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曾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伟大军事思想，运用这一谋略，创造性地以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分化瓦解敌军，建立起政治优势、谋略优势，加速分化瓦解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进战争进程，减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三大战役中成为神来之笔，取得了惊人的成效。从1945年9月至1950年6月，共有国民党军118万多人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加快了近百分之五十的国土实现和平解放。
驻长春的国民党新7军的官兵纷纷向解放军投诚。
国民党第44军一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交出大批武器。
分化瓦解敌军是党的基本策略
分化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是毛泽东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报告中提出的。毛泽东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我军胜利的历史证明，军政兼施，密切配合，在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对敌实施强大的政治攻势，其威力是巨大的。
1930年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将瓦解敌军规定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任务。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瓦解敌军实质上就是从政治上动摇敌人军心，破坏敌军战斗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瓦解敌军策略得到了进一步完善。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中央局和分局成立国军工作部（1948年改为“敌军工作部”），在团政治处增设股和联络干事，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分化和心战瓦解工作。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规定，“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1948年1月，我军召开了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处理俘虏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我军对敌军工作的各项政策、策略及具体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至此，我军瓦解敌军策略基本成型。
随着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为了瓦解敌军，动员国民党军起义投入人民军队的行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就同意争取国民党第60军起义的方针致东北局等电：“你们两处铣电及转来一兵团删电均悉。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及处置也是对的……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和六十军代表加紧商谈。”11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签发了《关于组织国民党军空军起义的指示》，指示中指出：“组织空军起义，扩大我军声威，加速蒋匪内部崩溃，减少对人民的危害。未暴露之空军人员愿驾机飞来我区，在目前是有很大作用。”12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派得力干部策动国民党军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的指示：“你们可以选派得力干部去与林遵（时任国民党军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接洽。我们的态度是欢迎他们起义，为人民立功。起义一个舰队即编为一个舰队，起义一个分队即编为一个分队，起义的时机，待接洽好后再定。”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各部队也切实抓好贯彻落实，纷纷制定和下发结合本战区的战斗实际的指示，以指导部队各级指战员做瓦解敌军的工作。1949年12月18日，浙江军区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指挥，向所属各部队下发了《关于大力组织与展开对舟山国民党军之政治攻势的指示》。指示中指出：“加强派出关系工作，已派出者应加强掌握，仔细分析研究并发展与扩大关系的作用，更应广泛地从地方上、从俘虏中物色关系。派出进行策反工作，其重点，以军事策反组织内应为主（但不放松派出各种可以动摇瓦解士气、指挥人员决心之一切关系之派出），以达到配合军事行动以至于争取政治方式解放定海的或局部岛屿阵地之可能性。”
新华广播电台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加强军事宣传和政治宣传，发表有关战局的评论文章，报道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报道积极支援前线的活动，动员和组织解放区的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同时，新华广播电台还开办《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向国民党军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宽大政策，揭露蒋介石集团的造谣欺骗，号召他们投诚起义，从政治上分化瓦解敌军，直接配合了前线我军的军事斗争。
广泛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
解放战争中，我军瓦解敌军策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政治宣传、政治攻势、内部策反和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等。
政治攻势是瓦解敌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它与军事打击配合紧密而相得益彰，不但可以减少我军伤亡，而且能加速战斗的胜利。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的政治攻势“声势之大，效果之好，为战争史少有”。例如在辽沈战役长春围困战中，我军为瓦解敌军而进行的宣传、争取、瓦解和策反工作，其广度、深度在东北解放战争史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当时，我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长春城外20余公里范围内形成了环形封锁圈，在如此宽大的正面上，敌我短兵相接，双方工事相对，声息相闻，为发动政治攻势开展瓦解工作带来了许多有利条件。
政治攻势有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组织围城部队发动宣传攻势。经过层层发动，广大指战员人人想办法，个个做宣传，创造了好多种既有效又安全的做法。其中最通用、最简便、效果也最明显的方法是阵地喊话。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一般化的内容，发展为有针对性的攻心内容，就是摸准对象，对症下药；揭露反动欺骗宣传，打破幻想；指出要害和隐痛，达到攻心的目的。在围城的日子里，每当入夜，我军阵地上喊话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声音清晰，深深打动敌军士兵的心，据后来投诚过来的士兵说：每当听到他们叫“弟兄”，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弟兄们就不停地落下伤心泪来。
另一种方法是送宣传品，利用打宣传弹、射宣传箭、放宣传风筝和利用各种关系带进长春等方式，将上级和围城指挥所印制的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上，送进长春城里。宣传品的种类很多，如《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等。宣传品的内容，大多是讲形势，讲我党我军的政策，给国民党官兵摆出三条性命攸关之路：一是如若困守长春，结果必然是城破被歼；二是如若向沈阳突围，饥饿的身子在人民翻了身的大地上逃命，逃脱不了被解放军层层围歼最终覆灭的命运；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这才是唯一的光明出路，到解放区可以分得土地，可以工作，可以就学。另外，我军从阵地上拾到不少敌人空投的邮包，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官家属寄来的信件，我军都设法转送进长春，也有效地扩大了我军的影响。
