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素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对实现民族独立、祖国富强具有热切渴望，并为之而努力奋斗。1931年10月，从致公党在香港成立中央党部，到1949年底中央总部迁至广州，18年间致公党在香港这片土地上与中国共产党不断走进、携手抗日，内战爆发后又团结华人华侨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汇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完成了从“中间势力”向“人民民主力量”的转变，留下了一段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亲密合作的香港往事。

1925年10月10日，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的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发表告洪门全体书，宣布成立中国致公党。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时期，中国致公党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日军侵华期间，香港在转运华人华侨捐赠物资支援抗战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华侨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等渠道捐赠给中共方面进行抗日斗争。据曾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的连贯同志回忆，仅他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期间，便多次收到司徒美堂从美洲汇来的大批捐款。这些捐款是司徒美堂在美国与旅美爱国华侨共同发起的，他们通过宋庆龄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将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回祖国，支援全国抗战，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他们募捐达1400万美元。其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为国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华商报》社论对司徒美堂高度评价：“‘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即为主张抗日最坚决的一人”，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评价：“抗战以来，他领导旅美侨胞作热烈捐献活动，成绩斐然。”

香港沦陷后，陈演生仍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秘书长身份联系和动员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党员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作出贡献，多次为东江纵队输送物资和药品。马来西亚有一些中国致公党员子弟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回国为抗日前线服务。致公党为抗日付出有目共睹，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在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把中国致公党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之一，这表明了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中共高度重视。

中共对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指引，道义上声援，生活上关心，危难时解救。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之后，留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处境危急。1941年12月8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并特别指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1941年11月中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回国出席国民参政会。不料途经香港时正值香港沦陷，多次拒绝日寇要求的司徒美堂处境非常危险。此时，中共营救工作正在筹划当中，据连贯回忆，“由于司徒美堂是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且岁数较大，行动不便，我们对他离港时将要经过的路线、沿途食宿、武装警戒等一一作了细致研究”。他们于2月1日脱离虎口进入东江游击区，从这里启程经惠阳、老隆、韶关等地转赴内地。被营救脱险后的司徒美堂深有感触地说：在他最危难的时刻，共产党向他伸出了关怀的双手，可谓患难之交，终生不忘。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从不甚了解，到同情支持，进而倾向革命，认清自己的前进方向。

在营救工作中，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干事、曾任致公俱乐部副主任的钟秀南也积极投身其中，他利用担任香港海陆丰同乡会会长、人民抗日统率委员会司令的便利支持抗战，积极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东江纵队，掩护中共海丰县委机关和训练武装骨干，从香港成功营救了何香凝、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界人士，并帮他们从海路撤离到海丰。大营救使共产党在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威望大幅提升，也使得他们在感情上更加倾向于共产党。

经受抗战烽火考验的中国致公党人，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后期，陈其尤等同志在中共帮助引导下，从自身经历中深切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致公党应尽快恢复组织活动，联系海外华侨，参加国内革命斗争。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先后由内地到达香港，他们以陈演生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一些被殖民者驱逐出境的，或由国内被迫逃亡的致公党员也陆续会集香港，之后，他们继续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指导，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前途有了进一步认识。中共华南分局还介绍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协助恢复致公党组织。

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陈其尤等同志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在新党章的起草过程中，曾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章程的精神。1946年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了《致公党组织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由来及其演变历史，《概况》得到各地致公党员和华侨的热烈拥护，以及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1947年2月，致公党恢复组织的工作基本完成，并在中共指导下，为召开致公党“三大”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连贯等同志每天下午都与致公党同志见面，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提出建议。如原先起草的《中国致公党章程》中，对于土地问题的提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连贯看后，建议写成“耕者有其田”，既照顾到华侨、侨眷的感情，更体现致公党作为侨党的特点，从而更有利于团结海外侨胞。连贯同志说：“致公党是第一个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民主政党，一举一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一切公开的文件都要慎重，不然就会受到损失。”大会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全面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国际重大方针政策的有力呼应，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致公党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这些标志着致公党已由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

黄鼎臣在《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永放光芒》一书中记录下了这段历史：“正是由于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许涤新同志的正确指导，我们积极争取致公党的上层人士，推动致公党召开‘三大’，进行改组，发表声明反对美蒋互相勾结发动内战，支持中共的正确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使致公党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

“三大”之后，中国致公党以华侨政党的特殊地位，更坚决地投入了反对美蒋反动派，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的斗争。它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在革命对反革命斗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上，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一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秘密从内地到香港。当时香港是致公党中央所在地，有比较久的历史，成员有中上层人士、有工人，还有在香港英国当局任职的，为其他民主党派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和帮助。

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前，各民主党派在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议轮流主持“双周座谈会”，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4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致公党第三届中央主席）家中举行。据黄鼎臣回忆：“当时香港的情况是复杂的，反动势力很猖狂。致公党在港澳的成员较多，社会联系也比较广泛，因此我们把致公党的成员组织起来，给著名的民主人士站岗放哨，他们开会的时候，致公党成员在会场附近巡逻，暗中加以保护，使他们免遭反动派的暗害。”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1日，香港《华商报》在显著位置全文刊登，立即引起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无党派民主人士情绪十分高涨，双周座谈会变成连日座谈，陈其尤等12位民主党派领袖于5月1日、5月2日连续两天进行热烈讨论，商定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完成大业，并推举马叙伦起草复电。5月5日，致公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并联名致电毛泽东。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又单独以党派名义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致公党以鲜明的态度，摒弃中间道路，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在致公党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此后，致公党代表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

为加速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与中共中央共同筹备新政协。北上行动从1948年9月13日到1949年9月4日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陈其尤作为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与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同行，中共香港工委统委书记连贯陪同，乘坐“华中”号于1948年11月23日深夜从香港开赴大连。黄鼎臣作为第五批民主人士于1949年3月20日从香港搭乘英轮“宝通号”北上，黄鼎臣不仅是乘客，也是随船医生，在航行期间细心照料病人和晕船的同志，于3月27日到达天津转去北平。

司徒美堂的北上之路更是崎岖。83岁的司徒美堂接到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通知后，于1949年8月9日乘飞机离开美国，8月13日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中共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指示，保护司徒美堂登上英商太古公司的岳阳轮，设法穿过敌人海上封锁线，防备国民党战舰的拦截，通过中国共产党开辟的秘密航线，进入解放区。经过6天航行，平安抵达塘沽港口，9月4日司徒美堂乘火车到北平，以美洲侨领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香港，致公党赓续爱国救国的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战争，在患难中与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相互支持，并形成了遇事相互协商的传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扩大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香港，致公党赓续争取民主的优良传统，经过长期奋斗、鉴别、选择，致公党与共产党找到了追寻民主的共同交汇点，一道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为争取民主自由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下，旗帜鲜明地投入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道，奠定了致公党热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积极北上的政治基础。

在香港，中国致公党形成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良传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并肩战斗，在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以《共同纲领》为政治基础，宣布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