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与新中国》｜ 连载第40期

民革中央宣传部 编

民主革命时期，在国民党政府官居要职的陈离将军与中国共产党往来密切，长期保持联系，并在经济上、物质上支持中共，在国民党阵营中有了亲共的“桃色将军”之称。由于亲共，他先后4次被国民党政府罢官免职，并上了蒋介石十大捕杀名单之首。但他从未停止过对革命思想的追求和对共产党的支持。

周恩来称他是“国民党军官中亲共的典型”。邓小平称他是“共产党的老朋友、真朋友，是可以患难与共的”。李宗仁称他“不是红色，却接近赤色，是‘桃色将军’”。

1950年4月11日，邓小平在北京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3000华里，提前两个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40余万，起义40余万。西南战役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在这次中央会议之前，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一次党内高级干部会上讲话，提出要对四川起义的将士加强团结和统战工作，稳住他们的情绪，让他们能够安心地为新中国服务。讲话中，邓小平特别把陈离的名字提出来，他大声地对党内高级干部们说：“陈离同志这样的人，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老朋友、真朋友，是可以患难与共的！”

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年多以前。自1948年秋天开始，到1949年春天，短短半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东北到平津、从华北到中原，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相继展开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轰轰烈烈的炮火声中，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150万精锐部队被消灭。战役开始之前，远离战场的四川已经人心惶惶，各种政治势力有的持观望态度，有的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中看到解放军胜利的希望，四处找关系投向革命。陈离当时在泸州专员任上，一时飞成都，一时跑重庆，积极地联络民主人士。他在重庆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领导人甘祠森说：“现在形势很好，有一些军政人员要找进步关系，反对蒋介石。不过和这些人接触要小心，成渝两地的特务多如牛毛，一不小心就会坠入陷阱。但还是要多交朋友，关键时刻可以起作用。”

1949年11月，中共川西边临委在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建立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留蓉工作部（简称“蓉工部”）。与此同时，在由胡春浦、罗髫渔、田一平等人组成的地下党独立活动小组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四川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蓉工部和临工委按当时的地下工作原则，分别独立活动，没有隶属关系，不清楚彼此情况，但都与陈离接头。也就是说，同陈离接头的两个地下党组织，相互间并不了解，但他们的工作目标都是负责成都及周边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活动。而陈离就是这两个组织策反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三大川康地方实力派巨头的联系纽带。

邓锡侯是陈离的老上司，陈离亲共之事他早就目见耳闻，但他从来不问。在陈离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的过程中，曾4次因“通共”被罢免职务，受到处分，每次都是邓锡侯力保他的。可以说，邓锡侯是陈离的恩公。邓锡侯对共产党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虽然他极力保护“通共”的陈离，也知道国民党政权必败、共产党必胜，但是对于中共政策和个人前途仍疑惧重重。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他拥有其中的两座，无疑是革命的对象，所以迟迟没有下定起义的决心。

陈离对他说：“解放军二野东路部队已经入川，直捣重庆；北路兵团，步步追逼，迫使胡宗南溃退川西；进入贵州的解放军，已挺进川南，直取泸州，我们已经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解放军逼得越紧，军座越会陷入危险境地。老蒋死到临头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在这关键时刻，军座应该下决心了。”邓锡侯默默不语。陈离继续说：“军座，我是你的旧部，跟随你几十年了，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是共产党的朋友，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为何还不举兵起义，走向人民一边呢？！”邓锡侯心情非常矛盾，忧心忡忡。陈离对老上司的矛盾心理非常理解，于是继续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让我们选择：一是跑到台湾，但即使到了台湾，老蒋也不会让军座有立锥之地；一是投向人民，立功赎罪，我相信共产党会宽大处理的。”邓锡侯心绪很乱，站了起来：“你容我考虑3天。”

1949年11月，解放军渡江战役顺利结束之后，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千里追歼残剩的国民党军队，完成了对重庆国民党临时政府的包围。蒋介石见势不妙，决定在重庆实施大撤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各院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逃迁成都。同时，蒋介石命令驻守川陕边境的胡宗南30万精锐部队，退至成都附近的新津、广汉、郫县、邛崃一带，决心孤注一掷，准备在成都大平原上同解放军作最后决战。

▲陈离夫妇晚年。

胡宗南一到成都，便持蒋介石手谕，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按名单抓人。名单开列的数十人中居首位的就是陈离。

那天下午，陈离刚回到新生花园的陈公馆（现为四川音乐学院），屋外便传来阵阵警笛声。伴随着警车呼啸而至，车上跳下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特务。他们来到客厅，对陈离说：“接上峰指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陈离一见这架势，便明白了。他沉着地说：“请容我上楼换一下衣服，稍等片刻。”特务本想尾随陈离上楼，但一旁的夫人向守之马上迎上前来，堵住了特务的去路，笑着说：“各位稍坐片刻何妨？既然到了家里，就喝些水、抽支烟吧。”那些特务原先也知道陈离夫妇为人谦和、口碑良好，对他们怀有一定的敬意，只是执行公务无奈罢了，现在既然夫人招呼了，大家也就坐了下来，喝起了茶、抽起了烟。

