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张 峰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揭示了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是政治协商制度之根；中国古代协商实践的主要方式如“商量”的施政传统、“集议”“谏议”的朝议制度、“清议”“乡议”的民间议事活动，是政治协商制度之源；中国历史协商活动的基本准则，如平等协商、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纳言原则，有序协商、赓续“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的价值理念，真诚协商，恪守“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中庸之道，是政治协商制度之要。
关键词：政治协商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文化根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这一重要论断阐述了现代政治制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了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对于人民政协秉承历史文化传统、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借鉴传统政治智慧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政治协商制度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
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性安排，人民政协是政治协商制度的组织载体。协商民主为什么产生于中国、中国为什么能够独创政治协商制度、为什么会有人民政协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科学回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体来说，主要是以下三个核心理念。
（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是排第一位的。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政治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古代协商实践的核心理念。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一理念本身就体现了对协商的要求，协商的目的是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协商的作用是选择贤者与能者即德才兼备者理政，协商的方式是讲求信用形成和睦关系，从而为解决协商主体的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提供了重要价值支撑。秉持这一理念，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推行“三三制”政权建设时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之所以放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选择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也在于要回归和信守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正是这种天下为公的情怀、立党为公的境界，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团结合作的首要政治理念，使得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巨大的利益包容性和兼顾性，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中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为自己的利益而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新时代，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施政，还是民主党派参政监督，都必须秉持公心。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
（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重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是现代人民民主理念的历史根基。中国古代的民本虽然不具有现代民主（Democracy“人民的统治”）人民主权的意义，但却因其强调民众作为江山社稷之根本的地位，可以成为现代人民民主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基础。《尚书》最早提出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成为诸子百家的共识性主张。管子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并以水与舟的关系说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墨子提出“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宋代朱熹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集中概括了民本思想这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的要义。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是以优化君主统治为宗旨，主要是为了解决皇权稳定和长治久安问题，但由于其将民众视为安邦治国之根本，从而赋予了人民重于君主的基础性地位。从民本到民主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二者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民本是民主的认识前提，不坚持以民为本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民本的实现形式，不保证当家作主也就体现不出人民是国家之根本。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古代“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提升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重要观点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我国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念支撑。
首先，从为政之要在顺民心，引申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明确政治协商的核心功能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管子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宋代程颐言：“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这不独是中国古代社会王朝政权更迭的原因，现代社会也证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国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政治协商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
其次，从重视民视民听，引申出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明确政治协商的方式是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尚书·泰誓中》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九守》言：“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这是任何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道理。新时代开展政治协商活动，要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切群众疾苦，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广开言路、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三）“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
兼容并包、求同存异，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要义，是中国从古至今一切协商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协商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价值支撑。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生生不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以“尚和合”为旨归的内容丰富的协商文化，主要表现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宽容精神，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纳言准则。《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了达至“人和”的境界，儒家主张，个人修身养性，要讲究“心平气和”之工；与人交往，要恪守“和而不同”之法；应对潮流，要坚持“和而不流”之则；治理国家，要追求“政通人和”之理；与国交往，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和”，是以承认矛盾和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概括出“求同存异”：“凡事不可不求同存异。”
