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见的龙志毅（二篇）
叶小文
《人民政协报》
2019-08-12期12版
我作为连续五届在人民政协履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在纪念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我直接接触、亲见亲历的那些在人民政协里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真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我写过一篇《我亲见的赵朴初》（发表在《中国政协》杂志2019年11期）。好多朋友看了说感动，能否再写一位政协中的共产党员干部呢？好，就再写一篇《我亲见的龙志毅》。
龙志毅，1993年—1998年任贵州省政协主席，此前曾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等职。
记得34年前的1985年，我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调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连升三级），就是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的龙志毅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我离开贵州近30年，每次回去，都要去看望这位老领导。有时也就是问一声好，道一声平安，然后默默无语地相视而坐，挥手而别。
去年是龙志毅90寿辰。他发话，不做寿，大家各忙各的事，都不要去看他，连自己在外地的儿孙都不必回来。我只好请一位画家朋友，画了一幅捧着寿桃的老寿星图，从北京托人送去，略表心意。
他在外地学习的孙子，小名游游，用手机给爷爷发去一则短信：
“祝爷爷九十生日快乐！我们大家最敬佩爷爷的莫过于三件事，也是古往今来大成者们都做的三件事。第一件是立德，爷爷廉洁正直，通过言传身教，给龙家做了榜样，让我们大家不管在哪里，做什么，都首先做到堂堂正正；第二件是立功，爷爷不管是主政贵州还是在政协期间，都给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可谓是政通人和；第三件立言更不必说，一篇篇从大格局着眼，从细节着笔的小说与散文，影响深远持久，其中《政界》与《王国末日》尤为著名。祝爷爷身体永远健康！游游”
游游的父亲、龙志毅的儿子龙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事后告诉我，当时爷爷看了短信说，把“主政”改一个字，“辅政”就可以了。龙隆想了想说，“主政”也通，看主什么。你老人家住持过的所在，国防工办、组织部、政协，还有一段分管文化新闻和党群，都被行内誉为有新气象。龙志毅听后，默然了。
还是这一家祖孙三代的对话，比我送的寿星图更贴切啊，我颇以为然。
立德。龙志毅的廉洁正直，通过言传身教，不仅给龙家，也给予他工作过的许多同志、朋友，都做了榜样，我就受益不浅。
龙志毅1949年前就参加革命，那个时代的“愤青”呵！以后是一条长长的革命之路，曲折、隐忍、坚守，一路走来，官至正省，官声不错。终了，乌云散，彩云散，离休了。我对他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可能是你一生从政的总结？他微微点头,补充道，难说，有些事，留给历史去说吧。
龙志毅的夫人叶慎真，1950年与他同是在重庆西南团校第一期的学员，两人1952年又一起派到贵州贫困山区的“互助合作试点工作组”，遂相爱结婚，是一对典型的革命夫妻。夫人晚年长期患重病卧床不起，以至与家人由少讲、少动、少交流的“三少”逐渐成为“三不”。龙志毅和保姆一起照顾她的起居生活，直至最终。龙志毅在《甘苦与共六十年———我与慎真》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段时间想得很多，有时见了慎真，竟情不自禁地伸手与之相握，一般都得到了她的热烈回应。”相濡以沫的深情，令人感动。
记得35年前我“走马上任”当共青团省委书记时，龙志毅给我的赠言是记住“三勿贪”，无论当了什么“官”，无论面对什么诱惑，都要：一不贪财，钱嘛，组织上给多少就多少，个人给的一概不要；二不贪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三不贪官，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千万不能伸手要官。30年前我从贵州调北京工作，龙志毅对我的临别赠言是，到哪里都要干好，干什么都不能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大山里长出的一根小草，给它一片阳光，也会灿烂。我真没想到，后来当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一干就是14年半。