一支烟、两支烟的工夫过去了，陈离还没有从楼上下来。特务情知不妙，便来到了二楼。只见楼上天桥过道的门已打开，陈离从新楼的天桥穿到旧楼，跑了。此后，家人便没有了陈离的音讯。直到成都解放，向守之看到人民政府贴出的布告，得知陈离已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时，方知他安然无恙，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军二野主力解放重庆，蒋介石当天仓皇飞逃成都，一下飞机即在成都北校场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川西决战。为了稳住刘文辉、邓锡侯，蒋介石第二天就专程去玉沙街刘文辉公馆访问，第三天又授意张群再去会晤。张群通过邓汉祥向刘文辉、邓锡侯提出两条要求：一要他俩和胡宗南合署办公，共同指挥作战；二要他俩的家眷同熊克武、向传义、邓汉祥等人先去台湾。12月7日，蒋介石侍从室来电，说委座下午4时约刘文辉、邓锡侯到北校场谈话。两人深感情况不妙、不容滞留，决定马上出走，登车避走成都市北郊通往彭县的崇义桥。

邓锡侯、刘文辉一到崇义桥，立即派兵到斑竹园去接陈离。那一夜，天下着蒙蒙细雨，道路泥泞。第二天拂晓，陈离一行到崇义桥龙桥小学见到了刘文辉、邓锡侯。刘、邓二人当即向王逸平、邹趣涛表示：“愿将我们两部留驻成都附近的队伍，交给你们使用，如何？”王逸平代表川西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当即表示同意。在校长办公室的写字台上，邓锡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白纸，提笔写道：

▲邓锡侯、刘文辉与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龙兴寺发布起义通电。

陈离从邓锡侯手里接阅后，递给王逸平说：“这是自公、晋公（僚属们对刘文辉、邓锡侯的尊称）周详考虑后的一番诚意，是对二位的尊重和信赖。”

王逸平、邹趣涛微微一笑，从陈离手中接过纸条，匆匆告辞，赶赴成都驻军，转达刘文辉、邓锡侯的亲笔手令去了。

当天来与邓锡侯密谈的人员络绎不绝，鉴于形势复杂、人员混杂，陈离提议从崇义桥搬去彭县，一则那里是邓锡侯的防区，可以调警卫部队，再则彭县西山范围大，即使有事，也有回旋余地。当晚，陈离把决定告诉邓锡侯，邓锡侯表示同意。此时，刘文辉卧病在床，各方面事务都由邓锡侯出面处理。所以，陈离只要取得邓锡侯的同意，就可以全权策划起义的工作了。参加彭县起义的民主人士廖上柯后来回忆说：“陈离实际上是彭县起义的总参谋长、总设计师。”

12月8日，起义的大队人马从崇义桥搬到彭县。在彭县，邓锡侯的指挥部设在龙兴寺。这时，彭县城内兵荒马乱。成都及附近各地，仍常有人来见邓锡侯，甚至冒充共产党代表者。为了控制邓锡侯单独接见各方来人的杂乱局面，陈离一方面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一切外来面见邓锡侯的人，概由工作组接见，谈话内容由工作组转达。另一方面还成立了一个肃反组，负责查、抓、管制特务及彭县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凡前来彭县进行非法活动的人员，交肃反组看管处理，任何人不得随意下令释放。

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发出起义通电。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龙兴寺。刘文辉大吃一惊，躺在病床上对邓锡侯说：“晋康，卢汉都发出起义通电了，我们已经落在卢汉后面了。”邓锡侯一听，也感到不能再往后拖了，就召集大家研究在成都拟好的起义通电稿。于11日深夜在藏经楼拟定，12日向全国发出。为了不落在卢汉起义之后，采取倒填日期的方法，将电稿日期定在12月9日。

彭县起义的消息当天就传到成都，成都城内一片恐慌。此时的蒋介石已于两天前带着蒋经国飞往台湾去了，遗留在大陆的所有国民党军队由胡宗南全权统率。彭县起义打乱了胡宗南“川西决战”的战略部署，动摇了胡宗南建立“陆上基地”的信心。

陈离加强对彭县附近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起义宣传和策反，设立起义综合组，综合组下又设组织组、参谋组、宣传组、情报组、保卫组、策反组。各组成员分头行动，与有起义倾向的国民党将领罗广文、陈克非、孙震、杨森等部进行联系和策动，对策反原则作如下规定：

在彭县起义军策反人员的宣传和策动之下，在解放军南、北两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层层进逼之下，董宋珩率第十六兵团在四川什邡县起义，其他国民党中央军也纷纷异动。罗广文率领的第十五兵团与陈克非率领的第二十兵团联合于郫县起义，裴昌会率第七兵团在德阳起义，李振率第十八兵团在成都市起义。

