研究：政党如何推动国家政治的运行，具体包括政党的功能、政党与国家权力（政党与代议机关、政党与行政机关、政党与司法机关、政党与军队）、政党与民主政治、政党与政党制度等。六是政党社会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基础，政党与社会整合（政党与阶级关系、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政党与政治沟通，政党与媒体，政党间关系（党际关系）等。七是政党类型学。主要研究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分类标准及分类体系。八是政党比较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政党及政党制度之间的比较。九是政党发展学。主要研究政党发展的环境、动力与前景等问题［33］。这样一个知识谱系为思考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可考虑从历史、主体、关系、机构、机制、功能、文化、比较、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入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既有世界性又有中国性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
然而，现有的理论远远没有把丰富多彩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背后的逻辑和道理讲透彻、说清楚，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今天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既要运用改革开放成就论证新型政党制度的有效性，更需要进一步讲清楚新型政党制度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从学术话语看，这就是要讲清楚两者之间的因果机制。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研究得比较多，也比较深入。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也要讲清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讲清楚这样一种以“1+8+1”为主体框架，以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为核心要素的新型政党制度，其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哪些是中国的特色和个性，哪些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尤其是政党政治文明的规律和共性。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从全球视野、全局眼光的要求研究和思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时候，讲清楚普遍意义和规律性原理并且能被更多人理解和认可的时候，相较于一味强调这一制度的中国特色与个性，更有说服力，更有意义，也更有助于增强我们对这项制度的自信。诚如有学者所言：“当我们强调政党制度自信时，应不是仅仅强调中国政党关系独特而自信，而是须说明这种独特是建立在普遍共性基础上的，是更高一层的独特，这样才是真正的自信。因此，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关系，需要论述这种‘特色’之中蕴含的普遍性，证明特色不是特立独行，而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或特色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34］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重点是融通内外交流。要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和叙事体系，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一方面，国内各方应努力形成话语共识。客观而言，目前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内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之间，高校和党校、社科研究机构、社会主义学院的研究者之间，官方和民间，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之间，话语体系很不一样，交流对话有一定的难度，存在不同程度“自说自话”“圈内循环”等相互割裂现象。因此，当前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要逐步打破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部门、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大众传媒等机构、组织和单位之间的话语壁垒和藩篱，围绕着如何进一步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这一共同任务，加强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实践者、传播者之间的跨界对话和交流，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范畴、表述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和共同话语，推进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一体化建设［35］。另一方面，面向国外，要努力把握世界各国政党的研究兴趣点、利益交汇点、议题聚焦点、情感共鸣点，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把新型政党制度外宣工作纳入国家总体外宣大局和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发挥国内主流媒体对外新闻发布平台作用，用好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改进叙事方式，创新宣传手段，扩展宣介渠道，提升传播效果，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跨文化、跨语境、跨国界传播，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效能优势转化为舆论优势、话语优势，使这一制度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了解、理解、认可。
在面向国外尤其是国外普通民众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时，采用“求同存异”的策略往往更有效，这意味着强调与他们熟悉的政治概念和价值观的共通之处，同时承认并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之处。从人性上说，人们更容易理解熟悉和类似的事物，而不容易理解陌生和迥异的事物。“求同存异”意味着通过诉诸“同”的方面来让对方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只是说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困难［36］。首先，可以通过强调共同的目标来建立共鸣。例如，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同样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福祉等方面的目标，让国外民众感受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追求，从而降低他们对陌生性的敏感度。其次，通过突出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解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包括强调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治理理念，以及对民主和法治的理解。这样的解释有助于国外民众更好地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下的发展过程。此外，通过实际的案例和事例来说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作方式。运用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向国外民众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参与国家治理以及如何回应社会需求。这有助于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制度的实际运作，减少对制度的陌生感。