立言。1947年，龙志毅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文学跟随他一生,一生笔耕不辍。他是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有《省城轶事》《龙志毅散文选》《龙志毅小说集》《冷暖人生》《王国末日》《政界》等，都很好看。《政界》一出就引起轰动，百花出版社也大喜过望，居然再版13次，发行10余万册。盗版蜂起，难以遏止。文学评论家李国文评他的作品，“作家是史家，龙志毅把镜头对准时代的变迁，构成他作品的经；但文学是人学，在他笔下描写的一个个对象，则是他作品的纬。尤其是那些卷入社会利害、现实冲突、生活矛盾和政治漩涡中去的人物，则更是龙志毅着力刻画的主体。”我特别喜欢看龙志毅忆旧事、怀故友的散文、随笔。他90岁写的《读熊庆来传笔记》，我读后的感受是“看似白描，笔蕴惊雷。忆皆往事，令人唏嘘”。前不久他的一位老部下、也是我的老朋友病逝，年已91岁且曾患过脑梗塞住医院一月有余、还未完全恢复的龙志毅，马上写了篇《往事已如烟》的怀念文章，在《贵州政协报》上发表，我看后不禁潸然泪下，感叹“真诚得坦然，平凡得伟大，这样一代人，淡出已如烟”。
立功。龙志毅无论“辅政”还是“主政”，确是走到哪里都“政通人和”。果然“政声人去后”啊!我因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多年，有一次去看他，就戏言我也“垂垂老矣”，但“老干部，不要怕，还有人大和政协”，我还在政协干着呢。曾经光华内敛，游刃有余，从容、稳健、遒劲，而今却也老态龙钟的龙志毅，杵了拐杖，一身棉睡衣，送我出门时，却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到政协可不是老了来混日子的，政协委员中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一种党性修养，是终身的修养。干过政协工作后回首往事，也不能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这话耳熟能详，是我们年轻时就常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的话啊。受此启发，我写了一篇《一种特殊的党性修养》，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政协主要领导看了，批曰“挺好”。
记得那天龙志毅还随手给了一篇他写的有关政协的文章，请我“指正”。我回去细读发现，我们现在强调的“在新时代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协的职能定位和主要任务，探索地方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机制”（参见叶小文《新时代地方政协的新使命》一文，载5月22日《人民政协报》），这样一个大题目、一篇大文章，当年作为省政协主席的龙志毅，就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啊。虽然是写政协工作的文章，一口气读下来，仍然是文如其人，朴实厚重，一样的“看似白描，笔蕴惊雷。忆皆往事，令人唏嘘”，一样的“真诚得坦然，平凡得伟大，这样一代人，淡出已如烟”。
不，往事并非如烟，青史可资存鉴。
谨将曾任贵州省政协主席的龙志毅的这篇《我在省政协五年的探索之路》，附在本文之后，留此存照，也请读者共赏自鉴。当然，从中给我“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激励和鞭策，自不在话下。那天他说的“干过政协工作后回首往事，也不能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似还在我耳边回响。
人民政协70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数不完的杰出人物，说不尽的龙志毅。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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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省政协五年的探索之路
龙志毅
《人民政协报》
2019-08-12期12版
1992年底和1993年初，又到了换届之年。此时我已经年满63奔64，要离开党政领导岗位了。去哪里？我的首选是省政协，这同中央的安排不谋而合。之所以首选政协：一是看重它的历史功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曾代行宪法的共同纲领，以及国旗、国徽、国歌等都产生于第一届政协；二是这里可以甩开膀子干，那时虽然只有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两个职能，但党中央一再重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加起来，这两个就是根基，是灵魂。当然，那时社会上对于人大和政协缺乏了解，有时候难免观点偏颇。我不在乎这些，当然需要发挥主动性干得更多更好一些。“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遂下了决心，在5年间改变人们对政协的理解。
