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团结报文史e家 ，作者陈霭南

宋庆龄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也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引路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诞生于抗战烽火中，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功典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也是中国成立最早，且具有经济性、统战性、国际性、综合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

▲1939年，宋庆龄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香港讨论工业合作运动。

秉承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



支持中国工合发展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最初倡议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和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厂督查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

全面抗战爆发后，集中于沿海城市的中国现代工业，大多毁于战火。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的机器工业被日本攫取或毁坏，许多难民无法安身，全国至少有350万工人失业，沿海有1500万难民流入内地。仅上海一地就约有60万工人失业、衣食无着，在街头坐以待毙。目睹了这一切的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艾黎在思考：能否以合作社方式把难民组织起来，并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以及简单武器的生产。

在酝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初始阶段，艾黎就将设想向当时身处香港的宋庆龄作汇报，得到了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的宋庆龄“百分之百地支持”。斯诺描述当时的情景：“孙夫人凭借了她的聪明的智慧及无误的直觉，看到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及最被忽略的部分。她说：‘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众运动。’”她认为兴办工业合作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是“在抗战事业中实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开端”，“正是他民生主义的意思”，希望通过这类组织，建立起民主的战线，于是她很高兴地充当了“工合”运动的保证人。

1938年6月底，艾黎抵达香港，宋庆龄见到艾黎并看了“工合”计划后，表示完全赞同，并安排飞机送艾黎去武汉与国民政府相关人士洽商。

在宋庆龄的影响和推动下，宋家姐弟也都对“工合”的发动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赞助和支持。据参与“工合”计划的王安娜回忆，宋庆龄“介绍她的弟弟宋子文给我们做朋友。经商谈后，宋子文以个人的身份答应给我们这一计划以财政援助”。后来，“工合”设计委员会主席徐新六又专程到香港，将一份“工合”计划呈送给宋子文，经宋子文替“工合”谈成一笔20万元的贷款，筹划了初建时急需的资金。宋子文还同意尝试一下争取国际联盟的支持，为此他专门打了一个电报到日内瓦恳请援助。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8月24日，“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正式成立。这样，“工合”运动就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发展起来。

“工合”运动开展之初，宋庆龄通过演讲、著文以及与国际友人通信等各种方式宣传“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大力援助中国新生的“工合”事业。她认为“工合”计划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即民生主义，也必将有益于抗战，有益于中国经济。1938年8月23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刚十几天，宋庆龄便通过广播演讲，向正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有5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的世界青年大会介绍了中国“工合”运动。她说：“日本不仅毁灭我们的家和居屋，尤其在企图毁灭我们的新式工业……在炮火刀尖之下，它已经毁灭和夺取了我们百分之七十五的机器工业，它使我们百多万的产业工人失了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都已决心即在战争中，也要将日本所毁灭的生产力重建起来……工业合作社能够维持经济稳定，能够维持内地市场，避免乡村的紊乱和匪患……能够利用一切的失业工人，使我们的士兵获得衣食，并且免除饥荒以及别种的经济不稳定……能够长期支持抗战。”

为了争取更多的捐款，宋庆龄还多次写信要求国际友人支援“工合”事业。1939年5月1日，她在《致全世界的朋友们》一封信中呼吁他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1940年4月在视察成都工合所时，她说：“工合社事业，正为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

以发展“工合”为契机，



系紧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纽带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诞生于1938年，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功典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也是中国成立最早，且具有经济性、统战性、国际性、综合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工合”的历史性贡献，得到了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周恩来、博古在1938年6月15日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中就曾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和建设新的工厂、作坊，以容纳失业工人及难民参加生产”。可以说，艾黎等人提出的“工合”理念不但与共产党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也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内涵的延续。

宋庆龄是“工合”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之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又有了新的认识。

随着日寇对我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竭己所能投身抗战的努力，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38年6月，宋庆龄与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1939年7月，为支援内地民族工业发展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宋庆龄与陈翰笙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了“香港工合运动促进协会”，并担任名誉主席，从国际上筹集大量款项，支持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内地发起的“工合”运动。