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理念来看协商民主，包容“不同”是协商民主的应有之义，正是由于不同协商主体在目标、利益共同性的基础上存在着多样性、差异性，存在着“不同”，协商才有存在的必要。在一届全国政协政治协商过程中，各界各方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都能得到充分表达，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都能参与协商讨论，提出批评、建议。在协商讨论问题时，允许和鼓励发表各种意见，既尊重多数人的共同主张，也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针对有人担心政协是否会变成说闲话的机关，毛泽东认为：“政协委员提意见，特别是发议论，说闲话，只要不是破坏性的意见，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提了也有好处。”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求同”就是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存异”就是要充分发展民主、尊重包容差异。除了触碰政治底线的问题外，对其他各种多样性，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2019年9月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聚同化异”新概念，指出：“要及时了解统一战线内部思想动态，把在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思想上的共同进步。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和动员各界群众，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的创新性发展，表明了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政治协商制度之源——中国古代协商实践主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我国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但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人类发展史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其中包括的“商量”的施政传统、“集议”“谏议”的朝议制度、“清议”“乡议”的民间议事活动等，都已成为现代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源。
（一）弘扬“商量”的施政传统
“协商”是一个近现代的概念。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协商”概念，但有一些与“协商”意思相似的概念。如“商量”，指商讨裁决。唐代吴兢言：“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如“合议”，指共同商议。汉代赵晔言：“有所与合议。”如“商议”，指商量议论。唐代白居易言：“如或乖违，续有商议。”这些概念已经具有了现代“协商”概念的基本含义。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商量”，就属于民主性的精华。他多次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1943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这里的“协商”概念主要用于解决政党关系问题，由此显示出不同于日常“商量”概念的政治意义。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产生了“政治协商”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协商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的政治智慧。“协商”是新民主主义议事精神。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1949年，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协商民主由此成为人民政协的鲜明特色。毛泽东指出：“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把“协商”“商量”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指出：“一个国家是有很多矛盾的，有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政党、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要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商量”的施政传统创造性地转化为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创新性地为“商量”这一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古老概念赋予了现代“协商民主”概念的含义：“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实际上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蔚然成风，推动了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上下互动、左右相联，形成了多样化、立体化、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借助于“商量”这一传统概念，现代协商民主不仅夯实了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而且也使得“有事好商量”成为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竞争性选举民主的鲜明特色和巨大优势。
（二）传承“议事以制，政乃不迷”的朝议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方面的协商制度是朝议制度。所谓“朝议”就是朝堂议政，君臣就国家大事进行商讨。当国家面临重要事情及遇到难断之事，国君便召集大臣及相关官员召开会议，商谈解决方案，作出最终决断。朝议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的氏族会议。后代史官追叙尧舜事迹的文学著作《尧典》，记载了贵族议事会商议禅让帝位的情况。夏朝时期，形成了以夏后王为核心，官占提供决疑方案，外廷政务官六卿提出建议的议政制度。自殷周以后“议政”固定化为一套政治制度。《尚书·周官》言“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西周召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出“导民使言”的治国方略，提出“周召共和”，是统治阶级内部协调采取联合执政的方式共同管理国家的首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共和行政的先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朝议制度，战国时期得以沿袭。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王朝，正式产生朝议制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在并六国后举行过三次重要的朝议。如郡县制的设立就是通过朝议来实现的，开创了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正式的朝议有“廷议”和“集议”两种形式：“廷议”是皇帝在殿堂亲自听政，百官就有争议的事情当朝议论。“集议”是皇帝将有些事情“下其议”于一定范围的官员，如“九卿会议”“王大臣会议”，然后再将意见上奏。无论是“廷议”还是“集议”，都是会议协商方式。在朝议时，官员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议论的事情绝大部分是国家大事。汉代已有比较完备的集议制度，集议的内容常是民政、法制、官制、边事等重大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这是中国古代利用协商方式解决多元利益冲突的一次经济协商会议，同时也蕴含着现代议会辩论环节的雏形。到唐代，集议制度进一步完备，并用法律的形式作了规定。《大唐六典》载：“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到宋代，集议制度更加完备，形式更多样化，主要有朝堂集议、三省集议、侍从台谏集议等形式。概括地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善理政的君主，都注意运用官僚群体的智慧来进行统治，而朝议制度则能使官僚群体的智慧得到发挥。官员可以不问官位大小进行平等论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相对于专制而言的民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君王通过行政权而民主化”。
朝议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协商议政的基本方式，对我国现代政治协商制度来讲，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主要是两点。一是将协商用于决策之前，旨在形成防错纠错机制。朝议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政务会议，作为一种协商式决策形式和一种内部调节机制，体现了协商先于决策，可以充分汲取众臣智慧解决治国理政中遇到的难题，尽可能避免决策判断失误。辅之以决策咨询制度，设置弘文馆、集贤院学士和翰林学士等一大批德才之士作为幕僚，使皇帝能够体察社情民意，减少决策实施失误。尽管这种制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协商，但因其为政治决策过程安排了理性协商、君臣互动的环节，使大臣有机会对君主提出不同的意见，有助于弥补君主政体中个人决策视野的局限性，不失为一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皇帝单一决定或决策出错的防范机制。我国现代政治协商制度承继了中国古代朝议制度的这一合理因素。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有效的标准之一。政治协商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是为了有效凝聚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建设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保证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通过政治协商，可以广泛达成决策的最大共识，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这是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国古代朝议制度成功经验形成的关于政治协商规律性的认识。二是将协商主要用以解决民生问题，形成协商议题广泛性的议政传统。“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中国古代的朝议在内容上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礼仪等诸方面。