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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数字统战前瞻: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新型建构路径
发布时间:2021年05月29日 13:28    作者:    点击:[]

摘要

政治联盟作为社会交往关系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其形态深受媒介变化影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和应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在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从传统的有机联系向复杂网络转换。政治联盟的复杂网络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向聚合而非意识统一,混沌互渗而非有机联系。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中介机制的运转面向多样变动的社会交往形态。统一战线适应新媒体时代交往方式变化的要求,要在身份识别与认同、利益表达与协商、集体行动与组织等方面做出创新,以实现政治联盟的新型建构。适应数字时代的到来,统一战线发展和工作创新应在形态意义上深入认知和前瞻布局数字统战。要着眼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的发展变化新趋势,从传统的连续性线性思维转向系统的生态思维,从传统的以统战工作对象为边界构建的封闭式工作机制转向突破工作对象类别的跨界化、融合式工作机制,从传统的单向度、垂直式工作方法转向分布式、链接式工作方法。

关键词

统一战线;政治联盟;社会交往;新媒体;复杂网络;数字统战

作者简介

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政治联盟作为社会交往关系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其形态深受媒介变化影响。当前的媒介变化具有革命性影响,可能加速社会环境的巨大变革。社会媒介变化既冲击着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理念,也影响着传统的政治联盟和统一战线。传统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交往方式——无中介的人际传播和报刊等大众传播二元并立交往格局的影响。而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


此前,笔者撰文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的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重点讨论了如下两个层次的新现象[1]。第一,与现代社会主体的原子化不同,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主体更类似量子,处于叠加态而面临多种可能性。第二,与之相对应,自我与他人的互动方式、群体构建方式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现代社会以组织整合为主的团结联合形式越来越低效,一种新的关联逻辑逐渐兴起并开始影响传统组织机构。这种新的逻辑对应分布式、叠加态的主体,可以称为离散式联结。离散式联结在时间和空间上断断续续,所构造的关系往往呈现碎片化、拼贴式的形态样貌。


身份认同和群体建构可以看作政治联盟的基础。要深化既有统一战线理论和概念,尝试构建符合新媒体环境的统一战线理论观点和工作思路。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在政治联盟环境已然发生巨大改变的条件下,政治联盟本身将呈现何种形态,需要采取何种新型建构路径。本文不仅关注作为统一战线工作工具的新媒体,而且考察和研究新媒体环境下交往关系和政治联盟正在发生何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统一战线。本文所讨论的新媒体技术主要指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的数字媒体技术形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勾勒适合新媒体环境的数字统战概念。


一、新媒体环境下

政治联盟形态的新变化


政治联盟是不同政治社会力量为了某种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合作关系。从构成来看,政治联盟至少存在三个层次的要素及交往关系:最核心的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个体,他们处于各种交往关系的重叠网络之中;其次是政治目标和身份认同相似的个人组成的团体,其联系往往比较紧密,比如政党依靠正式沟通机制所建立的关系形式;最后则是团体之间的合作,其交往互动没有团体内部关系紧密,关系形式也更具流动性。当然,这三个层次的边界并非严格不变、不可跨越,由个人和团体以不同形式组成的政治联盟已越来越常见,政治联盟的构成因沟通便利而更加灵活多样。其实,个人的身份认同、团队和联盟建构,都可以看作一种交往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其内容与形式必然与交往媒介密切相关。当媒介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个人的身份认同、团队和联盟建构也将随之改变。


(一)传统政治联盟的有机联系


现代政治学常常使用有机体表述来描绘近现代社会,以体现它与传统社会机械关系(机械团结)的区别。有机联系是现代政党或者政治联盟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直到今天依然部分存在。但是,如果当前信息技术已经使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有机体本身的理解产生了变化,出现后人类”“赛博格2]等新概念,那么以现代的进化论、解剖学为基础的有机体表述是否还足以描绘当前的社会交往和政治联盟形态?对当前社会交往和政治联盟形态的变化应当如何表达?其实,当前新技术的核心形式——网络已经自然地充当了新的表述概念,只是我们时常不能清楚地区分有机体与网络的区别,甚至还理所当然地以网络的观念进一步强化有机体的概念,比如用神经和血管网络来比喻当前的关系形式。事实上,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网络与有机体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简单地说,信息网络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是一种涌现的网络。