“工合”运动之所以在国内能得到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国际上能得到同情中国的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援助，与宋庆龄的感召力是分不开的，“许许多多国际友人崇敬、仰慕宋庆龄，他们以与她晤见、谈话为荣”。艾黎曾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因而不少人为了能得到她的亲自签名盖章而踊跃捐款。她总是那么热情谦逊、仪态优雅，总是拥有无数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不少外国友人直接参加了“工合”工作并作出可贵贡献。各党派和国际人士在工业合作的旗帜下放弃了彼此的政见分歧和阶级对立，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隔阂，竭其所能地支持国共两党和盟军的对日作战，使“工合”成为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中最具统战特色的组织之一，“它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的机会，并且证明它的确是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

1938年12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机构，成立了理事会，宋庆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为理事长，刘广沛为秘书长兼总干事。理事会成员共20余人，其中，国民党方面有冯玉祥、翁文灏、张治中、邵力子、蒋廷黻等，共产党方面有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民主人士方面有沈钧儒、黄炎培、陈文渊等。从这些人选上也反映了“工合”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受到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广泛支持且顺应历史潮流的群众运动，无形中也成了联络国共两党和民主势力共赴国难的一条重要纽带。

以“工合”为平台，



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践行者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宋庆龄坚定地“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继续支持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信中所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合”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问题。根据1940年初的调查，虽然抗日根据地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六分之一，但所得贷款仅有四百分之一。进入到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由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战，更是对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包围封锁，歧视和压制“工合”的发展。这一时期，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和香港“工合”积极伸出援手。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日革命根据地“工合”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蓬勃发展起来，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共抗战。

1940年初，斯诺夫妇在菲律宾马尼拉筹集到10万元款项，在宋庆龄的关怀下，直接提供给陕甘宁边区，用来发展边区毛织工业合作事业。2月，宋庆龄通过保盟拨款给西北“工合”办事处，成立织毯合作社，生产的毯子供应国际和平医院各部门，还支援他们生产绷带布、脱脂棉、担架用帆布以及棉外衣。

宋庆龄还指示“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陈翰笙，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邓文钊，将由海外筹集到的100多万元，直接汇至延安，避开国民党的截留。到1942年9月底，延安工合总部下属有41个工业合作社，共1041名成员，入股资金由1941年的669314元增加到3434040元。“工合”发展的种类更为齐全，涉及纺织、服装、化学、油料、酒精、墨水、纸张等各类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生产。直接为八路军服务的“工合”延安军需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同类工厂之一。

宋庆龄除了支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合”运动外，对于战斗在华中敌后的新四军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她多次嘱托艾黎到新四军活动的东南地区发展工业合作社。1939年春，浙皖“工合”事务所成立，皖南游击区的工业合作社也相继成立。10月，在新四军的驻地泾县茂林镇成立泾太“工合”事务所，在之后的七八个月的时间内，在茂林地区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竹器、雨具等十几个合作社。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

此外，“工合”国际委员会也经常采用委托承制军需用品的办法，用以帮助根据地的“工合”运动。1939年，宋庆龄曾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棉衣，由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和服装合作社不分昼夜地赶制出来后，直接打包运给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1941年，陕西宝鸡“工合”组织的生产场所，楼内有一个铁器生产合作社。（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卡尔·麦当斯 摄）

“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区尽管缺少资金和技术，时常还缺乏原料，而且运输条件差，但是‘工合’却在那里获得了惊人的成绩。”1942年陕北边区的“工合”每月可以生产30万块肥皂，16796袋牙粉、3250斤面粉、605磅酒精、5250瓶墨水、55万多张纸以及其他日用品和军需用品。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除了中共对于“工合”运动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宋庆龄及其“保盟”对革命根据地“工合”的援助。也正是由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工合”运动的开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有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团结报》2024年2月8日文史周刊7版

作者：陈霭南

编辑：秦雪 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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