大凡涉及江山社稷的重要问题，都是可以进行协商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民生问题。如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利于民生发展的措施，鼓励农业和水利建设、促进交通、推行科举制度等，不仅在当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推行义仓制、乡约制、义庄制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由多种渠道构成，各渠道都有各自的协商内容和重点。但相对于其他协商渠道，人民政协的协商议题更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的重要举措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协商。”协商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有政治协商的内容，而且有社会协商的内容。人民政协协商议题的广泛性，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特色和优势。十二届全国政协在继承优良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新的协商平台，以“小题目作大文章”，选择切口小、内容具体、针对性强、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议深议透，开创了政协协商常态化发展新局面，成为政协协商的靓丽品牌，也为人民政协秉承历史传统进行创新提供了新范例。
中国古代的朝廷制度中还有一种“谏议”制度，也属于协商文化的范畴。谏议，是给君王的建议、奏折等，是中国古代的书面协商形式。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在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中，臣僚必须履行自己的“言责”，即“匡正君非，谏诤得失”，有对君主提出建议、规劝乃至批评的义务。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官承担。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奏议是指向皇帝提出批评性的意见，通常采取书面形式。封驳是指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谏议制度对于过于集中的皇权，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一代名相魏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向唐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之多，呈送奏疏十一件，一生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辅佐创建“贞观之治”大业。诗人白居易评价他说“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
中国古代谏议制度，对现代政治协商制度的主要启示是以协商方式进行监督。“谏”，古义是规劝，多用于下对上。“谏议”，是指谏诤、劝谏，以书面形式向君主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在形式上类似于现代政治协商中的民主监督。中国古代的谏议制度，从实际效果来看，有利于克服专制集权带来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抑制皇权一旦不受约束不受监督带来的盲目性。严格地讲，谏议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监督，但以维护皇权而非推翻皇权为目的体现出的直言敢谏的忠诚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今天为维护人民主权而实行民主监督所应提倡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依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但只有同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监督合力。“要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进行民主监督，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鼓励党外人士讲真话、进诤言。”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靠的是真知灼见，靠的是以理服人，靠的是社会影响力，具有柔性监督性质，目的是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不是找麻烦，更不是添乱。民主党派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监督，是亲密友党之间的监督，是善意的监督，是帮助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成大事的监督，是成事性的监督，而不是败事性的监督，是补台的监督，而不是拆台的监督。这与西方国家多党制、两党制条件下在野党、反对党对执政党的对抗式监督有本质的区别。商以求同，协以成事，这是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秉承中国古代谏议传统而形成的一个鲜明中国特色。
（三）秉持“清议”“乡议”的民间协商精神
中国古代的协商活动，不仅有政权体制内的朝议，也有政权体制外的民间协商如“清议”、“乡议”等形式。“清议”，是指对时政的议论，是朝廷之外士人的议政实践活动。他们聚集于学校、书院、讲会、党社等，针砭时弊、反抗暴政，形成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甚至能够发动群众性运动直接干预政治。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对“清议”作了概括总结：“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做于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表明“清议”的作用在于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弥补刑罚之不足，维持民间社会稳定。
中国古代清议的实质是要求当政者重视民间社会舆论的反映，由此产生了警世名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话概括出一个铁律：“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他推崇古代圣贤善于听取民间舆论的做法，曾举例说：“古代尚有尧舜谏鼓谤木、大禹揭器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这三个例子很有典型性。尧舜谏鼓谤木，出自《淮南子》卷九《主术训》：“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意思是说，单有古代天子的朝议还不够，所以尧帝曾在庭中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谏；舜帝在交通要道立木牌，让百姓在上面写谏言。大禹揭器求言，出自《鬻子》：大禹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意思是说，大禹居帝位后告谕说：“前来指教我治国之道的人，请击鼓；前来告诉我处事方法的人，请撞钟；前来向我反映情况的人，请振铎；前来向我诉说忧虑的人，请敲磬；前来告状诉讼的人，请摇鞀。”这表明大禹的协商活动已经知道分类对待，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向性。关于唐太宗兼听兼信，《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提到：“上（唐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说，为人君者，只有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通晓事理，变得越来越聪明、睿智；如果只听取单方面的意见，最终就会越来越愚昧。“兼听则明”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而闻名。他说：“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兼听则明对于现代政治协商的意义在于要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对立的意见。
“乡议”始于西周，盛行于秦汉。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基层的“乡”一级，公共事务主要依靠宗族和乡绅的自治，乡族自治的主要形式是在宗族之内或乡绅之间进行“乡议”，其主要功能是决定基层事务、调解社会矛盾、普及伦理教化、推举后备官吏等。这种“乡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推动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维持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从而也为现代基层协商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基层协商，是城乡社区为更好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开展的民主协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开展基层协商，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很重要，但也需要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近些年来，在全国普遍形成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良性互动的局面，政治协商制度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互促进，彰显出中国式民主的巨大制度优势；政协协商同社会治理相结合，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广泛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协商的积极性，让协商民主精神深入基层、融入民心，从而有利于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乡议”传统在新时代得到传承和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