在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政治的论述中,出现了有机体的表述。文艺复兴时期,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将国家比喻为人的身躯[3]。这些比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学者,比如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理论。在涂尔干看来,传统社会是机械团结,因为以这种方式相互凝聚的社会分子要想一致活动,就必须丧失掉自己的运动,就像无机物中的分子一样;而有机团结则类似于高等动物,当每个器官都获得了自己的特性和自由度的时候,有机体也会具有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它的各个部分的个性也会得到印证4]。


社会的有机性”“有机联系表述主要指称了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分化的互依,类似于有机体各种器官的功能分化,社会分工形成各种职业群体及其他异质人群,各司其职,但又相互依赖、服从于整体。第二个特征——交换的封闭,指有机体以皮肤为界、形成独立而封闭的系统,但是又离不开与环境的交换、互动,形成以封闭性为主、开放性为辅的形式,即卢曼所说的系统的自我生产[5]。第三个特征——运动的平衡,一方面强调有机体的运动,即生命活力,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平衡、稳定、协调一致,比如葛兰西所说的在运动的平衡中建设有机政党[6]。有机体表述所揭示的特征是辩证的,这不是机械物所具备的。另外,有机体表述既希望在二元对立中建立关联,又仍然突出其中一元的主导地位,比如在分化的互依中突出整体性,在交换的封闭中突出封闭性,在运动的平衡中突出稳定性。当然,在不同语境中,突出的主导特性有所不同。比如,在斯宾塞、涂尔干的理论中,个体自由具有重要价值。而在章太炎、严复等人翻译的斯宾塞作品中,个体的公共义务和国家的强大成为压倒性因素。这种侧重点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存亡的现实危机[7],也影响了后人对于有机体的理解。


(二)当前政治联盟的复杂性和网络化


在新媒体环境下,群体联结已经逐步失去了整体性、独立性这些典型的有机体特征,由量子化个体和离散式联结所型构的政治联盟更多地体现出网络的意象。在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突出表现为两个特征——开放性和节点关系。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信息时代的网络横向展开,但并非没有权力中心,只是这种中心不是事先给予或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在网络中,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8]根据英国社会学家厄里的分析,流动性的优先与突出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使得系统处于混沌的边缘,或者涌现出有序化的无序。涌现性是与复杂性相伴随的现象,表明了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相关性: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伴随有涌现产生的非线性关系9]。信息时代的网络呈现开放性、流动性、复杂性、涌现性等特点,这是传统的有机体所缺乏的。


从网络的观念出发,卡斯特指出: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城市政治运动,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政治联盟,它跨越阶级进行广泛的大众动员,是不同于纵向整合的更加横向交叉的同盟建设。这种新联盟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实现,受到城市特定空间形态的影响:城市聚合了异质性群体,在交流互动中相互对立,也可能相互理解、包容;而资本政治霸权的空间弥散机制及其产生的激进斗争情势,在不同利益群体中引发总体性效应,使得城市基层群体可能开展联合行动[10]。不过,这种联合并非基于葛兰西分析工人阶级联盟时强调的自愿同意,也很难说存在有机的联系。在葛兰西那里,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与新生产方式造就的阶级有着直接而特殊关系的知识群体,有机的意识形态则是为一个特定的基础所必需的意识形态6]。相反,城市政治运动的联合是策略性的,也超越了社会经济关系。它不需要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进行整合,是基于对大众支持的整合而不是改变他们的意识10]。这种新的联合形式与卡斯特对于信息时代城市的理解是一致的,作为网络的城市孕育出来的新联盟形式同样具有网络的特征。当然,葛兰西和卡斯特所讨论的现象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政治联盟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政治联盟不是与统治阶级对立、斗争的政治力量,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合作参与国家建设的同盟者。不过,由于共同遭遇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我国统一战线也具有复杂网络的多种特征。