那时党委还没换届，我的副书记职务还没变，办公室也依然还在南明堂广顺路17号。这时政协的办公楼已改造完成，给我的办公室已安排好了，有时也到那边看看。我很快发现了几件事。一天下午，我刚坐在办公室，整理一些带过来的书籍。蒙素芬副主席便来我的办公室往外打电话。我问她办公室的电话还没装？她说：“家里已安装电话，只能占一头，办公室就不能安了。”我等蒙素芬走后便叫来行政负责人，我问：“这只能占一头是哪个的规定？”回答是“没有规定。”我说：“限一个星期内把所有副主席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都装上。”第二件事：办公楼虽已改建，招待所却很简陋，像一个乡招待所。外面来了人都要有求于隔一条马路的人大招待所或八角岩饭店交际处。本来前面一幢楼房改造了，后面还有3层楼房一幢，同作计划，一幢像样的招待所就有了。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就找来了一位国企负责人，他很快便拿出了一个在原地加盖9层的规划。报市规划部门后，很久未批。我问市政协主席廖海波，他当即向市委汇报，很快便批了，但9层砍掉了3层。第三件事是：开预备会时，时间已到，大会秘书处的同志却建议是否晚几分钟。原来是接电视台的车还没回来。后来我才知道，每次开会，事先通知了，到时必须派车去接，否则不来。这不成老爷了？后来作出规定，政协开会事先通知是必要的，来不来是他的事，有采访车嘛，到时间就开，不等！慢慢地，开会媒体提前到也就成为常态了。
凡此种种令我深思，遂在第一次常委会议上提出“解放思想，适应形势，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工作思路，获得常委们一致赞同。有的副主席说：“这样政协就有搞头了！”
换届初期，所办的实事有两件：一是由我操办，组织一批学者专家为黄果树、天星桥两景区修改导游词。目的是第一流景区，要有第一流导游词；二是为各民主党派申请了若干办公用车，改善了他们的用车情况。与此同时，启动了“两山”调查。由副主席蒙素芬与省民委配合，去了麻山。副主席兼秘书长王思明带队去了瑶山。特别是麻山调查，当时蒙素芬已经60出头，她不辞劳苦，与较年轻的同志们深入麻山腹地、捞脚挽手地走村串寨，访贫问苦。历经数月，写下了大量材料，摄制了丰富记录影像。两个组回来后，在政协内部先看，还邀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在黔南任过主要领导的金风等老同志一起看。大量具体材料和图片触动了大家。“想不到解放已经17年，还有这么多同胞处在这样的极端贫困之中！”当时省委正在开农村工作会，我还是省委副书记，便在常委会议上提出听取“两山”调查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省委常委们和有关地县书记，利用晚上时间到政协听汇报，看录像。有同志当场感动得掉了眼泪。后来，省委采取了特殊措施，一是以省委文件的方式，发了加强“两山”扶贫的通知；二是在省级机关开展了一次庞大的向“两山”献爱心活动。捐献了许多钱和物（衣服之类）。“两山”调查不仅震动了贵州，而且震动了北京。蒙素芬被请去向全国政协和有关部门作了专题汇报。应当承认：“两山”调查是贵州扶贫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使政协的社会形象迈上了一个台阶。
在那一段时间中，除了开大会时的提案，我们每年都要向省委、省政府送上两三件重点“建议案”，都得到了有效的回应，如加强民营经济发展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贵州历史文物现状和发展的建议案。由副主席常征牵头，组织有关专家，历时两年，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我有空也参加。例如普定穿洞石器期时代遗址、关岭红岩天书等。特别是上红岩观“天书”那一次，雨后路滑，我在警卫处一个年轻同志的帮助下，休息3次才到山顶。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后，向省委写出了《贵州历史文物现状及保护和发展》的建议案，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在向来紧张的省级财政中尽可能地安排了专项资金予以改善。
那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便启动修改章程。除已有两项职能，又正式加上“参政议政”职能，使政协之路更宽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些事，都可以列在“参政议政”的范围里。政协章程里规定：大事协商于决策之前。什么是大事？我看在省里莫过于每年年初省长向人大全体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除党的建设外，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事业都有。那几年已开始提倡“民主决策”。初稿出来后，便送一些单位征求意见。自然少不了政协一份，如有必要还可请政府副秘书长等负责同志来加以解释。我看这不是“大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做法。关键是，没有将它纳入一个非完成不可的程序。