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彩玲，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参政党建设教研室主任、教授，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博士生导师。

摘要：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为既体现世界政党共性又彰显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经历了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革命党”“在野党”“地下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参政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身份变化。这一身份变迁的历程，一方面受历史必然性所规定，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民主党派先贤们的理性选择，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贾亦斌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亲历了中国几次组党高峰，几乎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对政党制度进行实验与选择的全过程，其人生经历是民主党派的一个缩影，其理论贡献则是民主党派历史自觉的一个见证。贾亦斌率先提出“参政党”这个概念，是民主党派自身完成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的标志，它深刻说明，参政党既是“长成”的，也是“塑造”的，是民主党派基于自身历史自觉主动选择与主动建构的结果。

关键词：文化基因；历史选择；身份建构；参政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6月25日发表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指出：“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2022年7月底闭幕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在中国只有执政党和参政党，没有反对党，并且明确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那么，我们如何在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理解这一系列重大论断？民主党派又如何从曾经的“中间力量”演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民主党派历经几次政治交接之后，一代又一代的新的民主党派成员又如何看待这一政治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身的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参政党之所以是参政党，真的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安排”甚至是“要求”的吗？这是关民主党派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怎么走来的，怎么走下去等关键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明白、讲清楚，才能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健康发展，才能确保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民主党派能够真的围绕新使命新目标，与中国共产党“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出生于民国初年的贾亦斌先生几乎见证了中国近代以来对政党制度进行实验与选择的全过程，亲历了中国几次组党高峰，后来又作为民革中央副主席提出“参政党”概念①，其人生经历是民主党派的一个缩影，其理论贡献则是民主党派历史自觉的一个见证。“参政党”概念是贾亦斌先生的重要理论贡献，是民主党派完成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它深刻说明，参政党既是“长成”的，也是“塑造”的，是民主党派基于自身历史自觉主动选择与主动建构的结果。从贾亦斌的生平事迹与理论表述可见，“参政党”既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土壤，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其身份演变过程一方面受历史必然性所规定，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民主党派先贤们的理性选择，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一、文化基因

文化是制度的灵魂，为制度建构提供了价值先导。“参政党”作为对民主党派地位与作用的制度性规定，无疑也获得了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与理论支持。贾亦斌在回忆自己的半生风雨时认为，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是两种思想，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仁义道德’的教育”，“二是爱国主义精神”。这个表达是理解民主党派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参政党这种新型政党类型的基因密码。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爱国主义与“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合群共生”等价值理念一起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尽管追求“良治”与“善治”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政治理想，但什么是良治，什么是善治，中西方文化却有不同的解读。在中国人看来，既然天下为公，既然民为邦本，既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好的政治，一定不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统治”，而是“共治”，是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是彼此生命的共同成长。这种理念在现代化的求索中，自然而然就发展为把能否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作为判断政治是否优良的标准。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政治观，尧舜禹时代就已经萌芽的协商议事模式才能够在历史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最终成为中国人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也正因为具有这种政治观，民主党派在接受共产党领导时才没有遭遇文化上的困惑和抵制，而党派合作的政治实践固化为新型政党制度也就水到渠成。可见，正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底色与协商共治的实践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进步与发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孵化器，为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既是贾亦斌走上抗战之路并实现人生道路重大转折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民主党派走上建党之路的精神动力，是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精神基因。1912年出生的贾亦斌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18岁即投笔从戎，立志报效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的消息传来，贾亦斌当场大哭并发誓保家卫国，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徐州会战等大型战役，抗击日寇，屡立战功。贾亦斌在频遭外侮、国防积弱的旧中国生活了37年，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其从士兵到将军、到陆军大学教官，从蒋经国的挚友到国民党政府的叛逆，从旧中国高级军官到新中国政协常委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是民主党派的一个典型样本，深刻说明了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创造新型政党制度最深刻的精神动因，这种精神动因就是爱国主义。正是爱国主义的影响，贾亦斌才能在抗战胜利之后呼吁和平建国；才能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义无反顾地与国民党决裂，举起嘉兴起义的旗帜；才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冒着被暗杀的危险远赴香港寻求台湾解放之策；才能在改革开放之初推动两岸关系破冰，为促成“九二共识”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才能在年事已高时依然四处奔走，坚定不移反对“台独”，呼吁祖国和平统一。也正是秉持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民主先贤走上了建党之路，并秉持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党观，认为“政党因主义而生”，政党应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坚决不做“徒党”与“私党”。正如贾亦斌所言：“作为一个政党，只有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它才有生命力。”尽管贾亦斌不曾参与民主党派的创建工作，却也是民革的早期党员，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很好契合了他的价值追求，使得他依然具有样本意义，深刻说明了民主党派共同的价值立场。回望将近百年党派史，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派始终认为，“好的政党和政治制度，应当是运用这种手段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社会进步出力量”，民主党派“要有真正关心全民族利益的胸怀，要明白没有把某个政党利益放在全民族利益之上的道理，更不要把个人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

