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彩 提 要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及第三党等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

    1934年2月中旬，福建人民政府被摧垮，历时仅三个月。福建事变发生前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和策略存在分歧，毛泽东等人基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提出了与十九路军合作反蒋抗日的战略，并为此作出最大的努力，其中彭德怀发挥了重要作用。

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作战且连战连捷，促使十九路军对革命形势作出明智选择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苏区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命令由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移动。蒋介石加紧部署第五次“围剿”之时，正值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盛行之际，此时的毛泽东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领导之外，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实行“兵分两路，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另一部分组成中央军，两军进行钳制性作战，最后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发布《关于东方军之组织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决定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任东方军司令员。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收复连城、新泉苏区，扩大闽北苏区。

    7月2日，彭德怀带领东方军奉命入闽作战。东方军一入闽就一举攻克了宁化县的泉上土堡，首战告捷，军威大振。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部，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位置十分重要。之后，彭德怀率领东方军集中兵力从前后发动攻击，待机收复连城。据守连城的是国民党十九路军区寿年的七十八师。该师总兵力万余人，且全副德式装备师，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总指挥彭德怀决定采用“围点打援和诱敌深入”战术。方案确定后，东方军主力部队在连城北团镇山下村集结，召开隆重誓师大会，彭德怀亲自作战斗动员。东方军从长汀分三路进军连城朋口镇，在当地游击队和赤卫队配合下取得朋口大捷。其后，东方军又一鼓作气追剿驻县城的十九路军四个团及师的直属部队。最终，东方军共歼灭1个旅3个团，俘敌官兵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收复大片闽西苏区，给十九路军的精锐部队以沉重的打击。东方军又占领洋口、峡阳，攻下顺昌、将乐、延平等县，发展了纵横百里的新苏区。9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入闽作战三个月的东方军未及休整又奉命回师赣南，参加战斗。

    在东方军与十九路军交战过程中，蔡廷锴等一再向蒋介石求援均无结果。十九路军将领感到：同红军作战，胜亦削弱力量，败则无法存在；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十九路军的溃败也削弱了本来不想参加内战的战士们的作战意愿：绝对避免主力与红军作战。东方军入闽是促使陷于困境中的十九路军及其领导人下定决心作出联共反蒋抗日抉择以及发动福建事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东方军入闽的实战中，彭德怀调动敌人，围城打援，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彭德怀亲自接待十九路军代表并多次参与会谈，促成了中共与十九路军合作协定的签订

    十九路军与东方军在闽西、闽中的交战中遭遇惨败，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逐渐认识到唯有与红军停战议和、联共反蒋抗日才是出路。十九路军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与共产党共同反蒋抗日。

    1933年9月中旬，蒋光鼐和蔡廷锴派代表陈公培携带一封写给朱德、毛泽东的亲笔信与东方军联系，表示愿意和谈，共同抗日。彭德怀作为东方军司令员秘密接待了陈公培，并将中共“八一宣言”中的三个条件向陈公培作了具体解释。陈公培表示，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当天，彭德怀还用打土豪打来的大脸盆猪肉和鸡子热情招待了陈公培。彭德怀与陈公培的第一次会见，为双方进一步谈判奠定了情感基础。

    1933年9月22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于延平县王台的东方军司令部再次接见了陈公培。彭德怀指出：“你们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是既‘剿共’，又要消灭蒋光鼐、蔡廷锴，一箭双雕。”陈公培说，十九路军的领导人认识到“反蒋才能抗日”，因此，才想同共产党合作。9月23日，彭德怀同滕代远、袁国平在王台与陈公培举行进一步谈判（史称“王台谈判”）。遵照中央分局指示，彭德怀首先要求十九路军遵守中国共产党于1933年1月17日提出“共同抗日三条件”（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在此基础上，双方初步达成停战合作协议：十九路军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员、取消经济封锁；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疆界，并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彭德怀给蒋光鼐和蔡廷锴写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同时还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之后，双方在前线呈休战状态。彭德怀代表中共与十九路军的最初联络与谈判，为进一步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提供了可能性。

