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徐伯昕与郑振铎、马叙伦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建立民主促进会的事。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1946年1月4日，在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当时，徐伯昕、严景耀二人年纪都在40岁上下，年轻力壮，许多事跑去跑来，均为二人负责。

长期以来，徐伯昕的主要精力都是从事民进工作，为开创民主党派工作的新局面，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1979年，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伯昕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

1979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不久，徐伯昕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徐伯昕紧跟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适时提出民进工作的重点要转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这在当时是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的，也显示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磨练出的前瞻性、预见性与创造精神。

1980年和1981年，在徐伯昕主持下，民进连续进行了对国家教育和出版事业的献计献策活动，既把大家从文革中所受到的心灵创伤中解脱出来，调动了全体会员投入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又为当时亟待复兴的教育、出版两个重灾区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

当时在徐伯昕的主持和倡议下，民进还组织教育专家到西北讲学，民进中央创建流通图书馆，各地方组织积极办学和开办编辑出版培训班等。这些活动对民主党派如何从“学习，改造”转到为四化服务中来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同时也是民进智力支边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开端。

作为出版界老前辈和统战工作的老领导，徐伯昕始终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民进会员和机关干部们眼中的谦谦长者。在民进中央机关保存的会史资料中，有徐伯昕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那是在1983年，从事会史工作的同志在编写《民进会史（解放前部分）》时，遇到了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就此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徐伯昕在病榻上仔细审阅并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作了批注，给民进组织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依据。

1984年2月6日，徐伯昕留下最后的手迹：“我今年年届八十，不敢称寿，对党对人民贡献微薄，私感惭愧。承同志们热情祝贺，愧不敢当，如健康能有所恢复，愿以余岁继续为‘四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1984年3月27日，徐伯昕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徐伯昕逝世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作《伯昕同志挽诗》：“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病苦忍不堪，曾不闻呻吟，扬眉言国事，知君始更深。”高度评价了徐伯昕先生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