再一种方法是不见面“交友”。有的部队缝制“慰问袋”，内除装宣传品外，还装上馒头、烙饼以及生活用品送到适当的位置上，晚上喊话时通知对方去取。有的则利用老百姓的关系直接把东西送过去。此外，利用节日机会，进行送节礼活动，有的部队还在中秋节前赶制了大量月饼，针对敌60军的情况，在夹带的宣传单上写下“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的诗句，设法送到敌军手中。不少敌前沿的班、排收到我军送去的宣传品后，给了回信，表示：“一定对得起你们，以后一定过来。”
还有一条战线，是在敌军内部策反上层军官的工作。以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60军起义为例，1946年4月，朱德主持召开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云南同志的座谈会，号召云南籍同志到滇军中从事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一方来。随后，即派滇籍共产党员刘浩到东北来做滇军工作。行前毛泽东接见了他，刘少奇和朱德向他具体布置了争取东北滇军起义的工作，刘浩到东北后，以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公开身份多次往返于滇军60军和93军之间，同这两个军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党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研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掌握兵权，搜集情报，团结进步官兵，进行敌军内部兵运工作等。他还先后会见过93军军长卢清泉、60军军长曾泽生、暂编21师师长陇耀，向他们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件，并向他们宣传了我军的政策。
国民党军纷纷从战场上起义投诚
猛烈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敌军，在战役的关键时候，国民党部分将领举行了战场起义，为我军消灭敌人提供了良好的战机。
邯郸战役中，我军成功争取了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高树勋率部起义。邯郸战役后，在全军开展了“高树勋运动”，扩大了对高树勋起义的宣传，对争取更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产生了重大影响。1946年1月6日，国民党第3路军第55师副师长王继贤率部4000余人在河南夏邑县起义；1月9日，国民党新编第6路军司令郝鹏举率部2万余人在台儿庄马兰屯起义；5月30日，国民党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3800余人在海城、营口起义；辽沈战役中，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万余人在长春起义。
淮海战役一开始，在黄百韬兵团西撤的关键时刻，防守在贾汪、台儿庄地区的敌第3绥靖区副司令、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第9军两个师和第77军1个半师起义，调开了敌军第7兵团北部的防线。何基沣、张克侠率所部4个师在贾汪地区起义后，解放军得以由枣庄、台儿庄地区穿过该部防地，顺利通过运河大桥，直插徐州东侧，切断向徐州逃窜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使黄兵团又窜回碾庄地区，被围就歼。如果没有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的战场起义，解放军就不能顺利渡过运河，对黄兵团以迎头痛击。如果黄兵团退回徐州，则会给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带来极大困难。所以，这个起义意义是重大的。正如毛泽东、朱德在致何、张起义的电报所说：“此举极有利于整个战争的发展。”这一起义被毛泽东誉为“淮海战役第一胜利”。
又如中共特别党员、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和绝密文件，三大战役后又设法担任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兼第72军军长，成功率部1.5万余官兵于宜宾起义，为川南地区40多个县城的迅速解放创造了条件。此外，“御林军”国民党警卫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于南京近郊起义，“太子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在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的率领下于嘉兴起义。
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在我党的努力争取下，国民党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下举行战场起义。这场起义对于战役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如果没有廖运周的起义，我军事先不知道敌人要突围，使黄维兵团跑到蚌埠，那么整个战役的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平津战役中，我军成功争取了傅作义接受改编。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我军运用“天津、绥远、北平”三种模式，争取了大批国民党高层人员的起义、投诚与和平改编，先后有程潜、陶峙岳、刘文辉等26位高级将领弃暗投明。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国民党军第9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等率部4万余人起义，起义部队自1950年2月21日起，在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领导之下进行整编，至4月10日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率机组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起义，从成都飞到延安。这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参加革命部队的飞行员，一时轰动了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因刘善本是蒋介石钦点的“美龄”号机长。刘善本起义的消息一公开，全国各地纷纷电贺。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代表边区人民，致函刘善本等空军朋友，表示祝贺与慰勉。
被国民党的军政界视作蒋介石嫡系的一颗“掌上明珠”的国民党伞兵三团，1949年4月16日在中共的成功策反下，在连云港撤离大陆准备开赴台湾时宣布起义。5月18日，毛泽东、朱德给部队发来了慰勉复电。电文说：“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2000多名香港员工毅然宣布起义，驾驶12架飞机北上，回归刚刚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这一爱国、正义的壮举，震惊了中外。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两位总经理以及两航全体起义员工，祝贺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残余，投入人民祖国的怀抱，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向两航爱国员工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
国民党军海军也和国民党军陆军、空军一样，纷纷起义、投诚，共有投诚舰艇97艘，官兵3800余人。这些海军舰艇和部队的起义、投诚，不仅削弱了国民党军海军的有生力量，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而且为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初创提供了一定的兵员、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对于国民党军海军爱国官兵的起义行动，中共中央领导曾给予高度评价并寄予很大期望。毛泽东和朱德在1949年3月24日给重庆舰邓兆祥舰长及全体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对他们的英勇起义表示热烈祝贺，指出他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同年5月18日，在给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及起义官兵的复电中，称赞他们的起义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同年10月10日，在给长治舰起义官兵复电中又指出：“由于国民党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勉励他们“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
作者：叶介甫
编辑：秦雪 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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