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彩 提 要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针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局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运筹帷幄的策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

01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方式，突然于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意在逼蒋联共抗日。中共中央虽然事先并不知情，但事变发生后，即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从全民族抗日大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火速由保安（今志丹县）赶往西安。

张学良、杨虎城在扣押蒋介石的当天，虽然发表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的八项主张并通电全国，但对事态的发展仍处于茫然状态，特别是被南京政府和社会媒体用舆论施压而不知所措。事变当夜，南京方面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定应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后，分别致电各省市当局，对张、杨所部施行分化瓦解之策，孤立张、杨并施加压力。这使尚在上海、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宋美龄，有一种“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之重围之中矣”的感觉。特别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是，此举不但没有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反被指为“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助日本使中国分裂”。原以为实行兵谏会迅速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没想到却遭受无端谴责，这是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

蒋介石被扣押后曾一度绝食，与张学良、杨虎城无法对话。12月12日至14日，张学良曾多次去扣押地见蒋介石，蒋介石或闭口不言，或大声斥责，或声言自杀，丝毫不容张学良分辩。同时，由于南京何应钦等亲日派的极力阻挠，直至12月20日，事变发生8天后，宋子文才得以私人身份赴西安斡旋。同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领之间，在对蒋介石的认识和处置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在此种情况下，单靠张、杨本身的力量，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一关系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关键时刻，中共和周恩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02中共中央的应对之策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指示上海、天津和西安等地下党组织，推动各人民团体向全国揭发蒋介石不准红军和全国军队抗日之罪，要求南京政府罢免蒋介石，立即召开抗日代表大会，并争取宋子文、宋美龄、孙科、孔祥熙等能够同情与谅解西安义举。同时为配合张、杨，防止中央军进攻西安，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这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给南京方面的第一个公开电文。电报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接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借西安事变挑动内战的阴谋，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结果只能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并再次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在这一电文中，虽然仍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综观全文，可以看出，要求和平解决事变，反对造成新的内战的基本立场还是非常明确的。

12月16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足见毛泽东对此行前去具体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高度信任。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顾不得鞍马劳顿，即前往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赞扬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分析了当时形势和事变前途，表示要坚持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第二天，周恩来又到止园杨虎城公馆，拜会了杨虎城，介绍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8日，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和周恩来抵达西安后报告的最新态势，中共中央即刻决定放弃“审蒋”要求，以便利用西安事变，全力推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改变其错误政策。不难看出，先期赶赴西安的周恩来，其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对中共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只要国民党能实现张、杨及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要求，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里事实上已经提出了有条件放蒋的主张。在此基础上，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向全国正式阐明了中共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向南京和西安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及解决目前政局之合理有效办法，希望南京方面立即决定国策。

同时，中共中央还对党内发出指示，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充分肯定了西安事变对于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正确地估计了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途径、避免内战爆发的基本方针：即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露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上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明了处理西安事变的正确方向。而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整套具体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张、杨为实现“兵谏”既定目标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化解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猜疑，形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雏形，促进了西安事变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及事变的和平解决。

03厥功至伟的周恩来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曾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要负责。”然而，事变后，“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因此，张学良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给他的“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的电报后，高兴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顿时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方针，而且作为重要一方，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应邀直接参加了西安与南京为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成为谈判的主方，掌握着谈判的主导权。

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后，根据张、杨的请求，即指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火速赶往西安，与张、杨商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步骤。12月21日，根据形势发展，又致电已在西安的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提出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的条件。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23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张、杨及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战、改组南京政府、联红抗日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个具体条件。对周恩来代表中共及张、杨所提条件，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12月24日，在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了谈判情况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继续进行谈判，宋美龄也进入了谈判行列。在与宋氏兄妹谈判初步达成协议后，为进一步了解蒋介石态度，并使谈判达成协议后的结果能得到蒋介石的明确承认，24日晚，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详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方针。周恩来严正指出，当此民族危机之严重关头，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取灭亡。周恩来带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其优良的政治素养、人格魅力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深感意外，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还向周恩来明确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由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并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由此看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