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的复杂网络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向聚合而非意识统一、混沌互渗而非有机联系。第一,由于个人身份认同的量子化、叠加态,传统政治联盟所依靠的固定身份和统一意识越来越难以获得,只能在特定情势下不断形成临时聚合。每种情势可能激活的只是个人的某一种身份。因此,新的联盟也可能只是某一向度的单一联结,一个个体可以参加多种群体或联盟。第二,传统联盟所需要的有机联系越来越难以建立。群体联结的离散式、非整体性特征,表明人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传统的分类边界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模糊,形成混沌互渗的状况。再加上新媒体所提供的便捷表达渠道,越来越多的诉求超出传统的生产-经济利益。后物质主义11]的主张层出不穷,传统有机体表述所暗含的精神与身体之二元关系也逐步被超越。正如法国哲学家加塔利在解释混沌互渗概念时所指出的,混沌是在未分化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去-分化的整体中掌握的一种融合,具有极强的生产性,能够使以前被分层的各种意指改变方向12]。当然,这不意味着传统认同与群体关系已经完全被新认同和新关系所取代,传统认同与关系依然大量保存,甚至不断被重新激活,但是时常被拆散打碎、重新组合,成为复杂网络中一个个流动的节点。


二、新媒体环境下

国家治理对政治联盟形态的新需求


一种社会机制首先具有了特定的社会功能才能在系统之中占有一席之地[13]。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以政治联盟形式发挥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机制作用。在传统环境下,统一战线的运转面向相对稳定的社会交往形态。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统一战线的运转面向多样变动的社会交往形态。统一战线要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交往形态变革,更好地发挥联结国家与社会的价值。


(一)对统一战线的中介机制需求增大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法宝作用。在革命年代,统一战线改变力量对比,服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战线成功地将追求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政治同盟团结起来,战胜国内外的敌人,融入党建国家进程[14]。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作用得到恢复和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治理。此时,统一战线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重新进入社会和整合社会。具体来说,在党组织通过组织体系进行纵向整合的同时,统一战线通过开放、动态的网络机制发挥着横向整合的重要功能[14277。与党组织相对封闭的纵向整合不同,统一战线网络横向整合面临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运作逻辑。当前国家治理牵涉的社会主体前所未有地复杂多元,社会关系交错、纠缠。统一战线如何真正实现进入社会、整合社会的基本功能,成为党治国家的关键。


新媒体时代的国家治理面临新社会交往形态,对统一战线发挥中介机制作用提出新的任务要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撰文指出,在人工智能时代,生产与分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主要政治冲突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而是人口中的1%99%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以恢复政治权力服务于多数的传统15]。根据前文分析,由于交往方式变化,人们的政治认同、群体和联盟建构方式本身已发生变化。如何团结社会大多数,建立富有活力的社会联结,这是当前统一战线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对交往关系和联盟形态的变化,既要追求传统的有机整合,更要构建具有网络特征的新联结机制。网络化的社会联结,既引导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也强调尊重多样性认识;既继续面向特定的固定群体及其代表人士,又更加关注身份多样、处于变动之中的群体及其代表人士。在新媒体环境的社会交往形态中,群体的边界相对模糊,群体的代表人士也时隐时现。


统一战线在新媒体环境下有效实现社会联结,首当其冲要搭建适应边界模糊和变动的中介机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中介作用。其一,发挥促进国家与社会合作的作用。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建立,要通过中介与合作机制,建立有组织、有秩序的政治决策制度。新媒体环境形成新的国家治理需求,增强统一战线的中介功能正当其时。统一战线通过横向网络联结,能够对量子化生存的主体加以辨识、区分,并且进行动态关联与组合,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有序高效的政治参与。其二,发挥中介作用要适应媒介变化。中介概念与媒体、传播有关。中介本身即媒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媒介传播在各种社会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即处于中间,介入两者之间,是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介作用的实现有赖于媒介的双重属性:物质性和组织性。中介作用需要具有组织性的物质(如传统的报纸、电视,现在的微信、抖音),也需要有物质性的组织(如学校、出版社等)[16]。当前社会越来越媒介化[17],社会交往和社会过程越来越受到媒介技术及其逻辑的影响,中介作用实现过程中的新技术与组织机构的结合也越发紧密。这意味着当前的统一战线需要将新媒介技术与组织机制更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有效媒介。


(二)对统一战线的交往机制需求增大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形成于战争年代,当时的主要任务并非国家和社会建设。但从统一战线的本质属性来说,其团结不同政治力量进行协商合作的目标与任务都与国家建设不相矛盾。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实现人民大团结大联合而建立现代国家。在建立现代国家中,统一战线深度嵌入社会,发挥政治动员和力量联结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战线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以制度化形式存在于国家之中。受到科层制取向的影响,统一战线的实际运转出现一定程度的空壳化”“悬浮化趋势。所谓空壳化,指统一战线的团结功能有所式微,规制功能有所增强;自上而下的覆盖特征明显,自下而上的表达和反馈发生减弱。所谓悬浮化,指统一战线由于运转虚化、漂浮而可能造成乏力问题。统一战线的悬浮化风险,与联结过程的符号化、仪式化有关。统一战线的联合行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话语、符号的一致性。