对外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发挥特殊重要作用。要综合运用官方和民间资源，统筹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海外知华友华力量，多方位宣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作用，提升国际影响力。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有责任也有条件通过现身说法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治理成效，尤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动实践，争取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要发挥民主党派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应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落实好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参加有关外事活动的各项政策。要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搭建更多的工作平台，发挥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如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主持的外事活动、有国际影响力的政党会议（如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等。通过现身说法，从当事人视角向海外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中国共产党讲和各民主党派讲相结合。这样能够在讲好中国新型政党故事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塑造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助推国家总体外交。
五、制度互鉴与文明自信
文明和文化是一对既密不可分又有深刻区别的概念。从制度自信的角度看，文化自信立足多样性、丰富性、特殊性、民族性，文明自信体现普遍性、一般性、通约性、世界性。与文化自信相比，文明自信是一种层次更高、底蕴更深的自信。这里的普遍性、一般性是从理性和哲学层面来讲的，通约性、世界性是从实践层面来讲的，是指对全人类都可通用和适用的东西，是人类所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东西，是人类普遍的共鸣。具体到某一项制度而言，其是否具有文明自信和文明价值，关键是看这项制度能否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并且其价值理念、机制安排能否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解决治理难题有积极参考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37］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文明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辉煌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成就作出总结概括，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论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8］。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政治文明新形态最具中国特色；在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制度文明新形态最为根本；在制度文明新形态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具魅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为下一步从文明自信高度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谋划了蓝图，也提出了新的重点和更高要求。
一方面，要在文明比较和传播中坚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类型、一种新的执政和参政方式、一种新的政党关系、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一种新的现代治理方式［39］。从文明比较视野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诸多方面的特色优势具有重要的文明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协商对话代替选举至上，以合作共事代替恶性竞争，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的制度理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为内在特质，致力构建既能吸纳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又能有效维护社会团结的包容型制度，较好地以制度化方式解决了在发展民主的同时保持社会团结这一世界各国面临的长期且普遍的难题，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增添了新的制度形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致力追求利益代表的真实性、广泛性、持久性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性，以建立在广泛有序参与基础上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社会团结超越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的社会撕裂，以一体多元的主体架构广泛吸纳、聚集和培养全民族精英人才，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新的制度效能。对于这样一种将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步性和时代性、一致性与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的政党制度，我们应有充分的自信。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开展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共性与个性（或者说普遍性与特殊性），分析共性背后渗透的人类社会治理与政治发展的规律以及个性背后体现的不同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特色。比较研究不可避免会涉及对每一种制度的优势、劣势或者说长处、短处的分析和评价。但就根本而言，比较不是为了简单分个高低优劣，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改进自己、完善自己。这应该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出发点。基于这样的态度和出发点，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自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无法在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学分析中给这项制度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结果往往是在西方主流政党理论划分的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之外，自己加一个“一党领导制”，或者表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属于西方政党类型理论所指称的任何一种，是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类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到底是只能独中国一家、别无分号，还是可以真正成为人类在面对和解决政党政治这一普遍性命题时采用的一类制度？这里面同样存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
纵观几百年来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仅在一国实行的政党制度，很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强大话语权的政党制度；只有超越一国范围，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借鉴或参考，政党制度才有生命力、影响力、话语权，也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成为标杆和模范。英美的两党制、法德的多党制，就是在传播、复制、移植到其他国家以后，才逐渐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影响力和话语权。讲到一党独大（居优）制，人们也能一下子想到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印度的国大党、日本的自民党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尽管在制度传播、复制、移植过程中，时常也会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影响而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导致制度变形、变异、失败甚至崩溃。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一种制度的精神和要素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体现和借鉴，那么这种制度就更能找到和确立类型学意义上的自信。这种自信的背后是具有某种普遍性、一般性、通约性的文明价值。
