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25周年。在民主革命的峥嵘岁月里，刘少奇每行至一地都坚定执行党的正确的策略与方针，积极依靠并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历史重任。
天津作为中国革命力量重要集聚地，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派先后三次到天津，在改造中共顺直省委、重建与发展北方党组织、领导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刘少奇
指导顺直省委书记改组工作
1927年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正式成立。顺直省委成立初期，由于首任书记彭述之工作中作风武断，放弃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引发顺直党内多数人的不满。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以王荷波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局，由北方局全权处理并改组顺直省委。同年9月，中共北方局召开扩大会议由朱锦堂来接任彭述之为顺直省委书记，这就是中共顺直省委的“第一次改组”。
中共顺直省委第一次改组后不久，中共北方局领导的京东玉田两次暴动相继失败，因党内叛徒出卖，领导起义的王荷波、于方舟、马骏等一批干部相继被捕遇难，使中共北方局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与此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内部思想涣散、组织松散，无原则派别纠纷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形成了党内棘手的“顺直问题”。
1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由中央直接领导顺直省委。192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委派中央巡视员蔡和森抵津重新改组顺直省委，并推举王藻文为省委书记（后叛变被处决），这是中共顺直省委的“第二次改组”。顺直省委第二次改组，由于缺乏正确政治指导，“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二次改组不仅未能解决顺直党内问题，反而造成其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
3月24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以特派员身份接替蔡和森的工作，刘少奇抵津后遭到了王藻文等人的抵制与干扰。6月，国内革命局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北方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北伐军进占平津，奉系军阀退守关外，顺直省委内部意志薄弱者认为北伐革命大功告成，此后再无革命任务，便纷纷退党。
6月下旬，为尽快解决党内“顺直问题”，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由刘少奇、陈潭秋、韩连会（后叛变）为中央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7月22日至23日，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津召开，会议批评了中共顺直省委在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机会主义以及党内极端民主化、经济主义等错误倾向，决定韩连会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刘少奇、陈潭秋则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
由于“顺直问题”是党内问题长期以来积淀所致，加之改组后的中共顺直省委执行力较弱，造成许多正确决议不能正常推行，“要顺直党本身来担负这个艰巨的使命是没有希望的”，刘少奇决定暂停中共顺直省委职权，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
11月17日，党中央复信顺直省委：“顺直党内纠纷以及目前一切坏的现象，是长期历史造成的，是许多不正确倾向的结合，是没有正确的党内生活、积极的党的工作和党的政治路线没有深入党的下层群众的结果。解决顺直党内的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鉴于中共顺直省委复杂的状况，11月2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天津指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
为协助周恩来彻底解决好“顺直问题”，刘少奇到问题较集中的京东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化名“赵启”并在顺直党刊连续发表《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怎样改造顺直的党？》《错误观念的纠正》《坏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文章，为彻底解决党内“顺直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
1928年12月2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并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会议通过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和《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在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努力下，终于彻底解决了党内棘手的“顺直问题”。
主持中共北方局及领导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提议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领导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址
1936年初，刘少奇化名“胡服”二度赴津。刘少奇抵津时，北方党的组织及思想状况都不乐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四年里，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又与北方党组织失去联系，以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正确政策没有及时传达到北方各级组织中。
刘少奇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赴任不久，在离天津不远的北平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事件。1936年3月31日，在北平学联主持下，北平千余名学生为惨死狱中的爱国学生郭清举行追悼会，会后又抬空棺上街游行时被军警打散，54名学生被捕，北平学生爱国运动遭受严重摧残。
为及时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正确执行党在白区的工作策略，刘少奇以北平“三三一”抬棺事件为切入点，于4月5日在《火线》第五十五期发表《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
他进一步指出：面对敌人的残酷屠杀，爱国阵线应以防御为主，避免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如果公开向敌人冒险进攻，结果将会使自己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给统一战线以极大损害。针对党内“左”倾思想对中共北方局的严重影响，刘少奇还尖锐地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
为系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思想，4月10日，刘少奇又在《火线》上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系统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目前党的策略任务是“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在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期间，刘少奇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制定并付诸一系列措施：为受错误打击的干部平反，恢复党籍并重新安排工作；纠正冒险主义，保护革命队伍；打破关门主义，吸收优秀青年分子入党并大胆提拔其担任重要工作；对在敌人狱中长期进行斗争的干部，报请中央批准，采取特殊的斗争策略将其营救出狱，重新投入战斗。
刘少奇采取的这一系列动作，极大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有效保护了革命的力量，为全面抗战储备了干部资源。到1936年底，天津党员的数量由不足30人增至500人左右，为党在华北地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组织保证。
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刘少奇还派王世英、张友渔在二十九军上层军官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二十九军参谋长张克侠（共产党员）作宋哲元的工作。为了促使宋哲元及二十九军抗战态度的转化，刘少奇提出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少奇连续发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等文章，介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刘少奇在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期间，正是华北各种矛盾、不同势力斗争的错综复杂时期，也是他白区工作理论的成熟时期。党中央对刘少奇在中共北方局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赴津指导经济发展及城市恢复工作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逐步学会管理城市与建设城市，将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城市的中心任务。
作为北方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天津虽然社会秩序恢复得很快，但生产恢复却十分缓慢。造成天津工商业开工滞后，除了原料匮乏、通货膨胀等因素外，多数资本家心存疑虑，尤其是对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不信任则是主要原因。
此时，天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
为使党的城市政策能够落地生根，团结并鼓励天津工商界人士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4月10日，党中央委派刘少奇三度赴津。抵达天津后，刘少奇首先听取了关于私营企业问题的汇报，听取军管会内外贸、工业、金融、交通、电讯等接管处以及市委文教部、总工会等方面的工作汇报。
除了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刘少奇还深入工厂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与广大职工、民营资本家了解实际情况，向他们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鼓励已经复工的企业扩大生产，一些尚未开工的企业加快复工生产的准备，当时受邀座谈的有李烛尘、周叔弢、资耀华、朱继圣等人。
座谈中有一细节，当谈到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资本家怎么办时？刘少奇说：“你现在才办1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2个、3个……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8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还给你加薪水。你干不干呢？”听刘少奇这么一讲，在座的资本家都轻松了许多。
4月30日，刘少奇收到东亚公司经理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扩大生产计划。5月3日，刘少奇复信予以鼓励：“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4月28日和5月5日，刘少奇还相继出席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会上刘少奇指出：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不是斗争的对象，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不可避免，但既有斗争又要有联合，且要以联合为主。刘少奇对工厂管理民主化、建立工会组织等问题发表诸多意见，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在政治上关心工人的成长，发展工人党员，培养工人干部，通过工会组织把工人组织起来，使大批优秀工人参加人民政府、工厂、军队及各部门的领导工作。
通过调查、摸情况以及与工商界人士的交流对话，刘少奇对城市发展与工商业复工复产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形成闻名全国的“天津讲话”。“天津讲话”的核心就是“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天津讲话”不仅使天津各级领导干部及工商业者对党的城市工作政策认识更加明了，而且为如何接收、改造和管理大中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刘少奇正确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正确执行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天津经济发展得以迅速恢复。1949年4月初，天津市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只有293户，同年9月已发展到3800户，增加近12倍。私营橡胶工厂到11月增加了27家，工人增加了一倍。截至1949年底，私营工厂户数增加了24.69%，商业户增加19%。这些都与刘少奇在天津开展的工作密不可分。
作者：徐世强 王南舒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王富聪 赵昕
审核：鲍家树
监制：邵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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