除了爱国主义精神，“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协商共治、合群共生”的中国智慧，也是民主党派先贤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贾亦斌行伍出身，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士子”，也没有留下丰富的文本说明这些政治传统对自身的影响，但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记忆，旧政协建国模式失败的遗憾与启示，无疑都会对其价值观产生深刻的影响。1987年贾亦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从宪法上把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明确下来，堪称提倡多党合作入宪第一人。另外，从他对抗战胜利的思考与回忆也可见到，贾亦斌始终相信合作与协商的力量。他始终相信，“如果没有国共第二次合作，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简直不可想象。”1995年，贾亦斌出席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并题词纪念：“醒狮怒吼，谁敢鲸吞蚕食；散沙凝聚，哪怕豆剖瓜分”，再次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抗战结束后贾亦斌希望国共能够继续合作，后因蒋介石倒行逆施导致和平建国希望落空便愤而起义。贾亦斌的晚年一直在为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奔走，以民族大义呼吁蒋经国通过谈判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不仅仅是贾亦斌的历史记忆，还是属于所有民主党派甚至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协商”“共治”等政治义理与实践传统相呼应，推动各民主党派在学习西方失败后，很容易与竞争性政党制度告别，而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道路。当多党制、议会制、中间路线等一系列政治实验在中国纷纷失败，中国必须另辟蹊径时，民主党派没有退路所以必须探索新路，合作型政党制度就成为中国最后的选择，也是最优的选择。

贾亦斌的精神品格反映了民主党派的价值传统，也反映了民主党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次政治选择的价值依归。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大多诞生于大革命失败前后和抗战胜利前后，其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很多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在进行道路选择的过程中一度青睐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推动他们进行过“第三条道路”的尝试。但是，他们毕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底色，仍然牢固地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力量。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第三条道路”尝试如火如荼，民盟领导人梁漱溟先生再赴延安和毛泽东探讨中国未来的时候，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梁漱溟先生还认为，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的问题来看，恰又有共同的任务；因此“绝不相容”是人们的误解，而非势所必然；“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尽管他的“党派综合体”概念与新型政党制度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对“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肯定，却为未来民主党派接受多党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样，当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时，各民主党派马上响应，因为他们认为，“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由此可见，参政党的确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类型。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民族复兴作出了伟大贡献，展现出迥异于西方政党的精神品格。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精神品格凝聚在以邓演达、黄竞武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先烈的鲜血之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这种精神品格体现在广大民主党派成员“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种精神品格体现在“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的坚守之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之中。

