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董必武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作为曾经的同盟会元老，从两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以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7岁时考中秀才。青少年时期的董必武，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朽专制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掠夺，立志救国救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董必武毅然奔赴武昌投入战斗，从一个晚清秀才成为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从此走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职业革命家道路。他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并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痛心，“触于眼帘，即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董必武走上重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董必武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他与李汉俊等人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的结论。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上海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从中看到了民众行动起来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新的希望。
1919年8月，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他通过恽代英同志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邀请李汉俊、钱亦石、恽代英等人到学校演讲，传播和宣传革命思想，使这所学校成为培养新型革命人才的摇篮。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
1920年秋，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同志创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在武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传播新思想，并派得力同志到工人中去，举办夜校、识字班，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在董必武等同志组织领导下，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图为浙江嘉兴南湖中共一大纪念船内景
1921年七八月间，董必武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董必武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和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在他和区委同志的组织领导下，武汉成为近代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爆发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湖北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对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首次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同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马林建议，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图为广州中共三大会址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图为孙中山（右三）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场景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实际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在国民党中央、湖北省党部和政府内均担任要职，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
董必武坚决贯彻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提出的“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方针，认为要实现、坚持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一定不能丢了领导权，必须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董必武在湖北开展革命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不能放弃自己力量的观点，注重把领导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秘密筹建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并改组了中共鄂豫皖、湘鄂赣两地省委，调整补充了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大批农民、学生等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他充分利用改组后的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吸收各界人士参加革命活动，把湖北国民党组织建设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使武汉成为北伐战争后期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
此外，董必武还非常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和武装斗争的主张。1926年，董必武主持筹建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董必武亲自任教，向农民运动干部宣讲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理论政策。1926年底，董必武筹办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剖析当时革命形势、阐释统一战线之必要性。在武装斗争方面，董必武认为坚持革命非武装不可，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保证。他指出：“革命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1926年，他在汉口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为各地工农武装收藏并转运枪支弹药，指导湖北等地的农民建立农民自卫团。在大革命惨遭失败的危机时刻，他亲自部署革命同志撤退，鼓励同志们转入隐蔽斗争，坚持“武装斗争”，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保存积蓄了实力。
图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先生发表的宣言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举行南昌起义。董必武与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等22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汪，号召进行坚决斗争。11月，中共鄂东特委举行黄麻起义，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号召工农开展武装斗争。
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董必武根据党的指示东渡日本。1928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参加长征，历经千难万险，走完长征路。到达陕北后，董必武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
（三）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忠实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在重庆留影
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南方局的一项中心工作。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是指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在内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的统称。在当时的中国，这股中间势力不容小觑，在抗战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广泛发动并团结中间势力，是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
