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23日，邓颖超以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统战经验，全票通过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当时，她虽年事已高，但怀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饱满热情，在任职5年中，为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贡献。对邓颖超在政协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曾代表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将她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一起，誉为“人民政协事业卓越领导人”。

1983年6月4日，邓颖超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作者供图）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政协工作的发展大局
1978年2月，全国政协在停顿十年之后才得以恢复工作。5年之后，邓颖超担当政协重任，依然面临着澄清是非、把准方向的重要任务。在开展政协工作的过程中，她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思想引领，利用各种机会，传达党的声音，贯彻党的主张，并开诚布公地阐明观点、说明道理，牢牢把握健康的发展方向。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把党的号召及时转化为政协的行动。六届全国政协期间，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之后，邓颖超都会亲自主持召开政协全会或常委会会议进行传达贯彻，把党的声音及时传播出去、落实下来。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讲话，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作出“安民告示”。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10月，邓颖超主持召开六届全国政协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向政协常委们通报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精神，介绍“七五”计划建议内容，希望充分认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力量，要支持他们为“四化”建设献计献策，使他们发挥更大作用。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她要求全国政协委员认真讨论“七五”计划，多提意见和建议，为实现“七五”计划献计出力。
紧紧围绕中心，坚持把政协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幕词中，邓颖超首先肯定了我们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肯定了五届全国政协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着重提出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也就是高举爱国旗帜，发展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1984年5月，她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根本任务，作了更为详尽地阐述，“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努力为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行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奋斗”。长远的战略方针与宏伟的奋斗目标，起到了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共识的作用。
积极推动解放思想，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强化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地位作用的认识。邓颖超以自身经历和亲身实践为证，反复重申：“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产生于中国的土壤，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它的存在和发展，不取决于个人的愿望”，“我国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它经受了历史的长期考验，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她从现实作用和需要出发，阐明：“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一个重要法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她还态度鲜明地指出：“有人向我建议，最好将‘统战’二字去掉，改一个名称。我说不能改”，“我们是一定要坚持的”。在此基础上，邓颖超特别强调“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人民政协不断发展壮大的可喜局面，她表示“人民政协不怕大，不怕‘杂’”。对于“党内、党外还有不少人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缺乏应有的了解，甚至还存在错误的认识”的倾向，邓颖超告诫要通过普遍深入地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一突出问题。而对于“海外和台湾一些人对我们的污蔑，他们说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阴谋”，她特别忠告“在这点上，共产党员也好，非共产党员也好，都要理直气壮地批判它，答复它”，坚信“我们做统战工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积极支持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积极性
邓颖超主持政协工作之后，始终强调人民政协的各项工作，要紧紧围绕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放手工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促进民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优化组织结构，充分尊重委员的履职权利。六届全国政协在组织上做了大调整，参加单位扩大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侨胞、特邀人士等31个方面，增强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扩大了参政议政的覆盖面。对于政治协商，邓颖超指出：“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需要经过政治协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种协商是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不敷衍应付，不强加于人，而是经过反复商量，充分交换意见，集思广益，真正达到政治上一致或基本一致”。她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每年政协大会举行分组讨论时，她几乎都要到一些小组会上走一走，认真倾听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邓颖超对委员们所提意见建议十分重视和关注，要求在发挥作用上下功夫。在她的直接领导下，政协加强了反映委员意见工作，通过简报、视察报告、专题调查报告等方式进行集中反映，并做好委员意见的反馈工作。
拓展沟通渠道，积极为政协委员知情出力提供机会、创造条件。邓颖超明确要求：“在协商前，要做好准备工作，使参加协商的各方面了解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和酝酿。”对委员关心的问题，政协多次邀请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政协委员们通报情况，通过文件形式向委员们分送有关资料。还注意精心安排每年一次的政协委员到各地视察活动，让委员针对性地了解实际情况。六届全国政协在小组发言的基础上，又恢复了大会发言这种形式。邓颖超一再嘱咐，要尽可能多安排一些委员在大会上发言，照顾到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
重视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大力营造民主和谐氛围。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邓颖超指出：“在协商中，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凡是应当采纳的都应当采纳。对不能采纳的，也要说明情况和理由。最后如果有人仍然坚持不同意见，还允许保留。即使是讲错了，也应当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由于邓颖超十分重视发扬民主，重视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因此六届全国政协历次会议民主气氛较浓，会议气氛活跃。仅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发言，包括口头的、书面的和联合的，共有127人次。委员们的发言中肯，实事求是，对振兴经济和搞好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会上，出了简报255期，委员提出提案900多件，广泛地反映了各方面意见”。六届全国政协期间，委员们提出的不少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关于教育、科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中央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身体力行，密切与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的广泛联系。每次政协会议，邓颖超都充分利用会议讨论、交流的机会，广泛接触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与他们交换情况、沟通思想，增进合作共事的感情。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期间，她先后来到港澳组、无党派人士组和文艺联组，看望委员，听取意见。在港澳组，她与委员们一一握手，坦诚地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议也要开得开明，发言要开门见山，把套话、空话去掉。”她还特别邀请上年增选的十位中国籍外国血统的政协委员和六位近年来从海外、台湾回大陆定居的委员一起座谈，倾听他们建言献策。邓颖超首先发表讲话，她说：“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都是我们的同胞。今天我是向你们请教，请你们谈谈对宣传工作和政协工作的意见。”在这番话的鼓动下，委员们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邓颖超因为有着长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历，与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的交往有基础、有经验，会议之外她利用多种方式与他们保持联系，增进了解、加深感情。在视察调研中走访慰问，发表缅怀文章，为他们的文集作序，如为《史良自述》《王昆仑文集》《张治中回忆录》等题写序言，以此扩大统战工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此外，她还十分重视文史工作，以文史编撰和传播，增加互动，增进共识，促进以史资政。六届全国政协安排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就是1983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邓颖超在会上作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长篇讲话。

