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思考
作者简介：
蒋锐，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主任，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执行主编。山东大学教授，统一战线学博士生导师。
自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迄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借鉴苏联经验，但与苏联模式或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又有一定差异，体现出某些“中国特色”。不过，这些“中国特色”并非都值得称道，其中既包括在吸取苏联模式经验教训基础上而进行的有益探索，也包括对苏联模式已有弊端的进一步放大，前者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所进行的探索，后者如“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是中国特色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这一社会主义模式有很大弊端，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它终究为后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历史性贡献不容否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的正式到来。经过四十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探索也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新时代新阶段，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继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思考和看法。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认为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始终有一些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作“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极权主义，这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歪曲，要么是不负责任的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力量，代表着世界发展的进步方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自产生以来就思潮纷呈，流派众多，目标各异，例如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这些社会主义思潮流派有着本质区别，其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学说，亦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2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准确地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力量，它以建设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代表着无产阶级及全体人民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前进方向。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继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特征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其本质属性，滑向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20世纪前期，欧洲社会民主党先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后来又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而丧失了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蜕变成为所谓“全民党”，彻底走向社会改良主义道路。20世纪后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借“改革”之名，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相继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最终退回到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和发展中必须认真吸取这一深刻历史教训，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确保自身永不变色。
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并不意味着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不断发展着的鲜活的理论，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世界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提供一切现成方案，而仅仅是指明了发展方向，确定了基本原则，提供了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任何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领导广大人民实现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本民族具体国情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背离了这一点，同样会滑向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托派社会主义者因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现成结论，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固步自封而日益僵化，最终走向了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取得举世瞩目的建设发展成就，就在于它认真吸取了这一深刻历史教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行动指南。否则，它也会因丧失其“中国特色”而不再具有活力，最终难免走向教条、僵化和失败。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本质属性，还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性质、进程及一般规律。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并在它的领导下开展阶级斗争，因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4。“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5因此，以无产阶级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离开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离开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是不可能获得巩固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统一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而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却终究没有找到一条救民于水火、实现民族解放的正确革命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在它经历了一系列的摸索和失败后，才逐渐找到一条实现中国工农大众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的正确革命道路，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运用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压迫获得阶级解放，标志着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获得民族解放，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纪元。
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还肩负着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从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下解放出来、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重任，肩负着率领全体人民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围绕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如何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又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实践证明，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最终只会事与愿违，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种长期的全局性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这一历史错误，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纠正错误、开辟未来的历史性转折过程中，充分吸取了过去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深刻教训，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及当代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理论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不断深化改革，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使中国日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日益接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基本原则，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领导广大人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思想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是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巩固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是不可能获得最后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是最本质的特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伟业，需要动员和组织全民族一切积极力量共同推进。在这一伟大征程中，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紧紧依靠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工农联盟、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而且需要通过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动员和组织一切爱国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进和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作为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致力于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并通过切实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共识。但马克思主义者与一般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认为民主首先是阶级的民主，正如专政首先是阶级的专政、国家首先是阶级的国家一样，所谓纯粹民主、抽象民主、超阶级的民主是根本不存在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7。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局限性是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了的，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革命的行动都是在这种“民主制度”下进行的，这是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8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9，“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10。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1。
二战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其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大为缓和，这为各种“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出笼提供了“依据”，不仅当代资产阶级政党纷纷以“全民党”“选民党”自居，竭力兜售“全民国家”理论，就连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成为这一思想理论的积极鼓吹者。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手段和制度保障。但是，为了打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体系下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一尴尬的事实，他们便只能抽去民主的阶级实质，从社会制度领域转向社会伦理和社会政策领域，从“阶级民主”转向“社会民主”“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在他们看来，所谓民主就是社会民主，而不是某个阶级的民主。作为价值目标，民主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伦理和生活方式，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既可以自由地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也应尊重和考虑他人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追求，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合理公正的利益定位；作为社会权利，民主首先表现为公民天然的、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包括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权利；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民主首先表现为分权而不是集权，排斥中央集权、政府集权、资本集权、民族压迫等。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者把民主的基本内容归结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特别是冷战后，随着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立场和政策的不断“中间化”，他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社会主义”色彩愈来愈淡，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认同度却越来越高，其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完全演变成为“社会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在政治制度领域已很难找到踪影，更多体现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12。