从纵向比较维度看，二战后建立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中国外，还有几个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分别是亚洲的朝鲜、越南，欧洲的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专门组织力量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合作的经验与做法进行了总结提炼，希望能为我国多党合作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不曾预想，随着东欧剧变，多党合作在东欧四国中断了。但我们不能因为在这些国家这种制度最终中断了，而否认它在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一种重要类型的历史事实。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坚定制度自信，必须跳出“幸存者偏差”的思维陷阱，对这种制度在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实践经验和最终中断的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尽管东欧剧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但如果从政党制度的角度作反思，是不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也有其一些内在的缺陷和问题？这些缺陷和问题在今天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是否也可能存在？如果存在，那么要如何克服和解决，从而使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在中国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系统、深入总结它们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40］。
同时，要欢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考察和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与经验。在政党制度上，我们历来强调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强调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其政治选择。这个主张是相互的，一方面是希望其他国家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认识和理解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当然，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一主张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提出的，强调的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不论国家大小、国力强弱，一国的主权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但同时，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日益频繁和密切，对当今的每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国际关系、国际环境已经日益成为其国内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不同的只是影响的方式和影响的程度。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今天致力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正日益凸显。未来的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独善其身”显然不够，“兼济天下”必须考虑，这既是世界对中国的要求，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责任。由于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实行得很好，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这一制度也表示赞赏，觉得可以学习和借鉴［1］。对中国而言，通过制度比较和对话，在尊重别国主权和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前提下，基于政党制度发展的普遍性与规律性，进行必要的制度倡导，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搞制度输出，但应该欢迎其他国家及政党来考察和学习，对于那些认同、需要、希望学习我国政党制度的国家，可以创造积极条件，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精神要义和实践要素更多为他们所认知、了解和运用。只有成为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以一种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另一方面，要在文明学习和借鉴中永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活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地位是法定的，两者之间在执政权归属问题上不存在竞争性。它与苏联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不同，不仅没有取消执政党以外的其他党派，而且注重吸纳这些党派的成员参与政权机关建设。它与新加坡等国家的一党独大制也不同，民主党派从制度设计和政治现实上均不存在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尽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自身特殊性，但并不是特殊得完全无法与其他政党制度进行比较和对话，因为其背后仍然具有政党制度的一些共通性。例如，与所有其他政党制度一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使命主要也是解决多元共存一体的问题。不管政党制度是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样的形式确立，其内在的倾向都是共同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国家整合，减少党派的无序纷争可能带来的社会分散和国家分离［41］。再如，在多个政党并存的条件下，执政党都力图维持执政地位，这使得执政党在处理与国家、与社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以及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往往表现出一定相似性。又如，中西政党制度均反映了民主的价值。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下，人民主要通过选举实现当家作主；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除选举外，更强调人民通过协商和参与实现当家作主［42］。
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来认识和把握这一制度，看它是从什么样的“土壤”中孕育和产生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否则就容易作出一些隔靴搔痒、脱离实际的认识和预判。
