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作序，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秦汉与罗马，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

相似的基础

秦汉与罗马，都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罗马帝国晚期，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万。秦汉的人口（西汉末年标准）也在5000-6000万。

秦汉与罗马，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回去种橄榄与葡萄。就像秦汉的大兵，打仗是为了日后能“解甲归田”。

秦汉与罗马，都对后世具有独特价值。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欧洲史上，凡是追求建立大规模政治体时，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基层政权出天下”，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

相似的挑战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西汉之初，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而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同样的，长期的海外征服，罗马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罗马之初是“贵+富”政治，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正如西汉初年都是世家子做官一样。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政权与军阀的关系。罗马史上，“贵族与财阀共天下”，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了罗马军团，将党争演化成内战。类似的西汉之初，诸侯王们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国家与蛮族的关系。北方匈奴南下，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西罗马就此崩溃，再也没有统一过。

秦汉与罗马，都需要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罗马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但基督教却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但中国对佛教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产生了中国化的“禅宗”。

不同的路径

思想根基不同。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大一统。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而在罗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什么是“自由”“合法”，选择最有利的理由进行斗争。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治理体系不同。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而秦汉完成了“从封建到郡县”，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由官府从基层征召人才，经过严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税收、民政、司法和文教，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

政治制度不同。罗马式古典共和的成功是因为实行融合了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混合政制”，使得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互相制衡。但这只能在罗马早期“中等冲突”时管用，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造成了长达200年乱军分肥的中央政权。不同的是，西汉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

军政关系不同。罗马无法控制军人干政，因为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相反，“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也不能管理民政，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中华文明的“儒将”传统，使得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军人常常主动服从国家秩序。

政教关系不同。一方面，基督教虽被罗马奉为国教，但从未与罗马血脉相连，而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价值”有着深刻认同。基督教将“罗马国家”视为恶，而儒家的“教会”就是国家本身。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可以脱离人间而存在，而中国的天道却要在人间实现才算数，因为中华文明是相信“好国家”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实现，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

文化基础不同。罗马的行省中，只有贵族、官僚能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上不会拉丁文，因为罗马从未想教他们。“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而秦汉不同，基层的人民书写同样的语言，遵循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文化，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在国家的秩序之下和谐共处，实现了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

不同的结果

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英国革命时的“大洋国”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而汉的精神则是一体多元的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宗教上说，是三教合流。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家、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但在罗马崩溃后，他们都没受影响。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而中华道统的核心则是中容和，是深埋于士民骨子里的春秋大义。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原文《秦汉与罗马》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编辑：李顺强

责任编辑：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