空壳化”“悬浮化风险影响了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新媒体环境加剧了统一战线的这种风险。在新媒体环境中,政治团体的吸引力和发挥规制作用面临新挑战。新媒体的传播便利加剧了社会联结的虚拟化,加剧统一战线的团结联合出现仪式化、符号化风险。但是,新媒体也为政治联盟提供了积极条件。统一战线要善于借助新媒体更为灵活、富有弹性和粘合力的交往与联结方式,努力充当治理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中介机制,促使治理过程更加顺畅高效。统一战线要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中介机制,要建立扎根社会的交往机制。统一战线实现团结,不能仅仅停留于说服,还需要聆听和沟通,才能真正实现交朋友目的。作为国家治理中介机制的统一战线,应当充分借助新媒体,建设灵活机动、混沌互渗的联盟网络,推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


三、新媒体时代

政治联盟形态建构的新路径


新媒体环境下,统一战线更好发挥作为国家治理中介机制的功能,需要适应交往方式变化的要求,在身份识别与认同、利益表达与协商、集体行动与组织等方面做出相应创新,实现政治联盟的新型建构。


(一)身份识别与认同


杜威曾用被一个事件的间接后果影响的人来界定公众[18]。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的界定需要经过作为把关人的媒体这一中介。新媒体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兴趣、利益表达与同盟者识别更为便捷、直接。不过,新媒体环境中的量子化生存造就了主体身份的叠加态,主体的身份越来越难以从相对固定的形象和诉求中发现。统一战线需要构建新的身份识别和认同机制。


新媒体环境中的身份识别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动涌现。在日常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有些围绕着既有身份,如同学、同乡、家长;有些则围绕某些兴趣主题或者突发事件,比如读书群、环境事件受害者群体等。这些新旧身份通常不具有政治性,但是有可能在特定事件或语境中被激活为政治身份,或者围绕新媒体事件而涌现出新关联与新对立。面对冲突关系、新矛盾事件产生的新过程,统一战线应能够尽早识别相关不和谐因素,发现网络身份的政治转换,及时开展思想引导,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处置。第二种是主动发现。通过网络分析、数据挖掘等方式获取规律性、普遍性问题和现象,识别特定人群的利益。这些群体不一定具有清晰的自我认同,作为中介机制的统一战线需要从网络事件、网络讨论中发现具有普遍性、公共性的问题及其与特定人群的关联。针对在线群体的潜类分析可以区分基于讨论议题或主观感知等特定类型的新群体。比如,针对公共事件传播区分出严肃政治关注群体”“公共安全关注群体”“高参与度群体公共事务冷漠群体等;根据风险感知状况区分出公平性风险感知群体”“保障性风险感知群体”“整体性风险感知群体风险感知休眠群体等[19]。虽然这种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分类对于统一战线来说未必特别适用,但统一战线可以借鉴,开发出适用自身的数据挖掘与统计分析工具和技术。


新媒体网络中的身份识别与统一战线工作,应发挥求同存异的思维,注重照顾具体利益。统一战线要善于识别各种网络身份类别及其特殊利益,适时开展工作,化敌为友,消解对立与矛盾。


(二)利益表达与协商


在新媒体时代,利益的公开表达与协商本身成为联盟建构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网络上的言语、符号区分敌我、建立关联,在此过程中,线下交往与行动的介入越来越少。这对于统一战线是一个挑战,因为传统统战工作大多依靠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一些非直接交往主要是非公开的事务,比如代表提案、内部会议等。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也往往是封闭式的,如投诉电话、上访接待等。但是,新媒体为普通公众提供了表达渠道,许多利益纠纷和诉求在进入正式程序之前就已公开,形成舆论,有时甚至出现争议或对抗。针对新媒体上的公开表达与同盟建构,除了要依法依规予以管理外,也需要采取越来越多的公开对话与网络协商的新方式,以形成更多同盟者。