长期以来，人民政协承继和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协商文化，建立起成熟的协商准则。概括起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这些准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具有历久弥新的持久生命力，彰显了人民政协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
（一）平等协商，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纳言原则
平等协商是我国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准则。平等协商首先要求协商主体参与地位的平等，这是政治协商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先在条件，体现了参与的普遍性、常态性；其次要求协商主体参与机会的平等，以保障参与者的表达权；最后要求保证协商过程中程序的平等、讨论问题的权利平等。
中国历史上的协商活动是以君主为核心的，强调尊卑有序，自然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消灭阶级”意义上的平等。但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主张礼贤下士，在协商时官员可以不问官位大小进行论争，却内含相对平等的要求，可以为现代政治协商所借鉴。特别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使协商活动有了作风意义上的民主性。毛泽东曾指出：“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周恩来也说：“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说话。”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协商民主看作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强调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来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他认为，“虽然党外人士有些人说的话、提的意见有时听着不舒服，征求意见、统一思想要花时间，但只要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即便说得尖锐一些，即便工作费时一些，也是十分有益的。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们共产党人要有这个胸襟和气度”。他就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指出：“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政治协商就是真正的平等协商，就能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
（二）有序协商，赓续“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的价值理念
有序协商也是我国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讲的就是协商的有序性。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伦常，重稳定、讲秩序，主张“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注重用道德伦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原则以及情感需求来处理所碰到的一切政治问题。这种伦常式政治文化集中表现为“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礼是制度规范，侧重于外在性约束，对于规范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义、廉、耻是自律性道德，侧重于内在自觉意识的培养，以期形成完美的人格。对于“礼义廉耻”，毛泽东曾给予肯定说：“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将“礼义廉耻”提升到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这一价值观在古代融入社会生活，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极致程度，道德教育渗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在当代中国，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在影响着国人的政治信仰、政治心理，以至于影响到协商主体的政治行为。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协商主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襟，体现出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最大优势。
有序协商，要遵守协商规矩。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吕氏春秋》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也是有规矩的。政协规矩首先是政协章程。政协章程是巩固人民政协共同政治基础的准则，是规范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行为的准则，是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主要职能的基本依据，因而也是人民政协必须遵循的总规矩。除此之外，政协规矩还包括人民政协各项规章程度，以及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委员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讲规矩”是其中一项重要要求。政协委员在协商活动中讲规矩，就是要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政协章程，政治立场不含糊、政治原则不动摇，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围绕中心、服从大局，出于公心建言献策，立足民意履职尽责，当好界别群众的代言人。
（三）真诚协商，恪守“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智慧的重要体现。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过犹不及”，《中庸》提出“执两用中”。中庸体现在治理国家上是“宽猛相济”。《左传》转引孔子的话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一思想旨在防止施政的偏激和极端，体现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气魄和胸襟。毛泽东认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这对于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有重要启迪。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是就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的协商，保证政策宽猛相济是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坚持“执两用中”，才能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使决策最大限度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诚”是中庸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对于人民政协开展协商活动有重要借鉴意义。一是协商要有诚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就要诚心诚意、认认真真、满腔热情听取意见和建议，有事要商量、多商量，不能想起了、有空了、拖不过去了才协商。”在政治协商中，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首要责任，要做到虚怀若谷，营造宽松民主的协商环境，鼓励不同意见交流和讨论。民主党派担负着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要敢于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二是协商要坚持以理服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如何做到这一点，《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特别是自身作出表率最重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仅说得对，而且要行得正，才最有说服力。三是协商中要防止偏执偏激。《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种“中和”状态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理性平和”。支撑这种心态的核心理念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理念，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当下也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并且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伦理的铁律。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不少挑战，人们思想活动差异性增强，思想观念也日益多样化，偏执偏激的极端言论时有出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协商活动中要有定力，要注意防范极端思想引起社会撕裂的风险，不走极端、避免极端，多做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最后，需要指出，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决不意味着把中国古代的协商理念、协商制度、协商方式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到当代中国，而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其中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其中优秀的成分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张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注：因引文注释从略。
原载《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