董必武作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国统区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体以及海外华侨进行了大量争取和团结的工作。
广交朋友是董必武做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认为，要把统战工作做好，除了政治原则上的团结外，还需要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和友谊。在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交往中，董必武经常和他们一起分析形势，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对于他们召开的各种会议，几乎是每会必到，到会必同他们亲密会谈，会谈地点大多在被董必武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国共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复杂形势，每当有些朋友出现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时候，董必武便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登门拜访，帮助他们擦亮眼睛，辨明方向；每当民主人士遇到危难时，董必武总是及时伸出友谊之手，给予真诚的帮助。
1940年底，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演讲中揭露国民党权贵利用抗战发“国难财”的行径，怒斥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其逮捕入狱。董必武获悉后，立即投入到营救工作中。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卑劣做法，董必武还利用庆祝马寅初60大寿的名义，与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一副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寿联是他撰拟并亲笔书写的，独具匠心。在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交往中，董必武始终做到推心置腹、以诚相见。他们也把董必武当作最可信赖的朋友。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在重庆街头组织抗日宣传
董必武不仅亲自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派得力干部到他们中间去协助工作。张友渔、王炳南就是董必武直接派到救国会的。张友渔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努力工作，协助邹韬奋办好《全民抗战》这个刊物；王炳南在救国会中主要担负同沈钧儒的联系工作。不久，张友渔、王炳南都成为救国会的领导骨干，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张申府、刘清扬、史良一起，共同领导救国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董必武对中间力量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和活动给予支持和鼓励，尽其所能推动各中间党派的联合。抗战时期，各党派负责人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等多次在重庆秘密集会，“同声慨叹国民党之褊狭暗劣”，一致认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他们“想来想去”，都觉得“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在酝酿讨论期间，董必武经常赴张澜寓所，与沈钧儒、邹韬奋（救国会）、黄炎培（职业教育社）、李璜（青年党）、章伯钧（农工民主党）等讨论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问题，推动他们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联合起来的决心更大了，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联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在其成立前夕，董必武在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接触、交谈中，积极推动他们团结、合作，使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黄炎培原来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诸多幻想，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一些误解。蒋介石也有意拉拢他。然而，通过董必武不断用事实教育和引导，黄炎培得以逐渐觉悟。正是基于对周恩来、董必武等的信任，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在筹备民盟的过程中，主动将成立情况、领导人选等透露给周、董二人。周恩来、董必武还同民盟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使其组织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
梁漱溟离渝赴港前，曾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周恩来、董必武热情接待了他，帮助他筹划香港之行。梁漱溟到达香港之后，在报刊登记证、经费等方面遇到困难，南方局即指示中共驻香港机关大力协助和资助，帮助他克服了困难。
此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人酝酿，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于1941年夏成立，其中王炳南代表中共参加，团结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1943年，董必武又派徐冰去推动和帮助邓初民、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李济深、陈铭枢、张志让、郭春涛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分子，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基础。董必武还派共产党员陈钧以小业主的身份在中小工厂中进行活动，在斗争中推动他们扩大联合，筹组中小工厂联合会，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做准备。
（四）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董必武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也做了大量争取和团结的工作。
1939年，董必武经与周恩来研究，决定派张友渔、梅龚彬等参加国民政府新设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以设计委员的名义，常与李济深、冯玉祥等联系，同时以文化人身份从事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在李济深的支持下，他们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评论》等刊物，并经常邀请在重庆的民主人士举行战地座谈会、星五聚餐会等，对团结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中）在研究工作
同一时期，董必武和周恩来同志一起，与中间势力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杨杰、张澜、陈铭枢、章伯钧、姚觉吾、郭春涛等组成九人小组，经常秘密集会，谋划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开展联合抗日斗争。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还指示王炳南（中共派往重庆的秘密代表）与郭春涛配合，组织“东方文化协会”，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会长、覃振担任副会长，王炳南、郭春涛、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等为常务理事，郭春涛兼任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协会成员还有日本反战同盟、越南、印度、泰国的代表，以及台湾地区的代表。协会通过合法的文化活动，参与和沟通各种形式的国际抗日活动，协助中共工作。该协会把有关方面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和日本反战同盟代表中获得的日军大本营的动向、日德之间的外交密电，以及被俘日军高级将领的口供、截获日军的文电等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整理后通过王炳南及时转告中共中央。并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提供情报，做出了成绩。
董必武非常重视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开展统战宣传工作，注重发挥报刊在宣传党的政策、发展统一战线方面的巨大作用，先后筹办《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群众》周刊等，积极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揭露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后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中共地下组织，于陪都重庆推动创办了《新华日报》，他亲自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新华日报》成为在国统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重要阵地，很多中共的重要情况都在上面刊登。
