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彩 提 要

延安时期，正值民盟酝酿、创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合作之长、关系之密、相互影响之深，也是多党合作史上独具特色的重要篇章。经过长期交往和实践，民盟作出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选择。

一九五三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和张澜在天安门城楼。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与费孝通（左一）合影。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团结各界坚持全面抗战，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开创革命新局面，为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积累了重要经验，打下了坚实基础，具有承上启下和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延安时期，也正值民盟酝酿、创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及其早期领导人的交往、合作，以及对民盟的支持与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的国民党之外其他党派关系的重要探索。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合作之长、关系之密、相互影响之深，也是多党合作史上独具特色的重要篇章。经过长期交往和实践，民盟作出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选择，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之一。这种新型政党关系的形成，是当时中国国情下独特的政治创造。延安时期由此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起点。

中共对以杜斌丞为代表的西北民主人士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统战工作，是从与民主人士的交往开始的。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抗日，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在西安的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斌丞先生参谋官阁下：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毛泽东的谦谦之风和政治远见使杜斌丞感受到了共产党人抗日救国的真诚与决心。随后，杜斌丞通过毛泽东的特使汪锋，详细介绍了西北军、西安社会及民主人士情况。

西安事变后，杜斌丞领导西北各界民主人士积极为西安事变的解决而奔走。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后，在长安县长韩兆鹗的办公室会见杜斌丞，还邀请杨明轩、何寓础、武伯纶等西北各界人士20余人谈话。杜斌丞代表杨虎城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真诚引导下，杜斌丞、杨明轩、韩兆鹗、赵寿山等人接受了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此后，以杜斌丞为代表的西北民主人士杨明轩、韩兆鹗、王菊人、成柏仁、李敷仁等人积极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杜斌丞认定“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延安将成为全民族抗日的火车头，陕北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喊出了“跟共产党走”的口号，影响了许多西北民主人士，为西北地区民主力量的集结和后来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成立并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杜斌丞的推荐影响下，一些进步人士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各县担任了县长。同时，共产党员马豫章也由杜斌丞推荐出任肤施（延安）县长。杜斌丞还积极支持中共中央在延安兴办机关俱乐部，千方百计地为延安采购各类乐器。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一些中间党派的成员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并输送了大批青年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抗日武装被日军打散后，一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救国会的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沈钧儒在上海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介绍了许多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救国会的何思敬、柳湜等人到延安工作战斗。乡村建设派的成员坚守在山东敌后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共同战斗。

民盟在西北地区的政治活动及中共的支持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给予了大力支持。10月10日，《光明报》发布“启事”公开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民主联盟〉机关报〈光明报〉在港出版》为标题予以报道；27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28日刊发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指出这是对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持续报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进步党派的同情、关怀和舆论援助，民盟也在自己的刊物上大量发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1942年春末，民盟总部派郭则沉、辛志超、叶笃义等先后到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李敷仁等秘密联系，会商建立民盟组织等问题，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开始秘密发展盟员。1944年10月，民盟总部派郭则沉持张澜致杜斌丞的亲笔信抵达西安，张澜在信中请杜斌丞主持西北盟务。郭则沉与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等经多次密商，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由杜斌丞总负责。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推选杜斌丞为主任委员，杨明轩、王菊人、成柏仁、李敷仁为执行委员，杨明轩协助杜斌丞主持盟务并负责组织工作。

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创建，一直与中共保持着联系。民盟西北总支部始终坚持“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积极配合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开展对敌斗争，有力地推进了西北民主运动的发展。此后，陕甘两省盟务日渐活跃起来，并逐步扩大影响到晋南和宁夏两地。到抗战胜利时，全国有盟员3000多人，其中西北民盟就有1500多人。这与民盟西北总支部最接近延安是有着深切联系的。

民盟西北总支部在延安旧址

民盟西北总支部受中共影响之深、帮助之多、合作之早，堪称民盟分部之冠。正如杜斌丞所讲：“西北民盟唯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的有力协助，我们必须坚决地依靠中共，并在工作上与其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杜斌丞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民盟与中共关系的实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在支持西北民盟、一起共同奋斗的实践中，加深了对民盟的认识和情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更加坚定。194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时，加写道：“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

在民盟与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交流中合作加深

延安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封锁解放区信息。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力开展。从最初的“争取中间势力”，到《论联合政府》明确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纲领吸引了当时各党各派人士的目光。

正是在民盟突破国民党封锁，更积极地接近延安、了解延安并进而宣传延安的过程中，民盟与中共的交流进一步加深、合作进一步密切、共识进一步凝聚；国内外的民主人士也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而认识的深入、共识的凝聚，为此后各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反内战、反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斗争奠定了基础。