1949年12月30日，解放军在成都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在红旗招展，万众欢呼声中，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驻成都。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人坐着吉普车，亲自前往成都北门驷马桥，同成都各界群众及其他起义部队将士如曾庆集、陈可非、罗广文、黄隐等人热烈迎接解放军入城。

在轰隆隆的入城仪式礼炮声中，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1年，陈离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此便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出现在新中国的舞台上。

1952年秋天，年近花甲的陈离以水利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创建了西南水利学校，并任校长。由于事务繁忙，陈离几乎天天为学校建设奔波劳累，经常一连好几天不在家吃饭。学校创建之初，条件艰难。校舍设在重庆朝天门对岸的玄坛庙，学生宿舍在几里外长江南岸一座小山顶上。学生睡觉没有床铺、吃饭没有桌椅、洗澡用水紧缺，洗衣服也需走10多分钟山路到长江边去洗，一不小心，衣服就会被江水卷走。陈离经常身穿青色中山服，脚蹬平口布鞋到师生中了解情况，同他们谈心，要他们发扬延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困难环境中磨砺自己，以苦为乐、学好本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陈离将军》封面。

终于，经过陈离的多方奔走，全校师生搬迁到沙坪坝新校址。学校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黑板、课桌椅全是新的，学生睡上了双层木床，校园里还建了一个带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学生伙食实行每月8.05元的供给制标准，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

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西南水利部撤销，成立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局，陈离被任命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局局长。1954年，西南水利学校更名为水利部重庆水利学校。更名后陈离不再兼任校长，功成身退。

▲1938年陈离在山东滕县负伤，治愈后重返抗日前线时留影。

1955年，国务院撤销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局，陈离被调往湖北省武汉市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委书记一职正是由陈离的老朋友李先念担任，虽然两人之间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李先念于公于私都给予了陈离很大的帮助。工作之余，两人私下的交往亦十分频繁。

1956年4月，陈离当选为民革武汉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委。他积极团结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中上层人士，推动实现祖国统一的工作。5月，陈离推动成立民革武汉市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1957年，陈离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1958年9月，民革武汉市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陈离当选为民革武汉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委。

1957年，金秋时节，年已花甲的陈离以西南水利部副部长身份，陪同苏联水利专家回家乡安岳考察连拱坝兴修水利的情况。当陈离进入县人民政府会议室时，发现墙上张贴着欢迎标语，他便把县领导找来，说：“我回乡是例行公事，不要讲客套。”随即吩咐随行秘书，把标语除去。

午餐时，陈离发现桌上摆了十多样菜，马上对陪同人员说：“国家还很穷，要集中力量搞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大家应过点紧日子，吃饱就行了。以后每顿最多只能四菜一汤。”同时，陈离还特别嘱咐，陪同人员要从简，不要前呼后拥一大群，以免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1959年9月，陈离被任命为国务院林业部副部长，当月到北京供职。部长是刘文辉。

1954年9月，陈离光荣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为当年四川省87名人大代表中的一员。他戴着红花，由山城重庆乘火车，北上首都北京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陈离在人民大会堂遇见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包括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同志。他们两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北襄樊一带并肩战斗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刻在北京相见，时光已飞逝了十几年，往事仍历历在目。李先念还多次在不同场合特别地提到，陈离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给新四军五师以经济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如果没有陈离及时将蒋介石“围剿”大洪山的阴谋予以通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些话，都使陈离相当感动。

大会一结束，朱德同志和陈毅将军一起，在北京饭店单独宴请陈离。陈毅将军原先同陈离不认识，也没有合作过，但他感念陈离对共产党的帮助，对陈离慕名已久，执意要同朱德一起来见陈离。此时相见，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陈毅是四川乐至县人，很快同陈离认了个“小同乡”。朱德副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陈离熟悉了，久别重逢，彼此都感叹唏嘘。

3个人用四川家乡话交谈，气氛十分融洽。陈离提到，抗战初期他的部队转移到山西洪洞驻扎，正准备去八路军总部看望朱德总司令的时候，没想到朱德总司令却先到一二七师师部来看望他了。朱德接过话头说：“那个时候，我来到你的师部门口，你的卫兵还以为我是朱德的警卫员，不让我进门呢。”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1．《回忆四川护国、护法等战役》，陈离遗作。

2．《记川军驱逐滇、黔军之战》，陈离遗作。

3．《记邓（锡侯）、刘（湘）之战》，陈离遗作。

4．《回忆邓锡侯倒杨森的战役》，陈离遗作。

5．《驻广汉、新都防区的十年》，陈离遗作。

6．《记我与新四军合作抗日》，陈离遗作。

7．《安岳文史资料选辑》第21至2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安岳县委员会。

8．《成都党史资料通讯》第42期，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985年。

9．《回忆四川解放》，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都军区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合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陈离将军》，金雷，团结出版社2012年。

11．《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四川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12．《民国川事纪要》，周开庆，台湾四川方面研究社1972年。

13．《四川近代史》，隗瀛涛、李有朋、李润苍主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

14．《第一次国共合作史》，陈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15．《国民革命史》，黄修荣，重庆出版社1992年。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