二、历史选择

中国各民主党派之所以成为参政党，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1949年4月贾亦斌领导嘉兴起义正是这种历史选择的生动证明。嘉兴起义尽管是一个地方性起义，也没有如愿把起义队伍全部带到解放区，但是，这仍然是一次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件，因为起义队伍是蒋介石父子嫡系中的嫡系，起义领导人贾亦斌是蒋经国最器重的军官，因而这次在蒋介石心脏部位的起义是国民党政权人心尽失、大势已去的标志性事件。原本是所谓“勤王之师”，结果成了反蒋武装，这无疑在政治意识上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和觉醒。正如起义队伍队歌所唱：“新的觉醒，新的任务，新的行动。我们的后盾———人民；人民的前卫———我们。为主义，肯牺牲；为人民，争生存……”可见，嘉兴起义不仅是一次军事起义，还是一种政治启蒙。它展示的不仅是蒋经国太子军的觉醒，还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国民党已经日暮西山，我们要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当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时，历史就完成了它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领导党与执政党。与之相适应，这也就自然决定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不仅意味着共产党将成为合作型政党制度的领导者，成为新中国的执政者，也意味着历史选择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由于历史主题的输入和历史任务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把完成救亡图存和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作为根本目标。这意味着中国的执政党一定是通过了革命的考验，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政治力量，她不是也不需要通过选举而是通过革命来确认自身的执政地位。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由于缺乏阶级力量的支持，由于没有找到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民主党派没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自然而然就会寻找新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协商建国。事实上，以响应“五一口号”为标志，民主党派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这意味着民主党派认识到历史潮流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规律，彻底放弃了对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领导权的争取，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参政来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可见，中国的政党，包括民主党派，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西方那种议会性政党，他们甚至都不是以执政为最终目的。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共产主义才是终极目标；对民主党派而言，振兴中华才是其梦想，这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功成身退、酝酿解散的重要原因。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如果民主党派不能对此有充分的、清醒的理性认识，新型政党制度依然难以确立。因此，无论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还是民主党派的身份建构，都有赖于民主党派的历史自觉。这一历史自觉既来源于对中国历史任务与历史主题的充分理解，也来源于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共产党与自身这三种政治力量的比较与鉴别。从历史任务与历史主题来看，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把民众组织起来，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和平的、民主的新中国。对此，民主党派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民主党派的所有政治理想，民主党派的建党初心都立足于此。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政党，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部分”而生，而是为“整体”而奋斗；不是为了解决“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民族”的问题，是为“建立新中国”而生的使命性政党。从各种政治力量的比较与鉴别而言，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国民党的无能与腐朽、独裁与专制，让自身人心尽失，并把作为中间力量的民主党派推向了共产党。正如费正清所言：“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尤其是民主党派独立领导民族复兴的种种政治实践都走向失败之后，各民主党派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正是贾亦斌在私交与公谊的纠结与痛苦中最终选择嘉兴起义，走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贾亦斌一度对蒋经国还抱有一线希望，因而在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与之决裂。但是，国民党上海“打老虎”的失败教训让贾亦斌意识到，是时候该寻找新的道路了。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贾亦斌最终在个人情感与国家民族利益之间作出了正确抉择，一对好友从此决裂。贾亦斌为什么能够走出这一步？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回忆给出了答案：“民心所向即是个人选择的最好指南”。

嘉兴起义是一个典型样本，说明了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外在的、强制性力量的干预所致。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都不曾屈服的民主党派，又怎么会因为屈服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而“被迫”倒向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共产党，是因为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对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正如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热情洋溢的讲话所言：“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70多年之后，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作为党派中央最年轻的主席，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撰文盛赞：“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表示“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新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民进要在履职尽责中更加奋发有为，更好地担负起中国共产党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光荣责任，更好地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的崇高使命”，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新贡献。”这既是政治传承，是“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的赓续，也是民主党派自身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在新时代更加清晰、更加自觉的一个缩影。

民主党派的这种历史自觉与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规律的把握有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通过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完成建立新中国过程。面对强大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把各派政治力量团结起来，把社会重新组织和凝聚起来，否则就难以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使命。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中国各个政治派别都无法逃避的历史必然性。在对历史主题的回答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找到了统一战线这个实现自身宏大抱负的依靠力量，成功完成历史提出的任务，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当然领导者，从而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更新更美的图画，完成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同样需要万众一心、团结合作，需要解决“国权”和“人权”的关系，因而只能在领导与合作、协商与参政的有机统一中完成现代化任务。这是历史对合作型政党制度进行的选择，是历史对执政党进行的选择，也意味着对参政党进行的选择。

可见，民主党派的参政党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曾经有“革命党”“在野党”，甚至“地下党”等各种身份；他们曾经怀抱着共同的强国梦想，提出了“军事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他们曾经有着独立领导民族复兴的尝试，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平民革命理论”“中间路线”的政治实践，其中平民革命理论指导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成立，明确提出了对革命领导权的要求。当然，他们都失败了。但是，他们又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抱负，这就决定了他要找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同伴，在其领导之下，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革命同伴，就是中国共产党。朱学范当年这样致信李济深：“我们如果认清了中间路线已经死去的话，那么我们要选择我们革命同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疑地要选择一个民主阵容和革命集团来作我们同伴，这个民主阵容就是苏联，这个革命集团就是中共和民主党派之统一战线。”新政协召开之后，费孝通以激动的心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新中国把‘我们’‘你们’消融了，成为‘咱们’。”这样，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中，民主党派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参与协商共建新中国的过程，和中国共产党一起确立了大国建构之道，也最终确定了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自身的身份与地位。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参政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与西方国家政党相比的又一个重大区别，即中国的参政党是以合作而非竞争方式参加国家政权的政党。