重庆《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1940年8月19日，190架敌机空袭重庆。第二天，又有170架敌机来袭。大量的燃烧弹让山城变成了火海。饥饿和死亡威胁着重庆。
这期间，《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多篇呼吁战胜困难的社论，极大地鼓舞了人心。8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八路军司令员朱德、副司令员彭德怀发来的电报，八路军组织百团大战。此后一个月，百团大战连续取胜的消息不断登出。许多人写信并寄来专款，请报馆转交八路军。
重庆一家汽车公司的修理工人集体向八路军捐献了107元钱，他们在来信中说，“八路军的光荣战绩使我们确信，最后胜利一定操在我们手中。过去我们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是非常错误的。”
一名读者寄来3元钱。他写道，看了朱、彭两将军的电报，“我的热泪簌簌而下。我沉然凝思许久，这个捷报对全国同胞坚持抗战不啻一兴奋剂，而对那些对抗战前途抱悲观的人，却是当头棒喝。”
对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贡献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新华日报》也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逢冯玉祥60寿辰，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祝寿诗：上将勋名日月高，
时危草野起英豪。
龙争虎斗风云会，
豕突狼奔海宇骚。
力赞中枢抗强寇，
性耽佳句弄柔毫。
吟诗寿事原余事，
语妙并卅快翦刀。
对冯将军深明大义、力主“中枢抗强寇”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董必武还对为促进国共合作、担任国共两党谈判联络人张冲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挽词：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定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悼，始病寒继病疟，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为纪念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殉国3周年，董必武慨然题诗：汉水东流逝不还，将军忠勇震瀛寰；裹尸马革南瓜店，三载平芜血尚斑。
歌颂张将军为国殉难的英勇精神。
整个抗战期间，南方局积极开展统战宣传工作，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民主人士、争取抗战胜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五）
在重庆期间，为争取和联合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董必武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做他们的工作。1939年5月，董必武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寓所会见刘文辉，给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及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刘文辉深以为然。他后来回忆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是有巨大影响的。”
此后，董必武又多次同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秘密会晤，交谈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晓以大义，从而使他们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董必武（前左）与周恩来（后右）、徐特立（前中）、林伯渠（前右）、叶剑英（后左）、秦邦宪（后中）等南方局负责同志在重庆合影。
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9年冬，董必武派人进行联络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鼓励李、白坚持抗日，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认真实行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42年，董必武布置云南省工委通过适当途径，向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提出建议书，限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有利于抗日民众运动的发展。当云南省工委向董必武汇报“龙云希望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这一消息后，南方局立即派华岗赴昆明，秘密与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
1944年8月，董必武专门派张友渔到成都加强同刘文辉的联系，指示他要鼓励推动他们团结起来，保卫西南。
在南方局和董必武的推动下，西南地方实力派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团结、争取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成都、桂林、昆明等地一度成为抗日民主活动的重要阵地。
董必武（右三）与周恩来（左三）等在重庆合影。
董必武还十分注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和争取工作。
1942年1月15日，董必武与周恩来等人参观渝鑫钢铁厂，支持并肯定民族工业对国防生产作出的贡献。针对中小工厂主不敢触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存有幻想等特点，董必武耐心地以大量事实启发他们，支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
1943年，董必武通过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海燕和裕服织布厂负责人李学民联系承织军布的布厂同业负责人士，发起组织了军布业联谊社，并直接领导他们开展反对国民党军需署勒索掠夺民营布业的斗争。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田海燕和李学民动员组织了100多家民营布厂的负责人，扛着军需署发下的欠圈短码的棉纱，隐身于黄山公路旁。等到蒋介石乘车经过，一齐拦路请愿，最后迫使军需署赔偿了短欠的棉纱；董必武还指示陈钧在新平聚餐会时，提出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家去请愿，同国民党军需供给部门官员的贪污、中饱私囊行为作斗争。到1944年，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璧山、成都等地，参加的中小工厂主有2000人左右。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军布加工业中小工厂主联合会。董必武亲临该联合会并讲话，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为发展民族工业而努力。
董必武还经常团结、关心和爱护进步文化人，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也在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妄图扑灭国统区的民主力量。董必武与周恩来一道，把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左翼文化人士，从重庆转移到香港，并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还派张友渔、夏衍、胡绳等同志一道前往，帮助他们开展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派张友渔先回桂林，负责安排从香港回来的民主人士、进步分子的工作和生活。这些细致周到的举动，令广大文化界人士深受感动，更加密切了同中共的关系。
董必武对待各方面的真诚态度，赢得了广大中间党派和民主进步人士的信赖和赞誉。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筹划和组织下，提前两年为董必武举办庆祝60寿辰的活动。中共中央在贺寿电中高度称赞他“正代表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
在重庆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陶行知、张申府、邓初民、曹靖华等民主人士闻讯，也纷纷写诗撰文祝贺。郭沫若作诗《董必武行》，高度赞扬董必武的高贵品质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黄炎培在写给董必武的一首七律祝寿诗中，用“和平露出刚方性，渊默能兼激辩才”的美好诗句赞扬其刚毅的品德和渊博的学识；沈钧儒、陶行知也都写了祝寿诗，称赞董必武是“团结标志一老翁”“春风时雨天下公”；张申府在祝寿文章中，以“韧性斗士”4个字赞誉董必武的革命精神；邓初民在祝寿文章中称赞董必武具备了“有品有学，至仁至义”“公忠自矢，爱国爱民”“独秉孤忠之念，与气数抗衡，百折不回，生死不顾”等诸种美德，并说只有具备以上美德的人才可以称为寿世之业，可与天地并垂。
对此，董必武却表现得十分谦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成功是空前的，自己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他还表示“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六）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决定4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那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打了13年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飞速地成长壮大。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抗日战争“是成功的”。
