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是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他曾长期关注乡村问题，在农村社会学和乡村问题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费孝通在江村调查

　　1910年，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4岁开始进入由母亲杨纫兰创办的蒙养院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1933年毕业后到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攻读研究生，导师为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后来，在吴文藻的推荐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费孝通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陆续出版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等对中国早期农村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

　　费孝通出生于传统的江南士绅家庭，在早期成长的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农村生活经历，也没有明确感知到乡村危机的存在，甚至并未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一开始就对乡村问题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因此，尽管费孝通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接连发表了多篇作品，并表达了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和故乡生活的关心，但是直到出国前，他对民族问题、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热情都远高于对乡土社会和乡村问题的。因而，在1936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时，费孝通带了两份资料登上留洋轮船，一份是此前和妻子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所作的有关花篮瑶的田野调查资料，一份是后来在姐姐费达生安排下所作的有关开弦弓村的社会调查资料。费孝通本倾向于以第一份资料作为自己的研究选题，直到多次和老师弗斯、马林诺夫斯基讨论之后，才决定转向以开弦弓村的资料来撰写论文，并最终于193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以“Peasant Life in China”为书名（中文为《江村经济》）于1939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并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可见，在费孝通的内心深处，这种关注故乡和乡村问题的研究倾向其实已经萌发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真正促使其心中的“灵明”（社会知觉）得以激活则归功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期间老师的指导。当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除了《江村经济》一书以外，费孝通在回国前曾经寄住在弗斯太太家里，并创作出了一本英文乡土小说——《茧》（Cocoons），该书作为《江村经济》的“文学版”，实际上也和在19世纪30年代末广泛传播的左翼文学、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等重要内容和重大事件遥相呼应。因此，可以认为，费孝通留学期间之所以关注乡村问题，并在回国后长期致力于乡土社会的研究，既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弗斯等西方学者的引导，还受到了该时期较为流行的左翼乡土文学、个人经历以及重大社会事件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同时，按照大卫·阿古什和张冠生的观点来看，“从出生之日起，乡土就伴随着费孝通，融进了他95个春秋的生命历程……要了解费孝通，离不开对乡土的了解”。可见，乡土中国实际上已经融进了费孝通的生命历程中，并对他的学术志向的选择产生了深刻且显著的影响。

　　因此，基于生命历程视角来看，费孝通关注乡村问题的倾向大致上受到家庭（家人）、西方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乡土教育（尤其是乡土志传统）、个人所见所闻和年少时“学以致用”的初心等因素的影响。

　　家庭、家人（尤其是姐姐费达生）的影响。在费孝通的童年成长阶段，父亲、母亲、姐姐和奶妈等人的言传身教对于他关注社会问题倾向的形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其中姐姐费达生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大卫·阿古什就曾在《费孝通传》一书中提到，1929年1月5日，费达生等人筹划创办的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正式成立，同年5月，该合作社的机器丝厂开工投产。实际上，这一场被西方学者誉为是“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不仅对该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费孝通这一生的学术道路，尤其是那种“志在富民”的人生志向的确立而言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大卫·阿古什认为，费达生无意中为弟弟准备下了“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调查基地，并使得这一“无心插柳”的工作，在后来长出了中国人类学领域中一棵常青树。同时，费孝通在晚年时期的回忆录当中也对姐姐的影响进行了说明，她“致力于提高村民生活……鼓励我作这方面的调查”，她“把我带到农村帮助我工作”。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姐姐费达生把费孝通从原来对土著居民的兴趣和测量村民头部的体质人类学工作，转移到了农村工业和乡村问题等方面来，并让他有机会在年轻时期就较早接触到了农村改良派的观点，并切实参与到了乡村建设运动当中。

　　西方人类学对“他者”研究的影响。费孝通最初学习的专业并非社会学，而他之所以改学社会学和从事农村社区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许仕廉、派克等人的影响。比如，费孝通放弃医学专业转学到燕京大学时，曾和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许仕廉教授有过一个较为深入的谈话，这直接促使了费孝通认为，“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因而坚定选择了学习社会学专业，明确认识到了“社会学可能是对自己最为相宜的学科”。再比如，1929年以来，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派克曾多次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邀请下来华讲学，并提出了“乡村是东方社会学的实验室”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言论，也正因为受到派克来华讲学等事件的影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风为之一变。费孝通和杨庆堃、林耀华、黄迪、廖泰初等同学更是加入了由吴文藻主持的学术团体中，从1933年起，既在天津《益世报》开辟了一个专业副刊《社会研究》，用以发表和传播相关文章和研究，也积极下乡去进行“田野作业”，发现社会问题，展开社会学调查。

　　乡土志传统和乡土史地教育的影响。乡土志是地方志的一种，主要是指清末民初，我国各地结合自身特色所撰修的小学乡土史地教材。而且，结合相关史料和传记来看，费孝通在其小学教育阶段，曾经明确受到了乡土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乡土志等关注乡村社会的课程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按照大卫·阿古什的观点来看，“孔夫子以后的儒生们都对社会和社会问题感兴趣，譬如，各地方志和其他官方和民间的著作，都包含着有关社会、风俗习惯和认可等问题的材料”，其中，乡土志和地方志较早地被纳入相关教育课程中。以费孝通所就读的吴江小学为例，该时期小学课程主要包括了国文、地理、算术、修身、理科、作文、体操、乡土志、历史和图画等，而他最喜欢听的课就是乡土志。费孝通在晚年回忆录中分析了他喜欢听这门课的原因：“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样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可见，这种乡土志教育实际上对费孝通关注乡村及贫困问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也正是这样一种影响，费孝通把其撰写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当作是一本有关开弦弓村的乡土志，并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将自己60多年的学术成果统一概括为“现代乡土志”。

　　个人所见所闻和年少时“学以致用”初心的影响。费孝通在1994年发表的《关于人类学在中国》一文中特别指出，他之所以选择转学和改变专业，实际上受到了该时期贫困问题严峻、乡村问题化趋势愈加明显等一系列社会背景的影响，并对该时期的乡村社会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倾向。因此他提到，“我在上大学时，先是想当个医生，好为人治病，免除人们的痛苦，于是我进了医预科。后来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费孝通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在于采取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改革社会和免除人们的痛苦。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这种想要改变社会的初衷可以进一步追溯至年少时“学以致用”的初心，归结于他后来总结的“志在富民”的人生志向。比如，费孝通在17岁（1927年）时写的《圣诞节续话》一文中提到，“我这愚蠢的笔，固不能在道上随处记出一些给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作一些参考，但是我却又不愿这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在未经人注意的时候，随着无名无声的浪花流星般的息（熄）灭。我自己认为这是我唯一的责任”，可见，他在年轻时就抱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的初心，这实际上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态度。因此，费孝通在1998年和美国学者巴博德的谈话当中提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正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并表现出了自己较为鲜明的故乡研究倾向。这也说明其“改善人民生活”初心和乡村问题研究存在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