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从《文明的冲突》看冷战后美国对全球政治的恐惧

李明远 

塞缪尔·亨廷顿本人在序言中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冷战后对国际政治的新的解释框架，也就是由一个新的范式“文明冲突论”来替代旧的范式“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范式，自1996年《文明的冲突》出版至今，文明的冲突始终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中美关系随着贸易战的打响走向变幻莫测的未来，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孕育了恐怖主义，以此看来，书中对世界的预言大都得到了实现。重新审视“文明冲突论”，对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和美国的国家政策很有帮助。

《文明的冲突》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亨廷顿用五个部分来阐述在这一主题。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多文明的，他将世界划分为七或八种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历史上，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非洲文明被西方征服，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渗透并从属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只有俄罗斯、日本和埃塞俄比亚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西方文明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理念、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多少人皈依它们），而在于其更有能力运用有组织的暴力。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一事实；但非西方的民众永远也不会忘记。

现实中，随着20世纪的到来，“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西方文明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下降了，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消失了，西方国家开始作为一个文明整体出现。

亨廷顿认为，西方的价值并不是普世价值，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等于文化转变，这意味着西方教会了世界现代化却使本土文化活跃进而导致西方权力相对下降。亨廷顿同样讨论了一个既完全接受现代化又完全接受西方化的模式，他称其为基马尔主义，其典型例子就是基马尔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土耳其。基马尔将土耳其带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使其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亨廷顿在第三部分进一步论述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他认为，从根本上重构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完全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只会造就“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文化会像病毒一样使这个文明患上持久的精神分裂症。因此土耳其这种“无所适从”的国家最终还会回归到伊斯兰文明中去。现代化加强了本土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

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不西方化，世界舞台上活跃着七个主要文明，其中西方文明的力量呈现出相对衰弱并将继续衰弱下去，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生机勃勃。这是亨廷顿对二战后世界的描绘和预言。

第二部分：变化中的各文明对比

第二部分承接第一部分。击败苏联后，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占据支配地位，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力量正在相对下降，其衰落将带有三个特征：缓慢，带有间歇和反复，在20世纪达到顶峰后下降。非西方文化复兴，本土化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全球性宗教复兴，传统宗教的复兴极大增强了反西方的力量，主要以伊斯兰力量为主。

亨廷顿拿出一章来专门讲述挑战者文明。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最为明显，亚洲的自信根植于经济增长，伊斯兰的自信则来自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由于亚洲的经济增长，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且这种转变将不可阻挡。亚洲开始自我肯定，并认为其成功源于亚洲文化的独特性，不再认同西方的普世主义。伊斯兰复兴运动则体现了对于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穆斯林国家人口迅速增长提升了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

亨廷顿做出预测：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

冷战后，文化认同问题取代意识形态问题成为中心问题，相同文化认同的国家开始聚合，不同文化认同的国家相互分离。文化（或者说文明）的共性促进了合作和区域组织的发展，经济跟随着文化。亨廷顿提出一个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世界结构：文明结构。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与各文明联系，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将是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尤其以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表现最为突出。

亨廷顿分别论述了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文明的边界，并指出了伊斯兰文明缺乏核心国家的问题。他认为，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首先论述了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存在冲突的问题。

1、普世主义：非西方不再追捧西方的普世主义，并认为那是帝国主义的产物。非西方意识到，西方正在、并将继续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非西方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及其行为之间的差距：伪善、执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但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如此种种。亨廷顿认为，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2、军事力量：西方在常规军事力量上占压倒优势，这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优势。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弥补了非西方和西方军事力量上的差距，西方试图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许多非西方国家事实上拥有了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实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西方也不会放弃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尝试。

人权和民主：西方极力促成西方式人权和民主，而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采取了抵制态度，尤其是亚洲国家政权。西方国家和亚洲——伊斯兰集团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3、移民:大量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新移民进入西方国家，其中穆斯林占多数。西方人日益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和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导致西方人口相对减少，带来真正的文化冲突和丧失民族特性。对于移民问题的解决，亨廷顿持悲观态度：欧洲限制移民会带来长期的经济代价，而美国则受到极难同化的墨西哥移民的威胁。

在文明存在冲突这一背景下，亨廷顿提出了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通常是冷淡的或充满敌意的，充满冲突。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区或微观层面上的断层线冲突，一种是全球或宏观层面上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由于核心国家大多并不毗邻，它们之间的冲突只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地区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亨廷顿认为伊斯兰的推动力可能会造成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中国的崛起可能会造成西方文明采取均势行动导致武装冲突。他对中国抱有十分的警惕：中国的崛起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亨廷顿认为，在亚洲，搭车远比均势重要，他认为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因此他推测中国的崛起将会导致大量的亚洲国家采取搭车的策略，如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然是美日军事联盟。他忧虑地认为，一旦中国成为支配性的力量，日本将会顺应中国。为此，他要求美国要承担遏制中国的主要义务，表现出重大决心。

在西方的压力下，儒教——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他认为，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是两个文明合作的核心。虽然中国对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国家的联盟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

亨廷顿盘点了缺少核心国家的南方文明，包括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他认为这两个文明一直依赖西方并且力量弱小，无法对西方和其挑战者之间的均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另外三个摇摆文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则更为重要。日本是不可靠的，美日之间的安全纽带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没有理由继续支持日本的领土要求。俄罗斯和中国有冲突的可能，在五点共识下也不会对西方的安全构成长期的挑战，可以作为拉拢的对象。印度可以作为支持的对象，印度在南亚的力量扩张不仅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还对其有利。