04巧妙化解善后危机

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作用，不仅表现在促成西安与南京之间达成协议和蒋介石获释上，而且表现在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上。由于张学良擅自送蒋，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南京后导演了“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一系列闹剧，致使西安内部，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在如何对待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如何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形成了“主战”和“主和”势不两立的两派。杨虎城对张学良匆忙放蒋介石，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又不得不接受张学良临时交给的代理指挥东北军的任务，处境异常困难。

1937年1月初，为制止南京亲日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两军将领共同研究了联合作战方案。但是，由于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为了营救张学良，冲动之下枪杀了东北军主和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以及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后，形势骤然紧张，东北军陷于自相残杀的危险边缘，危险也向中共代表团逼来。

失去理智的东北军“少壮派”们谋杀了王以哲等人后，并未就此罢手，又一下冲到七贤庄周恩来办公室。当周恩来发现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地提着枪闯进来时，他“嚯”的一下站起身，把桌子一拍，然后义正词严地训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回张副司令吗？你们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在周恩来威严的目光逼视下，“少壮派”们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不但收起了手中的枪，还一个个低下了头。周恩来立即不失时机地开导他们：“只要我们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好团结，保持住‘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就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救回张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闹内讧，还有什么力量去救张副司令？”周恩来的话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一下照亮了这几位莽撞的“少壮派”将领们的心。这时，他们也已得到消息，回师西安的东北军弟兄们正在追杀他们，考虑到自己性命安全，他们跪在地上向周恩来恳求帮助。周恩来不顾包庇之嫌，立刻派人将他们送到红军设在云阳的总部暂避。在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上，充分显示出周恩来超强的求大同存小异、原则性灵活性相结合的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05出神入化的斗争艺术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充分显示出周恩来高超的能力，显示出其预测先判、掌控大局、果敢决策、周密协调的斗争艺术和求同存异的统一战线风范。“在坚持党的立场和原则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得到充分体现。

周恩来预测先判的能力，使中共准确快速地把握事件发展的动态。周恩来赶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时，因先期对其心理有大致判断，所以谈判很有针对性，能快速达成共识。12月17日，中共驻东北军联络员刘鼎向周恩来汇报“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代要抓活的，保护蒋，拥护他抗战，促其抗战”的情况时，周恩来对此很重视，初步判断张学良有拥蒋抗日的态度，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周恩来肝胆相照的真诚态度，也是处理好“三位一体”关系、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12月18日，飞抵西安的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在谈话中，杨虎城首先提到红四方面军单方面撕毁“汉中协定”、突然发起陕南战役，袭击驻守汉中的第38军和警3旅旅长张汉民被俘杀害的问题。这两件事是杨虎城多年来一直想不通的问题，过去他也曾向中共代表汪锋、王世英等提出过，但他们的解释都不能令他信服。周恩来对杨虎城提出的这个问题毫不回避，做了非常坦诚的答复，承认问题的发生都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所致。周恩来说：“张汉民同志的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好同志，不止张汉民同志一个。”周恩来还向杨虎城说明了中共如何在遵义会议后纠正“左”倾错误路线以及现在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杨虎城被周恩来这种肝胆相照的真诚所感动，表示朋友间的事讲清楚就行了，重要的是加强现在的合作，共同为抗日努力。

周恩来曾说：“通过西安事变，交了两个朋友。”这可以说是中共与张、杨关系变化发展的真实写照，共产党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对手中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即使是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难有自由可言的张学良，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尤为感动的是，即使在东北军几乎已经将近瓦解的情况下，中共仍旧能够像朋友那样真心帮助他父子苦心经营的东北军。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从内战走向抗战的转折点。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风云突起、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深入虎穴，遇变不惊，相机处理西安事变，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成为一举扭转乾坤的功勋人物。

作者：郭松林

作者单位：汉中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编辑：董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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