新型政党制度的共通性则要求坚持比较的视野，跳出中国看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除前述从纵向比较维度总结反思多党合作制在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和中断教训外，还要从横向比较的维度客观辨别当今国外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中的糟粕和精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有针对性地予以扬弃。现代政党和政党政治首先产生于西方、成熟于西方，尽管近年来西方政党政治发展中暴露出了诸多弊端和困境，甚至在部分国家出现了政党衰败的现象，但是政党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实践中仍有不少操作和技术层面的经验和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比如，西方竞争性体制下，在野党、反对党是如何实现对执政党和公权的有效监督的；在欧洲一些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组成联合政府的各个党派之间是如何开展协商与合作的；以绿党为代表的“议题型政党”是如何兴起并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西方政党是如何处理与群众（选民）之间的关系的；西方政党是如何发挥思想库的“外脑”作用的；西方政党是如何通过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开展政治沟通、引导社会思潮、塑造政党形象的；等等。对于这些经验和做法，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总体要求，以一种开放心态予以关注、研究和借鉴，使之成为我们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资源。
六、制度自省与发展自信
一项制度是否具有自我反思的精神和能力，既是制度自信的条件，也是制度自信的体现。我们真正树立制度自信，不仅需要通过“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来突出优势，也需要通过反思不足来发展完善自己的制度，坚持“破”（批评别人）与“立”（发展和完善自己）结合，以“立”为本。我们要更好地发展和完善自己，既要客观评价和充分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也要理性分析和有效解决我们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既能看到优势、发挥优势，又能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自信。事实上，当我们把一个个问题都研究透，并从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角度提出可能的出路和方向，我们对自己制度的自信只会增强，不会削弱。
在看到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乱象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面对这种乱象，西方国家本身是否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的能力。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西方民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民粹化、金钱政治、民众的政治冷漠现象、中产阶层萎缩、政党趋同化与政党极端化并存、为反对而反对等）都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同时在实践层面进行必要的适应性调整。近年来西方国家选举中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包括特朗普的上台，我们既可以把它看成问题和乱象，但也可以把它看成西方选举政治对社会问题和选民诉求的回应。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特朗普在选举中提出的问题（包括精英政治的问题、非法移民带来的就业和治安问题、全球化对美国国内企业和劳工的冲击问题等）是客观存在的。这表明，在西方国家，政治对社会仍是有回应性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既然有回应性，自然也就有自我调整和自我矫正的可能性。
有自省就会有发展，有发展必将更自信。作为一个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土壤之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世界上绝大部分政党所不具备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省能力。从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赶考论”，从化解“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到“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以其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与时俱进，不仅使自己始终保持着旺盛生机和活力，而且持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和事业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对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进行全面谋划部署。在此过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完善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该基本思路主要涉及两个关键词：一是“制度自信”，二是“制度效能”。两个关键词背后的基本逻辑是：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有自身的文化土壤和国情基础，它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能够推动中国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业。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底气。但这种自信和底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要把这项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并使这项制度内含的功能和价值充分展现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提升制度自信、发挥制度效能，中共中央就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理论、政策、实践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一，理论创新方面。明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力量”，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是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等重要论断，为进一步提升这一制度的地位作用、坚定制度自信、发挥制度效能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其二，政策创新方面。着重在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文件，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完善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撑。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出台的三部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关政策规定更具刚性和约束性。中共中央就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出台专门文件，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文件，首次就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定十年规划，协助各民主党派中央围绕组织发展、内部监督、民主生活会、纪律处分、述职和民主评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出台一系列文件，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体系框架日趋成熟。
其三，实践创新方面。政治协商更加规范有序，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坚持亲自主持民主协商会，坚持每年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坚持每年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参政议政更加精准有效，尤其是通过制定支持民主党派中央开展重点考察调研的专门文件，使重点考察调研工作保障力度更大、成果质量更高。民主监督开辟崭新领域，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对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和国家中长期规划中的重要约束性指标等的专项监督。2016年以来，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先后围绕脱贫攻坚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有利于民主监督作用发挥的制度环境正在逐步形成。此外，逐步开发民主党派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如支持民主党派发挥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联系团结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对外交往等领域和方面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工作短板，影响了制度自信的提升，制约了制度效能的体现。