紧紧抓住落实政策这一“牛鼻子”，全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平反冤假错案之后，党中央对落实政策工作抓得很紧，定期检查督促。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加之全国政协是动乱时期的“重灾区”，积累的问题众多，落实政策工作存在不少困难。邓颖超担任全国政协主席伊始，就把落实政策作为开展全国政协工作新局面的首要任务。
在政协常委会会议上，邓颖超提出，“牵牛要牵牛鼻子”，开展政协工作的新局面，首先要抓政协委员的落实政策工作。会议决定全国政协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组成八个调查组，于1983年9月出发，分赴全国进行调查。调查组在各地召开座谈会，进行重点访问，处理一些委员和群众来信。有些问题能当时解决，配合有关部门当即解决。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就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邓颖超多次听取调查组的汇报，一再强调，落实政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信誉问题，关系到政协的信誉问题，一定要有紧迫感。一个人的问题不解决，影响一大片。要有坚定的立场，冲破重重阻力，以最大的决心抓到底。到1987年10月，先后提出要求落实政策的全国政协委员530人，已解决问题的有522人。各地政协委员要求落实政策的有4000多人，绝大部分人的问题也已解决。在1987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邓颖超提出，为政协委员落实政策的工作要善始善终，对遗留问题要区别情况，逐个处理，抓紧解决。落实政策工作极大地调动了政协委员的积极性，也为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可靠保证。
工作局面打开之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六届全国政协根据邓颖超的建议和要求，实行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提高了政协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水平。她倡议建立了主席办公会议，和20几位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定期在一起办公，进一步完善了集体领导制度，政协的大事都经过主席会议商量，然后提交常委会讨论决定。她多次要求做好和改进提案工作，使委员能够更好地参政议政，六届全国政协将过去大会期间临时设立的提案审查委员会改为常设的工作委员会，把只在大会期间受理提案改为常年受理，并加强有关方面的联系协作，推动提案办理工作，从而初步形成一整套具有人民政协特点的提案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