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民党当局曾想一手包办代表团的组成，这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不能接受的。1945年2月，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多次致函“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强调指出：“决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设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与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经过多方几次交涉，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派人参加代表团，但仅给了一个名额。党中央经过周密研究之后，决定派德高望重的董必武作为代表团的成员赴旧金山参加制宪会议。
1945年4月，董必武（前左二）准备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朱德（前右二）、陈毅（前右三）等在机场欢送
1945年4月6日，董必武从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当天，中国民主同盟举行茶会。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陶行知、史良等四十余位著名人士到会。会上，董必武激动地说：这次旧金山会议代表的决定，我党中央是极不满意的，而我们所以出席，则全为吾人之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屈求全精神，并为国际和平而奋斗。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董必武先生是代表劳苦大众，欢送董必武先生是欢送中国人民的代表。
4月12日晨，年逾花甲的董必武带着全国人民的心愿，在秘书章汉夫、陈家康的偕同下，乘飞机离渝赴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途中交通条件很差，乘坐的是没有座位的军用机。飞机要首先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转飞中东，跨非洲，横渡大西洋，到巴西，再北飞纽约。旅途的辛苦和劳顿是可想而知的。21日，董必武乘坐的飞机终于在纽约机场降落，在纽约小住休息之后，在旧金山会议正式开幕的头一天到达了旧金山。
“金门朗月窥窗隙，照见离人彻夜苏。”“热闹文明夸富丽，紧张生活斗新奇。”这是董必武在旧金山所赋《旅居美国旧金山杂诗五首》中的两句，也是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在旧金山紧张工作情况的写照。
旧金山制宪会议于4月25日正式开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反法西斯各国举行的盛会，五十个国家二百八十多名代表和一千七百多名顾问、专家、记者聚集一堂，会场周围还挤满了关心这次大会的人群，气氛十分热烈。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更引起新闻界的兴趣。5月1日，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董必武同志自然成了记者们注目的对象。美国记者好奇且友好地请董必武站起来同大家认识。董必武当即落落大方，微笑起立。记者们看见站到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起敬的长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位记者询问董必武：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团结与和谐？董必武欣然回答：“是，但非是直接的。”语言准确、简洁而有分寸。他的答复由译员译成英文后，主持招待会的宋子文高声重复了一遍，听众均鼓掌欢迎。
6月26日上午，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的中、法、俄、英、西5种正式文本上签字，中国代表团率先签字，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董必武著文指出，这次会议是“举世人民热烈要求民主、团结和和平的情况下召开并胜利结束的”。
1945年6月，美国旧金山，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董必武到美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旧金山，除了参加会议之外，他还广泛地接触美国的朋友和我们的侨胞，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军民进行经济、政权建设的情况，介绍抗日的战况和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以及要求民主、争取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尔后又访问了旧金山市唐人街，先后参观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和东侨医院等，还在中华学校向热情的学生们发表了讲话。
联合国大会闭幕后，7月初，董必武一行离旧金山赴纽约，更广泛地会见了当地的侨胞，拜访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的女儿和赛珍珠等。
此外，在旧金山期间，董必武还要章汉夫、陈家康和在美国工作的徐永瑛等同志一起，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撰写出版了近三万字的《解放区实录》（用英文发表），在联合国的各代表团、新闻记者及一些外国朋友中广为散发。一家华侨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全文。一位美籍华人曾写道：“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当国民政府出席成立仪式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他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拒绝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时在旧金山）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董必武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中央、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赋予的重任，不愧为人民的真正代表和使者。
（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争取光明的前途，重庆谈判之后，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继续参加国共谈判，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与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深入的接触，主动拜访黄炎培、张澜、陶行知、李公朴等社会知名人士，向他们阐明中共的方针政策，交换对召开政协会议的意见，在重大问题上统一认识、协调行动。
解放战争时期，董必武与周恩来在南京
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后，董必武与周恩来等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入驻梅园新村，继续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就在代表团住房周围不到一百米的范围内，国民党反动派设立了十多个特务据点。这里面有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有特刑庭的侦讯室，有伪首都警察厅厅长的“公馆”……前后左右，门对门，窗对窗，虎视眈眈的对代表团进行严密地监视。特务专用的摩托车、吉普车、小轿车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对代表团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卖报纸”的特殊人物，也日夜在周围窜来窜去。正如郭沫若当年目睹的：“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处之泰然，犹如梅园三十号庭院中那两棵昂首挺立的翠柏，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地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梅园三十号门首加盖了小楼，围墙增高了一半，以阻挡敌人的窥探。代表团开会时，放下窗帘，并在窗外台阶上放着一架收音机，高声播送延安新闻，以扰乱敌人的视听。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用飞机、军舰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内战前线。董必武与周恩来一道，用确凿的事实，揭露美国利用“调处”之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阴谋。
