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1937年6月，王稼祥因伤病严重，赴苏联疗伤，后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此后，一直到1938年8月回到延安，王稼祥才彻底告别滞留共产国际的时期。王稼祥在担任共产国际代表前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

1936年10月，鉴于王稼祥病情恶化，“非开刀取出子弹不能根本解决”，中共中央决定让王稼祥去苏联疗伤。在赶赴苏联途中，因为种种原因的限制，王稼祥在上海滞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王稼祥通过阅读上海的一些报章书籍，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行了思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特点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为日本帝国主义。第二个特点是在国内可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政党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且国共两党在阶级性质和阶级利益代表方面都是极端对立的。第三个特点是国共两党都不是在野党，国共合作是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关系。第四个特点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群众革命的发展和中共力量的壮大，使国民党害怕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五个特点是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不仅南京政府内部存在着抗日派和亲日派的斗争，部分地方军阀政权也会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环境和阶级关系之中，而这些复杂关系又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经过艰苦斗争才会形成。此外，这些复杂关系也会使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范围和程度上都受到限制，既有促成与推动之趋势，也有约束与倒退之趋势。因此，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中共必须着重注意自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优缺点，且“善于利用优点，迅速克服缺点”。

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政策估计。国民党的政策虽然有了一定变化，但在整体上还没有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矛盾、暧昧与动摇仍然是其明显的特点。不仅如此，这种政策还很有可能持续一个相当时期，因而目前还处于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与准备的时期。此外，西安事变后，虽然蒋介石实行了停战，但是其停战是被迫与暂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形成，“重新内战的危险依旧存在”。正因为国民党的上述政策，想要实现“两党合作，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纲领，抗日救国运动合法化”，在目前没有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是非常困难的。

民主斗争问题。对日作战与争取民主是不可分离的，只有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实行统一战线和民主，才会取得抗战胜利。此外，争取民主也要考虑到中国的一些特点。中国的民主斗争不是为了保持民主权利，而是为了争取民主权利，且其领导者只能是无产阶级。中国目前是一个军事官僚专政的国家，因而“中国的民主运动是要经过艰苦的、长期的、流血的斗争才能得到”。不仅如此，争取民主还必须要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准备工作，其主要表现为恢复在国民党区域内的组织，加强对理论和思想斗争的领导，联系蒋系以外的其他各派，整理在干部、传统和作风三方面过去的经验。

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稼祥赶赴苏联，本是为了疗伤。不过因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王明和康生等人打算回国，王稼祥并没有疗养多久，就在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尔后又成为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在职期间，他不仅积极对外宣传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而且还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汇报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此外，在任弼时抵达莫斯科后，王稼祥还同任弼时一起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

《救国时报》是王稼祥对外宣传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的重要平台，王稼祥的文章《中国第八路军的胜利与抗战的光明前途》就曾发表于此。文章肯定了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同时也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全国总抗战的意义，认为目前全国总抗战的局面主要得益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抗日。此外，文章还指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今后争取抗战更大胜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与群众团体的合作与团结，巩固所有军队的团结与一致动作是以后抗战的先决条件”。

斯大林决定在王明等人回国前专门会见中国同志，王稼祥能够有机会向斯大林汇报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会见中，王稼祥不仅向斯大林汇报了目前红军的情况，而且还针对斯大林提出的国内抗日问题，汇报说“民族矛盾已是目前的主要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此后，王明和康生等人回国，王稼祥正式开始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稼祥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此，王稼祥经常先把中国党报党刊上的材料编译成俄文教材，然后再送给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供他们参阅。

1938年3月底，任弼时来到莫斯科。4月14日，王稼祥与任弼时一同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会上，任弼时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5月17日，二人再次参加了上述会议。会上，王稼祥针对与会者对任弼时报告的讨论，补充说明了目前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第二次统一战线，与第一次统一战线有明显的不同，且“现在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毛泽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正是在王稼祥和任弼时的汇报工作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6月11日正式通过了《就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认为“中共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下所灵活实行的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致使国共两党重新进行合作，使各民族力量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是正确的。

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自从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回国的要求。1938年6月，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意派张烈回国工作”（张烈是王稼祥在共产国际的化名），王稼祥的工作则由留任的任弼时来接替。1938年8月，王稼祥到达延安。回国后，王稼祥不仅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而且还针对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为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王稼祥率先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报告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报告同时详细指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目前还不够广泛与稳固。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同时也包括了一部分亲日反共分子。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民党在抗战中一般是进步的，但是其中部分顽固派的存在也会阻碍抗战的进步。四是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拥护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影响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并且不参加国民政府。五是统一战线中的国共双方必须要揭露日寇的阴谋，反对一切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

会议进行到26日，王稼祥又在发言中阐述了关于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发言首先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区别。一是斗争目标不同。一切帝国主义是国民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斗争目标，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二是战争表现形式不同。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为了进行国内战争，此次是为了进行对外民族战争。三是客观形势不同。过去是帝国主义挑拨国共分裂，现在是日本的进攻巩固国共合作。四是战争结果不同。过去大革命的结果是共产党胜利或者国民党胜利，现在抗日的结果是国共双方胜利或者日本胜利。

其次，发言也指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包括了各阶级、党派，但是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充分的民主基础。三是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的亲日反共分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着被阴谋破坏的风险。因此，为了克服上述困难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充分考虑到“共同的合作的政权很难建立”的情况，保持自身政权的独立性，同时还必须在我方政权区域中，“不要包办，要扩大民主”，为全国做出模范。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11月5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结论既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合作问题，更着重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认为总体方针是“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通过对比毛泽东的结论和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可以发现两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皆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这恰恰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结语

王稼祥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出了贡献。这其中既有政策性的思考，又有实际性的汇报与传达工作，而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莫过于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其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迫切需要党内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支持。王稼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与毛泽东的一致，尤其是对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的传达，在党内给予了毛泽东坚定的政治支持，从而有力推动了毛泽东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孙建猛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编辑：李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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