三、自我建构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但这一概念作为民主党派身份建构的完成时，其实践依据却离不开民主党派自身，是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分发挥好同事、好参谋、好帮手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新型政党类型，不仅是文化积淀与历史选择的结果，还是参政党自身身份建构的产物，是历史的合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由于民主党派自身具有与生俱来的进步性，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面对道路选择时、在面对时代变化时，民主党派都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规律，作出了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也正是因为贾亦斌提出了“参政党”这个概念，才有了对民主党派性质、地位与作用认识的深化和进一步的概念化表达，从而推动民主党派实现了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转变。

正如贾亦斌嘉兴起义之前在知遇之恩与国家大义之间的抉择，民主党派，从诞生至今也面临着无数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民主党派自我认识的清晰与身份认同的强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这是各民主党派诞生之后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抉择。民主党派是继续做国民党法统下的反对党，还是彻底与之决裂？是仅仅维持过去与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合作互助关系，还是彻底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这样的重大考验面前，民主党派的先贤们认识到，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因而告别“中间道路”，走上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面临功成身退还是继续前进的选择，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主张，开始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民主党派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样摆在社会面前，民主党派是否“一代而亡”？“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是民主党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1988年前后，面对“历史终结论”与“苏东剧变”，民主党派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并提出“参政党”概念，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实现了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成为一个新型政党类型并在世界独树一帜。这个过程反映了民主党派政治自我的成熟，反映了民主党派自我认识的深化。

正是由于民主党派在时代变迁中很好地握住了历史必然性这只无形的手，作出有利于自身进步和民族发展的选择，形成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良传统，从而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民进中央原主席严隽琪所言：“民进的优良传统就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即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由此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民进的创立者是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一批有着强烈民族尊严、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的学者，马老的传奇经历极富代表性地说明了民进的老前辈开创民进传统的历史必然性。”贾亦斌作为民革前辈，同样也体现了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即在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中选择自身的政治立场。贾亦斌为官多年，官居少将，却无半点积蓄，在抗战中作战勇敢、几度负伤，将生死置之度外，充分说明其初心与品德。蒋经国在力排众议重用贾亦斌时说：“中国有两句老话：‘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这两者贾亦斌兼而有之。这种人不用，我还用谁？”这是一种丝毫不带机会主义不染私利计算的高风亮节，因而其选择才更见真诚更具信仰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参政党虽然有着与西方政党迥异的精神品格与政治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党派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正如周恩来指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称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民主党派具有政党的全部要素，比如纲领、党员、组织体系；具有政党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比如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等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怎么能说民主党派不是政党？世界是多元的，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世界政党制度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统一。参政党也一样，我们体现了世界政党的共性，是体现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先生的看法至今具有现实意义：“讲政党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要从抽象概念讲政党该做什么，更不能以别国的政党作样本来套用于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不能用别国的样本套我们自己？因为历史主题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现代化所处的阶段与任务也不一样，我们的政治实践也不一样，作为总结政治实践的政党理论必然不一样。因此，用西方的政党理论套中国的政党实践，就会掉进西方的话语陷阱，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综上所述，民主党派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历史选择和自我选择双重作用的结果。民主党派自觉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道路，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跨越，完成了自身的道路选择和身份建构，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这种选择并不是迫于某种压力，更不是对历史的随波逐流，而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出于对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因而是基于理性思考的自觉选择。今天的民主党派依然“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无疑正是这种选择的历史性延续，是民主党派优良传统的新时代表达。

注释：

①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率先提出“参政党”概念，但据吴先宁考证，在1988年7月14日《群言》杂志社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贾亦斌就已经明确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既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在野党，而是参政党”。（参考吴先宁《改革开放后贾亦斌对多党合作和祖国统一事业的贡献》《团结》2019年第3期）当然，单纯从时间上看，贾亦斌先生也不是提出“参政党”概念的第一人，但是从概念的建构来看，贾亦斌是最先明确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的。中国人民大学已故的高放教授在1986年11月19日完成、1987年6月21日修订、1987年9月5日发表的论文《论我国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福建论坛》社会经济版，第９期）一文中使用了“参政党”说法，但高教授对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民主党派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参与执政的党，是次要的执政党。”可见，提出“参政党”概念的确是贾亦斌先生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重大贡献。

说明：因微信公众号格式所限，引文注释从略。

来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编辑：董小参

责编：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