通过对断层线斗争的考察，亨廷顿指出断层线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多发于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有三：历史上的冲突遗留下来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一方对另一方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永久性终结断层线战争是不可能的，暂时性的休止需要参与者的疲惫和非主要参与者积极介入，主要依靠文明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的爆发是自下而上的，其休止是自上而下的。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

这一部分亨廷顿围绕西方文明的未来展开讨论。他首先对两个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他说不是的，西方文明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流程并无太多不同；西方文明并未成为唯一的现代化模式，其他文明同样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是潜在的对西方文明造成了威胁。

亨廷顿借助卡罗尔·奎格利的文明模式七阶段论，指出西方文明正处于“普遍国家”阶段到“衰败”阶段之间，并指出了西方文明衰败的种种迹象：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他尤其对移民问题忧心忡忡，认为其中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的部分特别是穆斯林会使所在国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他对美国的多元主义者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多样性的发展存在内部冲突和国家分裂的潜在的可能。他认为美国信条是绝对不能抛弃的，抛弃美国信条拥抱多元主义就等于西方文明的终结。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呼吁北美和欧洲拥抱，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走到一起，而且关键是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在明确西方文明相对衰落的前提下，亨廷顿开始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出谋划策。他认为第一美国最好不要和其他文明的核心国家建立紧密关系，如和中国建立“建设性接触关系”的行为就并不可取。第二美国对外政策也要马上改变，要重新看待冷战时期的敌人和盟友，如俄罗斯不再是可怕的敌人而日美安全条约也不再具有原本的意义，要用文明冲突论的框架重新调整对外政策。第三西方文明赶紧抛下“普世文明”的傲慢，这种傲慢是错误的，是危险的，是不道德的，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最后他再次呼吁西方文明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加强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将中欧的西方国家拉近西方文明核心圈，鼓励拉丁美洲西方化，抑制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军事力量的发展，延缓日本脱离西方顺应中国，正视俄罗斯的正常诉求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保持西方文明的技术和军事力量的相对优势。除此之外，不再干涉其他文明的事务。

这里有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如拉拢拉美和中欧国家，之前将日本文明单列也体现了亨廷顿的统战智慧，尊重俄罗斯南部边界的安全也体现了亨廷顿的真知灼见。问题是，为什么要抑制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军事力量？为什么要保持西方文明的技术优势采取发动贸易战和扣押外国公民的做法？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亨廷顿的恐惧。他早在一开始就提醒他的读者：西方文明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理念、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在于其更有能力运用有组织的暴力。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一事实；但非西方的民众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害怕西方人对其他文明做过的事情，发生在西方人自己头上。

亨廷顿还描绘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美大战。毫无疑问，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回归历史地位”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为什么一定是相悖而不是共赢？亨廷顿未做陈述，似乎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亨廷顿认为，为了避免文明大战，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首要条件，其次是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在“文明的共性”段落，亨廷顿呼吁不同文明求同存异，承认不同文明具有独特价值的同时，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亨廷顿在书的最后一句写道：“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范式是共同体内部的共同信念，这一概念最早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集中诠释。亨廷顿运用范式来解释为何在不同文明下成长的人彼此之间无法互相理解，并认为自己的“文明冲突论”是目前最具有解释力的全球政治范式。范式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接受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用这一整套观点来看待世界。亨廷顿眼中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和仇恨，他承认西方文明不再是唯一的现代化文明，西方文明不再一家独大，因此他考虑的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住西方文明的特殊地位，强调西方的特殊利益，为此他极力突出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强化西方文明的整体性，想方设法打压其他文明的发展。他试图避免文明的冲突，但文明本身并不是冲突的原因，所有的冲突都来自对资源的争夺。借助早发优势，西方文明占据了大量本属于其他文明的资源，拥有特殊地位，这才是冲突爆发的真正原因。攫取资源的过程中，西方人还犯下了累累罪行。亨廷顿发现，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会带来战争，而西方人的冲突遗产数不胜数，为此西方文明必须保证自己牢牢掌握最强大的暴力手段避免被清算。这种恐惧萦绕在每一页。因此“文明冲突论”这一论述隐藏着一个自我实现的巨大风险：当这一论述中隐含的恐惧成为美国的恐惧，恐惧会导致仇恨，仇恨会引发战争，美国难免会利用自己现有的巨大力量来打压潜在的竞争对手，以此避免书中预言的未来实现，反而激化了不同文明间的矛盾，直接导致其恐惧的潜在的悲惨未来转化为现实。

李慎之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曾在聊天中问过一个日本学者他对亨廷顿的文章观点如何，那位学者的回答十分干脆：“desperate”。尽管亨廷顿小心翼翼地讨论着每一个话题，大厦将倾的危机感使在他对多元主义大加鞭笞的论述中流露了过多的情绪。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只是经济基础地反映，多元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根本原因是美国的黑人拉丁裔的数量已经非常之多，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美国越演越烈，坚持“老白人”式的传统清教徒价值观无助于弥补社会裂痕，因此多元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亨廷顿要求西方文明坚持其自身的独特价值，这似乎意味着美国放弃种族大熔炉的历史传统，那么那些黑人拉丁裔亚裔等少数族群的权益又该由谁保护呢？西方文明有过成功实施种族灭绝的可怕历史，多元主义正是在过去残忍经历的反思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亨廷顿明面上说的是文化的冲突，文明的载体其实是不同的民族，只不过在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下，他没有明说。文明冲突论的确是极有说服力的洞见，然而其中蕴含的风险也是我们所必须警惕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2018级研究生）

编辑：张栩栩

责任编辑：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