1946年6月，蒋介石调动一百多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又进攻苏皖边区。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民主人士对我党能否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缺乏信心，对和平谈判的前途表示忧虑。董必武总是和周恩来一道，满怀胜利信心地和他们交谈，依据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样子看起来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它背信弃义的进攻，撕毁了亲手签订的协议，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从而陷入了空前孤立，它在军事上的所谓“优势”是暂时的。对于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谈判斗争，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是有决心的，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打，对于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心的，最后胜利肯定是属于人民的。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下关惨案”，用法西斯手段，殴打从上海来南京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的请愿代表马叙伦等。董必武闻讯后，与周恩来一起深夜两点多钟赶到医院，慰问受伤的代表。周恩来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使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单方面召开伪国民大会。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和平谈判的罪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董必武继续留在南京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曾说：“我们很快就要回到延安去了，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打的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的多。”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董必武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努力保持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联系，同时重视做好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国民党军官的工作，有力推动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不断发展壮大。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撕毁了和谈假面具，下令中共代表团驻在上海、重庆、南京三地的全部工作人员五天内撤离。
1947年3月7日代表团副团长董必武同志离开南京时，各方面的代表都来送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对董老说：“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董必武同志爽快地答道：“两三年以后我们就要到北京去了，到那时候我们要来接你了，你就要变成客人了。”董必武同志临上飞机时，向送行的人们意味深长地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八）
董必武率领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撤返延安后，立即被党中央派往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紧张地投入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董必武参加华北财经会议的部分同志合影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共中央着手筹备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工作。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主席。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9月，成立了由董必武任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
人民日报对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报道
董必武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
我们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宣布开幕了，它是一个临时性的，而且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幅。
董必武还说：
我们这个代表会，虽然是临时的、一个地区的，但是没有种族、信仰、性别的歧视......主席团中还有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工商业者代表、学生代表、军队代表、党派代表、无党无派社会贤达、开明绅士的代表等。人民的选举权利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的民主制度比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优越得多。
党外人士、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他说：
这种表决方法，在旧民主政治里边是没有的，在旧民主国会否决或通过乃至修正，都是不管内容如何，只顾少数人的利益，或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而我们这个大会，所有代表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以对每一法案的通过都非常慎重，并考虑到将来实行的结果，不是全部否决，也不是全部通过，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交政府斟酌修改实行。这给世界立法史上开创了先例。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董必武与蓝公武等党外人士密切合作，积极有序地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发展生产，发展文化教育。11月18日，董必武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决定把原定于1949年元旦建立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日期提前到1948年12月1日。在征得关内各解放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后，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副主席蓝公武等发布了《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号》，宣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北大街正式成立，人民币同时面世。老百姓看到了全新的票子，高兴地说：快了，快了，全国快解放了。董必武说，我们不仅在军事上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经济上我们也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华北人民政府建立起系统的政权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建设经验，培养了大批开展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干部和人才，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做了多方面的重要准备。华北人民政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夺取全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问题。在此之前，董必武率领华北人民政府机关迁到北平。他多次接待陆续到达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商谈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他代表中共中央或华北人民政府多次出席农业界、妇女界、青年界、文学艺术界的全国性会议，要求各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开展工作。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董必武领导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设计总体方案。整个起草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主协商、共建国家的精神，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做了法律上的重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他仍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董必武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问题乃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又说：“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他要求党员和干部必须克服狭隘和骄傲的宗派主义，加强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完成各项革命和建设任务。董必武的一生正是我党善于同民主人士合作共事、以诚相见、以理服人的典范。
来源：统战新语
编辑：李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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