    1933年10月初，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密商，决定采纳彭德怀在“王台谈判”时的建议。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陈公培的陪同下到瑞金与中共中央和红军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更高规格的正式谈判（史称“瑞金谈判”）。采取何种方针对待十九路军的谈判，当时在中共党内形成了明显分歧。王明、博古将中间派的求和当成“欺骗”，认为其诚意不足，采取表面应付实则关门的拖延态度。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则积极主张联合十九路军，建立真诚的合作关系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亲自会见了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等人，并派潘汉年为代表进行谈判。10月26日，双方草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包括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解除对苏区的封锁，恢复双边贸易，互派全权常驻代表等共十一条。《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在反蒋抗日上正式形成合作关系。

    在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占上风的情况下，彭德怀坚定支持毛泽东，对与十九路军的谈判持积极态度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最终促成中共与十九路军达成协议。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十九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开始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抗日力量筹备发动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发生后，彭德怀提出援助十九路军的重要建议，但遭到否定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中抽调10万兵力镇压“叛逆者”，同时对中央苏区转为守势战略。彭德怀认为福建事变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就拆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彭德怀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意识到我们应抓住良机，派出红军支援福建人民政府，利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取守势之际，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致电总政委转博古，向中革军委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彭德怀的这一重要建议既可解十九路军之困，又能撤“围剿”中央苏区之敌，与毛泽东的建议完全一致。

    然而，“左”倾领导人无视这一难得的机会，对彭德怀提出的建议予以否定。博古等人还批评彭德怀此项带有战略性的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彭德怀气愤地说：“党内哪有这样多‘主义’！”博古、李德依然坚持错误看法，认为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比蒋介石还危险的敌人，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建议，命令红军在永丰地区攻打国民党军队的堡垒阵地，要求红军绝不能支援蔡廷锴。彭德怀对这一决定虽然内心不赞同，但也无力改变。

彭德怀听从中央指挥率领东方军二次入闽，但已无回天之力

    蒋介石坐镇建瓯，直接指挥镇压十九路军的军事行动，历时五十多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左”倾关门主义的领导者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急忙下令以红三军团为主，组建东方军再次离赣入闽，相机协同红七军团占领沙县，援助十九路军。1934年1月3日，彭德怀任司令员、杨尚昆任政委的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任务主要是援助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消灭蒋介石入闽主力，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创造有利条件。

    1934年1月10日，东方军赶到南平附近，而蒋介石的部队已于6日攻占南平，并直逼福州，福建事变失败告终。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仍取得连克沙县、将乐、尤溪3县的重大胜利，击溃了敌军主力第四师，全歼了卢兴邦师部直属队加两个团，缴获了大批枪、炮、弹药与军用物资，还有卢兴邦的兵工厂全部设备。但战机已被贻误，彭德怀亦无回天之力。1934年2月，彭德怀率军返回江西，东方军入闽作战结束。

    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所取得的胜利，对第五次反“围剿”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也未能实现支援十九路福建事变的目的。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下最终失败，红军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彭德怀经历了“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因此，彭德怀对福建事变的处理进行了深刻反思。遵义会议是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一次全面总结，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福建事变的问题。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草签的初步协定，批评了临时中央当时既没有帮助十九路军破敌，又使中央红军丧失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宝贵时机的错误。彭德怀后来说：“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与第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这一切大家都高兴，完全拥护。”彭德怀虽然没有完整地参加遵义会议，开了一半就因战斗需要离开了，但对遵义会议决议是坚决拥护的。

    延安时期，彭德怀基于福建事变的遗憾以及陕甘宁根据地对中间势力的策略转变，对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更深刻认识。1936年8月30日，彭德怀在给西征军各级首长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统一战线工作是为着要团结一切抗战力量，使民族革命战争组织与行动起来，达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实现。他同时也深刻总结：我们过去在这方面认识是不够的，甚至有或多或少的错误了解，影响到我们工作的紧张进行与广泛开展。因此，须以最大力量反对关门主义。西安事变爆发后，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来到西安近邻的渭北三原县，迅速成为红军开展统战工作的前哨基地和发动群众、宣传全民族一致抗日的示范窗口。

    彭德怀在认识和处理福建事变问题时，始终以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坚持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支持和帮助的态度。福建事变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彭德怀善于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