统一战线要发挥渠道优势,回应新媒体上的意见表达。在当前正式公开的新媒体问政平台上,党政部门对网民进行公开回应的比例仍有待提高。一项针对某省网络问政平台10年数据的分析显示,当地省、市、县三级政府对网民诉求的回应率分别只有21.34%10.67%13.21%。其中,一些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部门,如环保厅、卫计委和工商局的回应率较高;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港澳办等部门的回复率较低[20]。统一战线承担着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意见收集、参与治理等功能,应在自身关联领域主动介入意见收集与反映过程。统一战线的介入有助于避免网络表达的私利化,提高治理的公共性。统一战线以联盟建构为最终目标的网络回应,可以有所选择、分类进行。针对政策类问题,可以依法依规直接回复;针对建言献策类问题,可以通过参政议政形式将诉求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新媒体时代的诉求回应,彰显着丰富的统战逻辑,而非仅仅完成一项公共事务。


统一战线工作的传统方式是交朋友,这是一种非正式的交往形式,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结合场景特征,凸显朋友间的亲切随和,以达到事半功倍目的。但是,这种交流方式的质量和效果可能因为其非正式性而不稳定。如何建立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沟通方式,以便科学评估其沟通效果?相较于传统媒体的单向性缺陷,当前新媒体的社交性、互动性优势改进了传统的互动方式,进一步满足了公众的互动需求。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既亲切随和又有迹可循的特点,形成统战社交新模式。面对媒体社交化的大趋势,统一战线应在制度、机制方面深化中国共产党与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线上或线下直接互动机制,更好履行交朋友责任。


(三)集体行动与组织


在新媒体环境下,集体行动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难以把握和掌控。比如,城市社区时常因为公共空间使用发生矛盾,有些居民在网上发言获得广泛响应,甚至有可能诉诸集体行动。在笔者调研的一个社区,一些网友联合起来推举代表参加社区举行的调解会议,与相关部门协商处理措施。另一个社区主动邀请网络论坛上的意见领袖谈话,听取诉求和合理建议,纳入后续政策。这些社区居民网友代表事后都未形成固定组织,有的时过境迁、不再出现,有的则进入了更为常规、正式的参政渠道。统一战线本身具有团结引导的优势,在新媒体时代要及时发现相关网络集体行动,有效针对这些集体行动化敌为友。


另外,统一战线应重视构建具有活力的新型联盟。统一战线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介,组织各种兴趣团体,发起线上线下活动,实现新型团结与联合。比如2006年创设的上海市海燕MSN空间及其博客、微博、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借助于不同时期流行的社交媒体,自下而上搭建起了一系列的交流平台,并且在线上和线下融合传播的基础上,构建起20多个子社团,发展成有着众多会员、覆盖多个领域的新型社会组织。其一,新媒体的社交性促成了开放、多样的自组织。以志趣为基础的个体,在社交媒体的网状沟通脉络中得以生成、延展,并且相互交错、相互激励。其二,新媒体的渗透性成就了多重关联的再组织。海燕博客的各个子社团逐渐与上海其他社团结成联盟,以领域为划分,以项目为载体,建立起大平台,实现了大融合。这种结构与新媒体社交圈层构造极其相似,多种关联相互交错、相互渗透。以新媒体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体现了更为灵活的关系形式和结构特征,促成原本分散、孤立个体的新整合,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机制和平台。


四、结语


在新媒体环境下,作为国家治理中介机制的统一战线,需要前瞻认知数字统战并谋划这种创新性转型。数字统战不只是借助新媒体比如微信公众号等开展统战宣传和日常联系,也不只是运用数字工具建立统战工作信息库等活动。数字统战需要将新媒体带来的政治联盟形态变化融入统战工作的理念、思维、机制和方法之中。要着眼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的发展变化新趋势,从传统的连续性线性思维转向系统的生态思维,从传统的以统战工作对象为边界构建的封闭式工作机制转向突破工作对象类别的跨界化、融合式工作机制,从传统的单向度、垂直式工作方法转向分布式、链接式工作方法。深入认知和前瞻布局数字统战,有利于统一战线持续担当中国共产党进入社会、联结社会的有力武器,为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社会整合作出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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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智能城市的社区公共传播研究:系统元治理、空间治理、时间治理2020BXW006

引用格式:谢静.数字统战前瞻: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新型建构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3):1-8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

编辑:李顺强

责编:蒋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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