比如，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上仍有没解开的结。有的党员干部仅仅视民主党派为“智囊团”“思想库”，而不注重发挥其“晴雨表”和“监控器”的作用，片面强调“一致性”，忽视“多样性”；对待政治协商，更多还是程序性考虑，觉得“作为一个程序要走一下，但没必要太认真”；不能正确看待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甚至认为民主党派发展成员是跟中共“抢人才、争地盘”；戴着有色眼镜看党外人士、党外干部，觉得与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干部相比，党外人士、党外干部不好用、不好管，用起来不放心、难放手。究其原因，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跟党员领导干部学习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政策不多、认识不够深刻有关。调研发现，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尚未常态化进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主体班次。
又如，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有政策但实施情况不均衡。一是对相关政策理解和执行有偏差。一些基层单位没有充分重视和贯彻落实“有意识地把一部分优秀人才留在党外”的政策，甚至出现给民主党派发展成员设置障碍的现象，客观上给党外代表人士水源涵养造成了消极影响。调研中，有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表示，感觉现在党派成员发展进入到了一个“迷茫期”。一些医院、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银行、文化机构等片面理解和执行“一岗双责”“双带头”等政策，限制和减少了党外干部在中层正职岗位上的任职和锻炼机会。二是对党外代表人士培养缺乏长远规划。一些地方民主党派组织高层次人才和旗帜性人物相对缺乏，代表人士队伍存在断层现象，年龄层次过于集中，没有形成梯队，导致政治安排中“拿着帽子找人”，甚至“拿着帽子找不到人”。三是将党外干部纳入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总体安排不够，党外干部实践锻炼的渠道和平台偏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实施后，一些党外干部挂职锻炼的形式取消了；一些地方原有建立的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这几年大多终止了；中央有关部门对乡镇班子成员中配备党外干部有新规定，党外干部在乡镇的锻炼机会和渠道有所减少。四是实职安排没有实现应配尽配。一些地方民主党派省级组织主要负责人未进省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班子，一些地方配备党外领导干部的政府工作部门数量与相关文件的规定有较大差距，市县司法机关领导班子中党外干部配备的覆盖面不高，县（市、区）政府领导班子中配备党外干部的数量与上次换届时相比有所下降，政府工作部门中配备党外正职比较困难。五是政治安排没有全部落实。党外人士在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中的比例要求，在一些市、县没有落实到位；部分县（市、区）政协班子中党外副主席的配备未达到50%。
再如，参政党能力建设与执政党能力建设不匹配。世界上政党之间的关系无非是竞争与合作两种，竞合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解政党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4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多党之间的关系是以合作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以竞争乃至斗争为基本出发点［44］。这种政党制度的运作和发展，客观上特别要求参政党能力与执政党能力相适应。因为，只有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能力都提高了，并且能够相互匹配和适应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站得住脚。反之，如果没有合格的合作对象，这一制度本身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更谈不上什么优越性了。总体而言，参政党能力建设仍滞后于执政党能力建设，民主党派“本领恐慌”现象是调研中发现的一个共性问题。党派成员普遍反映，从民主党派自身角度看，影响多党合作质量和效能的主要因素，还是民主党派自身能力不足，人才队伍建设（包括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和资源整合能力跟不上中共期待和形势要求。有的党派领导表示，虽然现在各党派主委每年与中共党委书记面对面协商座谈的场合和机会很多，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够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尤其是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更是不敢提出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党组）及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多党合作，把协商仅仅当作一个程序，把配备党外干部仅仅当作一个结构性要求甚至“点缀”，其中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是没有从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和与党外干部的合作共事中真正听到对改进决策和工作有价值和帮助的意见建议。
另外，党外人士履职激励与保障有规定但难落地。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规定和精神，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多党合作相关工作，所在单位要给予支持保障，重要履职成果要纳入绩效考评考核内容，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参加职称评审。但这一规定在基层单位的执行难度很大，“兼职闹革命”“业余做奉献”成为部分党外人士履职的客观现实，成为制约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老难题。甚至在有的单位，党派成员在工作日时间参加党派活动，被视为“不务正业”；党派成员在党派工作中的履职成果和荣誉，所在单位不予承认。这些现象在基层仍普遍存在，影响了党派成员参加党派工作的成就感、效能感和积极性、主动性。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反过来直接影响了这一制度的社会评价以及我们对这一制度的自信和底气。因此，发挥制度效能，成为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点和关键所在。直面问题，摸清偏差，找出原因，制定实施有效举措，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健全议政建言机制、有序开展民主监督、拓展发挥优势作用的平台载体、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高自身建设水平，努力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实现“说的”与“做的”相统一，制度自信将是水到渠成之物。
坚定制度自信是为了更好地砥砺前行。面向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更加坚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实践自信、理论自信、文明自信、发展自信。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的矛盾和问题会得到缓解和解决，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和出现，我们要在解决新矛盾、应对新问题中不断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国家和社会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和进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必将呈现出更加自信自立、务实有效、规范有序、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凝聚磅礴力量和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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