深入基层一线视察调研，悉心指导推进地方政协工作
邓颖超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不顾自己七八十岁的高龄，多次到全国各地视察、参观，足迹遍及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和沿海开放特区，深入基层和群众，会见各界人士、老朋友以及地方政协干部，了解情况，倾听呼声，指导基层政协工作。
关注大局，鼓励和支持改革与发展。1984年6月，邓颖超在山东视察，听取汇报，走访农户，与专业户和个体工商户进行座谈，她鼓励在场的群众说：“你们可以放心，党的富民政策永远不会变。”11月23日，邓颖超来到厦门，参观新建的东渡港和湖里加工区，参观中，她对厦门的负责同志说：“厦门条件很好，海外侨胞又多，希望你们稳妥做好改革开放工作。”12月6日，她在深圳视察，首先来到深圳河畔的渔民新村，深入渔民家中，同干部、群众促膝交谈。接着，参观了深圳工业展览馆、东湖游览区、东湖水库和华利电子有限公司。在即将告别广东时，邓颖超深有感慨地说：“参观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所见所闻，都是新鲜东西，令人振奋。”并且指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在大连，她关注侨务工作，要求“华侨工作一定要做好。华侨工作做好了，在国外有影响，在国内也有作用”。在西安，她有针对性地就新老干部相互学习、建立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以及发扬民主问题发表意见。所到之处，邓颖超对妇女工作都特别关心，明确表示：“我的生命一天不结束，我就要关心妇女工作。”
面向基层，着力推进地方政协工作健康发展。邓颖超在视察调研中，所到之处，对地方政协工作的了解和指导，是必不可少的任务。1984年6月13日下午，她在会见曲阜县政协负责人时，对当地政协恢复工作以后的情况，尤其是港澳台同胞亲属、海外华侨以及落实政策、非党干部使用等情况作了深入了解。在天津，她先后会见了天津市政协常委和在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她对常委们说：“今天是想听听政协的同志对全国政协的意见，对我们整党有什么意见，还有是对落实政策的意见，这是大家很关心的。”她还走进天津市政协机关，看望全体工作人员，鼓励他们干好本职、多做贡献。在听取有关加强工作交流建议时，她明确表态：“这个意见非常好。我想在主席会议上提出，考虑召开地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她采纳建议，先后于1986年2月、1987年6月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地方政协座谈会和工作会，并接见代表、到会讲话。在厦门，邓颖超同时会见厦门市政协和妇联干部，强调“要做好妇女统战工作”。1984年12月，邓颖超在肯定广东省及广州市政协工作的同时，突出对落实政策问题提出要求，她说：“政治上平反比解决房子、归还物品还重要，一定要首先抓紧解决。”1985年7月，她来到海滨城市大连，参加了大连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在会议上提出“要使政协委员能够经常看到党和政府的文件”等三条希望。10月，邓颖超又奔赴久别的山城重庆。她语重心长地对重庆的党政负责同志说：“重庆是政协发祥地，有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和基础，希望把政协工作搞得更好。政协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市委可以定期同政协协商一些大事，充分发挥政协人才优势。不要把政协看成‘疗养院’、‘休养所’，要认真贯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的方针。”
清正廉洁，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清正廉洁是邓颖超一生的追求，在深入基层视察调研中，她始终保持这一传统，从点滴做起，把清风正气带到了她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1984年11月21日，她乘民航班机到达福建沿海开放城市厦门。保障出行的同志要给她安排专机，她坚决不允许这样做。她和普通乘客一样，登上民航班机。在厦门，她谢绝专轮安排，和许多游人一起乘轮渡登上鼓浪屿。鼓浪屿是步行游览胜地，岛上不通车辆，接待方准备运一辆汽车上岛供她乘坐。她一口回绝，缓步当车，维护了景区的正常游览秩序。在前往重庆时，邓颖超就提前打招呼，不要党政领导去机场迎接，减少地方送往迎来的负担。1985年10月18日，她离开重庆，乘长江航运客轮“江汉56号”，与普通乘客为伴，顺长江三峡而下前往宜昌，出发时她再次否决了安排专轮的方案。因为，邓颖超是第一次到宜昌，地委的同志精心准备了一桌接风宴。她知道后，心平气和地说：“同志们心意我能理解，宴席就免了。”邓颖超在视察调研的过程中，每到一地都会想到曾经的战友、故旧，特别是在她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如天津、广州、重庆、西安等地，利用机会亲切问候老战友、老同学，看望烈士后代，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家人。在会见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时，她也不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而是放下身架，以老大姐的身份和大家平等交流，拒绝听“汇报”，反对做“指示”。1984年12月7日，邓颖超来到深圳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做客，老吴开口就说：“我向邓大姐汇报……”邓颖超立即用广东话打断：“老吴同志，别说汇报了，我们聊聊吧。”1985年10月17日，邓颖超在宜昌参观葛洲坝回来，已感觉疲劳，而桃花岭饭店的服务员提出要与邓奶奶合影，她不愿让孩子们失望，欣然同意。