例如正式召开政协常委会议，省长出面作说明，然后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当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各省市区政协主席座谈会上强调，地方可以探索，可以试点。我听说，他在天津主持工作时，就经常不定期地举行各界人士对话会，听取各种意见甚至批评，因而受到启发：何不如一年开次省长与委员座谈会呢？当时省党代会还未召开（推迟到11月），我还是副书记，经常在会内会外和时任省长陈士能交换上述意见，用政协的常用语言，就是开始了个别协商。经过反复研究，遂决定：人大开会前半个月，省长带报告稿子到政协常委会议作说明，然后面对面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完成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程序；每年年中（7月）召开一次省长与委员座谈会，省长到会（有关部门列席）报告上半年工作，认真听取正面建议或批评意见。叫什么呢？我们叫它寓监督于协商之中。经过两三年实践，很有成效。同时还提高了委员们对政协大有作为的意识。到了那届中期，陈士能调走了，新来的省长是吴亦侠。我们那两件履职办法，并没有立法，属经验范畴。又快到决策于协商之前的时候了，政协办公厅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按照往年一样写报告，我给吴亦侠打了电话（此时早已开过党代会，我已只能列席常委会议了），亦侠在电话上回答得很干脆：“很好呀，省委不是发过纪要吗？那就是在贵州党内‘立了法’，我一定按时到会！”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提前15分钟到会场，亦侠却早已到了。他对我说：“之所以提前来，是想请个假。我先讲几句，让负责起草的副秘书长接着讲。”谁知道他一讲就是一个多钟头，把要讲的话全说了，才在掌声中离去。年中座谈时，他不仅带来了秘书长，还带来了10多个厅局长。亦侠边听边记，最后作了认真的表态。最令人感动的是换届前一年，他已得了不治之症，第二天便要去上海开刀，仍然坚持到会，作了长篇发言。这两项履职的举措一直延续到至今，20多年没变。
政协的三项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中，最敏感的是民主监督。不是不能办而是难办。不言而喻，政协的监督，属于民主监督，也就是代表社会各界人士对各级官员工作的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谁都知道，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这是不讲自明的简单的道理，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好办。轻了不起作用，重了往往起副作用。每次在全国政协的省级政协主席座谈会上，民主监督都是热门话题。根据我的了解，两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省探索出成熟的经验。经过反复琢磨，我们试行了省长与委员座谈的方式。即每年中期（一般在7月中旬）由省长带领省政府秘书长和计委、经委、财政等有关厅局一把手到政协开座谈会。先由省长通报上半年经济建设和改革情况，然后面对面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建议。政协方面参加的人，除常委外，吸收部分相关委员专家参加。故不叫常委会议而叫省长和政协委员座谈会。那时陈士能还在，执行的效果很好。例如第一次座谈。委员们联系实际，集中地谈了投资环境存在各种问题，例如不管外商内商，只要他想来贵州投资或签了意向合同，有关部门便急不可耐地采取各种名目“雁过拔毛”，弄得别人不敢再来，结果是意向成果多，实际引资到位少。也有从正面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贵州工学院教授、政协委员葛真，根据贵州资源丰富特别是能源丰富，但资金紧缺（财政收入不到百亿元）的情况，提出可以用资源资金化的办法加以解决。这次会议之后，改善“投资环境”“资源变资金”成了当时的口号。
这分明是一种监督形式，但那时大家都还不敢理直气壮地触及此一敏感问题，因此给它定性为：“融监督于协商之中！”全国政协看中了这种监督方式，指定贵州在全国经验交流会上发言。
探索无止境，在那5年中，全国两会之后，我们都要去一个省参观学习两三天，如去过山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去湖南时，听时任省政协主席刘正同志介绍：每年全会期间，都要举行一次全面汇报会，请省委书记和省长参加并听取委员们的意见（一般在会议后期举行），我们觉得很好，便将它学过来了。至今似乎还在执行。
自从中央多次发出了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有关文件后，为政协履职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各省逐渐呈现出一个一届干给一届看、一届接着一届干的局面。据我所知许多省已制定了三项职能的完整规范在本地试行，全国政协更是出现了双周协商、网络议政等制度，可以想象协商民主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一大亮点。
（作者系第七届贵州省政协主席）
文章来源：望海楼札记