作为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表现形式）的根本社会政治制度，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实行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与西方所谓超阶级的、排斥任何暴力专政的抽象民主或纯粹民主有着本质区别。同时，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奢谈民主的价值目标、反对政治制度替代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民主是价值目标与制度目标的内在统一，没有一定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做保障，作为价值目标和原则的社会主义民主就难免流于空谈。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这一制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国情，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坚持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努力拓展各种民主政治参与渠道，逐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是实现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式。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源，也是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奴役的根源，要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彻底解放，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4这就清楚地规定了共产党人在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领域的斗争目标。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私有制”并不是指一般的私有制，而是特指作为私有制最高、最后和完备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然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欧国家实现，而是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不充分、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俄国，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就不应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结论，而应结合现实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条件、分步骤地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一目标。历史上，列宁曾通过对新经济政策、农民合作社等问题的探索，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后来随着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形成，苏联和苏共逐渐走向了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结论的歧途。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也对这一难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可惜后来这一探索很快中断，中国逐渐走向照搬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实行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在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时代发展特征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而当务之急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时，我们还必须充分吸收和利用人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逐渐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具体到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市场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尽管它同时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也表明，要促进落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突破，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生动范例，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正确抉择。
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公有制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事实上，即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很少存在纯粹的私有制，与资本家私有制经济并存的还有国有制经济、股份制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作制经济。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相反却会使这一性质得到加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16特别在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曾大力主张国有化，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国有化浪潮，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础，所以其国有化努力也就不可能“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只不过为之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色彩”而已。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干脆放弃了国有化政策，不再提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转而主张建立所有制多元化的“混合经济模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多元的所有制构成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这不仅体现
在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首先是质的优势），而且体现在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对国民经济命脉具有控制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因此它与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混合经济”有着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而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条件下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不得不采取的一个现实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壮大和物质文化财富的巨大丰富，市场经济及其“祸害”终将被抛弃。就此而言，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决不是“万世长存”的，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不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坚持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不断深化改革，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和更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
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不断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和谐
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7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想的那样，脱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不足、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甚至连那种狭隘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更何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仅如此，列宁曾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设想“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照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18，然而事实上，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就连这样的目标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文化观念：“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9作为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必须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但在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还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从现实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出发，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抽象原则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前提下致力于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致力于经济建设和提高社会生产力，致力于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又一生动范例，也是在深刻总结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按照列宁当初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苏俄及苏联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纯粹的公有制和完全的按劳分配是行不通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最终失败也表明了这一点。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中国，照搬斯大林模式，实行纯粹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践证明更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来，随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客观上要求实行多样化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使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参与对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带来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拉大收入差距甚至导致贫富分化，这就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这就是说，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百年大计，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国策，但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目标追求。
实践证明，不发展市场经济很难达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而单靠市场的力量也不可能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价值引领和政策导向作用，以消解市场的自发倾向，不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与和谐。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和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担心的那样：“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21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特征，牢牢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科学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不断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与和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充分条件，政治意义十分重大。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有机结合的产物。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不再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属性；同样，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走向教条而失去中国特色，将因失去生长的土壤而枯萎。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及对待中国革命的正确态度时曾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22在今天，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与发展事业，我们同样需要秉持这样的态度。
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建立一个富裕、公正、和谐、幸福的未来新社会充满憧憬，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为此提供了种种设计方案。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勾画的美丽蓝图，无不是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在中国，从儒家大同理想到康有为《大同书》，再到孙中山先生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也无不是怀着同样的梦想与追求。如果说，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不仅代表着它那个时代社会进步的方向，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不少理论素材的话，那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大同理想同样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文化提供了充分的营养，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烙印。作为植根于中国土地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舶来品，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机械运用，也不是对他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照搬照抄。无论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上，还是在思想、精神和文化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必须彰显中国特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都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否则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体到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它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人类先进文化成果有机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为广大人民提供科学正确的精神指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方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先进文化，是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力量的重要源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力支撑，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努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素，警惕西方腐朽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蚀，积极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成果，努力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建国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09月25日。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74页。
8括号内文字为作者所加。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27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9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
12参见蒋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4期。
1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09月06日。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305页。
1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305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编辑：张栩栩
责任编辑：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