1984年12月，年逾八旬的邓颖超到深圳视察时，特地在孺子牛铜塑前留影，表达她对改革开放的赞颂和壮心不已的情怀。（作者供图）

高度重视机关自身建设，努力塑造政协良好的对外形象
邓颖超十分重视全国政协机关的自身改革和建设。她在1986年6月18日会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时指出，“把政协工作做好”，“要靠全体委员和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她希望“政协机关能够成为一个朝气蓬勃、民主和协商空气很浓的机关”，“要做到使外边来的人一进政协机关，就感到跟别的机关不同，整个机关显得那么活跃，大家敢于发言，敢于争论”。
注重加强学习，倡导良好学风。邓颖超在六届全国政协第十次常委会会议上，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新问题”的号召，她由衷地“希望政协委员们，包括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引起重视，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加强学习”。针对学习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她提出：“我们要搞四化，搞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新的知识，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调查研究，解决改革和四化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对于学风问题，她要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要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一系列的决议、指示，帮助解决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产生的缺点”。并特别强调，“我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贯彻民主精神，大力发扬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风建设问题一直是邓颖超高度关注、紧抓不放的问题，她说：“作风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任务、方针和政策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她鲜明指出，政协的特点“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提倡、培育，并同党外朋友共同努力的产物”，希望“每一个同志都要把这四句话作为我们进行机关改革和改进作风的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她对发扬民主问题提出了中肯意见，指出，要发扬民主，就必须与别人协商，只有发扬民主，才能联系群众。我们要善于锻炼自己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要善于听取对自己的批评，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她殷切期望，政协机关要改革好，首先是共产党员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在群众中间做改革的模范。特别是对非党的、民主党派的同志，要注意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使他们与我们一道前进。在实践中，她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成为党内外人士普遍公认的贴心“邓大姐”。
强调从党员领导干部做起，坚决反对官僚主义。邓颖超对官僚主义一贯深恶痛绝，在中纪委担任领导工作期间，她就清醒地发现“现在官僚主义还是相当严重，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对如何反对官僚主义问题，她明确指出，“就是依靠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每一个党员，从他的本职工作、从他领导的工作单位、从日常处理问题做起，这是非常重要的”。就任全国政协主席后，她依然关注官僚主义的影响问题。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改革会议上，她严厉指出：“现在官僚主义存在于各方面，全国政协也不例外。”并曾批评过机关工作存在的某些“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化现象。她勉励“同志们一定要振作精神，有事快办，不要压着”，强调“机关建设要从机关干部首先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入手，放下架子”，“政协工作要注重实效，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铺张浪费”。邓颖超还循循善诱、现身说法，“我与我的工作人员在一起，个人的事情，政治上的事情，都找他们谈。比如我的稿子文字上怎么改，我都找他们来推敲，经过与他们推敲，总觉得对我有帮助”。在基层调研，她很亲切地对农民专业户说：“你们愿意给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咱们是一家人嘛！”在与地方政协干部交流时，她和蔼地说：“咱们是同行，请你们来谈谈政协的工作。”讲到工作上遇到困难时，她热情地表示：“可以去北京找全国政协，也可以写信联系。”
邓颖超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把政协的工作提起来了”，不负众望，广泛凝聚力量，锐意进取，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彰显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开辟了人民政协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历程。

来源：《中国政协》2024年第3期

编辑：王  聪

责编：蒋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