1938年1月7日至25日，国防参议员、乡村建设派负责人梁漱溟赴延安访问，“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毛泽东八次会见梁漱溟，双方就中国政局、民族前途进行了深入交流。这是梁漱溟第一次接触中共建立的抗日民主模范区，也开了民主人士访问延安的先河，梁漱溟说自己听毛泽东的抗日谈话，“完全佩服，非常佩服”。1946年3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梁漱溟从北平坐美军飞机第二次访问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交谈中，提出了“上合下分、一多相融”的“党派综合体”的政治建议，此建议早在他1938年赴延安后即曾提出，经八年筹思更为成熟。现在看来，梁漱溟关于中国政党合作的想法与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点上，有共通之处。而这段史实也生动展现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扎实地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式民主长久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实践之上的。

1938年11月24日，救国会常务委员李公朴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亲切看望。一个多月中，李公朴对延安的行政、生产、文化、教育、民众运动进行了考察。1939年4月24日，李公朴二到延安，拜访了毛泽东、王若飞等人。有关部门曾抽调干部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进行抗战教育工作。李公朴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四五十万字的文章进行宣传，其中《华北敌后——晋察冀》一文盛赞解放区“是今天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雏形”。

1944年５月，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访问延安的倡议，立即得到延安方面的欢迎，国民党当局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示同意，但设置重重限制，要求先参观战区再去延安，更明令对陕甘宁边区“只参观不报道”。他们既想让世界看到中国抗击法西斯战线中的努力和作用，又不愿意让他们看到延安的功劳。

民盟盟员、《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随后在渝蓉两地的《新民报》上发表了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重要人物及延安的文章。回到重庆后，又由重庆新民报社出版单行本《延安一月》，这本十多万字的书，浓墨重彩地向世界介绍了延安。由于一度脱销，次年在南京再版，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人员购2000册专送到延安。毛泽东看了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随后该书又在日本翻译出版。许多国统区的进步人士通过这些文字“仿佛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的“未来之星”。

为了缓解国共紧张的关系，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4位民盟国民参政员和褚辅成、傅斯年2位国民党国民参政员共访延安。左舜生为中共领导介绍了民盟的工作；黄炎培等人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促膝长谈，尤其是黄炎培和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成为历史佳话。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交际处院内。

1945年，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

黄炎培返回重庆后，突破各种压力出版《延安归来》，第一次向国统区百姓详细宣传了延安观感、人物印象、政治作风，让全国的人民看到了一个心系百姓大众、紧密联系群众的政党形象。就连当时以反对共产党著称的左舜生也由衷道出：“他们的党员和公务员的生活，相当的和老百姓接近，因此他们没有脱离群众。”

黄炎培等四位盟员的延安之行，是民主党派第一次对中共民主政权的现场体验和考察，并通过民主党派的反馈和宣传，让内战爆发前夕的中国和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了延安。中共党员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的爱民为民风气，中共领袖亲民和众的君子风格，直接影响了黄炎培等人，也影响了民盟后来的政治选择。

1946年后中共与民盟在延安开展的新型政党合作实践

1946年3月至5月，国民党制造“西安血案”，民盟西北总支部遭到严酷迫害。1947年10月7日，杜斌丞在被捕入狱半年后被枪杀。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向民盟伸出了援手，大量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转移到解放区，参与了民主政权的建设和解放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党合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盟员进入延安参加民主政权建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帮助下，民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人和30多位盟员陆续辗转进入延安。盟员进入延安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帮助他们参加工作，并多次开会商讨建立民盟组织的问题。李敷仁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为延安大学校长，何寓础、李瘦枝、亢心栽也在延安大学工作；杨晓初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财委副秘书长，王维祺任中共陕西省工委特派员、西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寿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姚警尘担任西北局秘书、交际处处长等职，孙崇甫、杜笠分别在公安厅、民政厅工作，苏资琛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事和边区政府委员，任谦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党晴梵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李馥清任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吴剑夫任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边区学联常委、秘书长、少数民族学运委员会主席等。在延安，盟员们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彻底洗礼，为此后民盟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做出了最直接、最初步也是最早的尝试。1948年3月，西北民盟领导人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建设更趋成熟。

其次，西北解放区盟员大会的历史意义。1948年5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民盟积极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共中央的关怀支持下，1949年5月8日，中国民主同盟西北解放区盟员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恢复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健全了组织机构，推举杨明轩为主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赵伯平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萧彩峰应邀到会并讲了话。他们说：“西北民盟历来与中共关系密切，深愿一本过去之精神，为消灭蒋胡匪、解放大西北和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

西北解放区盟员大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民主党派在延安召开过的唯一大会，它标志着民盟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民主政权建设，民盟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延安与中共践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合作的民主党派。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与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逐渐加深了解，走向信任合作，直至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段历史进程，充分体现出中共在民盟诞生、成长、抉择过程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2月8日，民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民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历史证明，中共对于我们是热诚扶持和帮助的，中共为什么如此热诚扶持和帮助民盟，一句话，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延安时期中共与民盟的交往历史，充分证明了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在延安。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编辑：董小参

责编：蒋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